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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读《中国历代思想家》两宋卷，注意到一个跟他们的思想没有什么关系的事。宋代学术大家平均寿命六十四、五岁左右，一般是在35岁前后正式开始自己的学术事业，大抵与孔夫子所说的“三十而立”同步。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较之宋代无疑有了很大的提高，平均76岁（2011年的数据）。学者作为知识阶层，寿命还要更长一些。即便是经过复杂的斗争与曾经相对贫困的生活，当代学者群体一般都能活过80岁。可以想象未来的学者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平均寿命还会更长一点。我们现在治学问的人也多是从三十四五岁左右开始的，跟宋代差不多。因为寿命更长，所以可以治学问的时间自然也更长，前后加起来有近五十年的时间。只要人生的目标不是长生不老的话，这个时间不短了。若要从整个人生来考虑自己的学术事业的话，似乎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五十年怎么度过。对于年轻的学子而言，更可以考虑一下怎么为自己将来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奠定基础。 当代的学术生活已经相当专业化了，要从事考古学研究，一般都需要读到博士，可能还需要做博士后。即便本科专业不是考古学方向，从研究生阶段开始，也要六七年时间完成学业。如我等本科学的就是考古，又辗转国内外求学，加上博士后，前后加起来超过十五年。有时不免会做这样的设想，假如我上本科时就知道将来会经历如此之长的教育时间，我该如何度过呢？显然我需要按十五年的教育年限来规划，比如说搞三个“五年计划”什么的。前面用五年时间学习通识，中间五年用来学习专业，最后五年用来发展研究能力。如果我真是这么做的话，那么一定会视野非常开阔，基础扎实，研究能力出类拔萃。然而，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可是浪费了许多时间。一开始就是专业教育，后来反过来弥补通识，到了该发展研究能力的时候还在弥补知识基础。我想对有志于将来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同学来说，需要从本硕博整个教育体系来考虑。像那种一上大学就开始做研究的做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大学阶段应该是奠定通识基础的时候，硕士阶段是专业教育阶段，博士阶段侧重研究能力的培养。 现实很无奈，一上大学就是专业课，整个教育体系跟半个世纪前并没有多少改变。那个时候国内专业考古人员十分稀缺，研究生教育凤毛麟角，本科阶段必须高度强调专业教育。加之那个时候的考古工作基本等同于田野考古发掘，所以本科阶段极端强调田野考古训练也在情理之中。然而，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考古学越来越强调研究导向了，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与本科生教育比肩，地方考古所也不是考古学专业学生的唯一选择了。还有开办考古学专业教育的高校已有四五十所，至少没有必要所有的院校都是以田野考古为中心的。现在到了改变的时候，即使我们不能改变制度，至少要保持一点清醒的头脑。对于那些有志于考古学研究的同学来说，有必要知道现行教育体系的弊端，尽可能地扬长避短。教育就好比提供操作系统，它给你基本平台的同时，也限制了升级的可能。当然，人要比电脑灵活，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知识体系，随时可以升级。为了实现这一点，就不能不注意拓展自己的基础。 最近我一直在重复一句看似自相矛盾的话：不了解人本身，就不可能透物见人；不了解考古材料，也不容易了解人本身。行走在校园中，观察一个人的衣着、走路的姿势、或是旁听到闲谈的片段，我就大致可以判断这个人是几年级的学生，文科还是理科生，甚至可以推断是哪里人。为什么我根据如此零碎片段的信息就可以做出较为可靠的推断呢？原因非常简单，我是生活大学中的人，我了解这里的背景关联。所谓了解人本身，就是指了解人本身的关联形态，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凭借非常有限的信息（就像零碎的考古材料）来做出较为准确的推导。有关人本身的关联形态涉及到许多跟人相关的学问，最贴近的是历史学与人类学，其次有研究人类选择的经济学，研究权力的政治学，研究人与人之关系的社会学，还有研究人之内在世界的心理学。这些学科跟人本身关系十分密切，我们不可能不了解它们，就可以通过极其零散的实物材料去了解人。就像我这个生活在象牙塔中人去看商海沉浮一样，我都不如一个近乎文盲的路边小贩。如果考古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我们就需要有关的通识基础。 看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真正的高手往往都是内功深厚的人，在学术研究中，内功就是知识基础与理论修养。内外功夫其实都是需要的，不过内功修炼的时间更长。理论的东西容易知道，但难于理解，更难于化为己有，得心应手地加以应用；最难的可能还是创造——这立足的已经不是个人的学术努力而是整个学术体系与社会环境了。古往今来学术大家无不是内功深厚的人。考古学虽然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其理论大发展也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宾福德所立足的是美国的科学体系与科学哲学，从教育经历来看，他的天分并非难以企及的那种；但支撑他的学术体系是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后过程考古学的大家伊安·霍德仰仗的是欧洲充满人文主义色彩的后现代思想，而这恰恰是美国所难以比拟的。考古学的发展实际是整个学术体系发展的一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中国考古学家要有大的成绩，一定要扎根深厚。就像我们说当代的战争一样，它是全体系的对抗，局部的胜利于事无补。中国考古学如何才能扎根深厚呢？我想这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单纯中国本土考古学肯定是不够的，把中国考古学变成西方考古学的一部分也是不成的——就是最好的学生也不可能学到百分之百。所以，我们必定要会通中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当然，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很不幸，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也许从计划部门看来，一切都像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但是具体到每个研究者身上，一针又一针的旨在提高成绩的兴奋剂让研究者总处在欲望与焦虑之中。归纳起来说，一个人所面对的障碍大概包括三个方面：时代环境、周围社会、与个人。有时候是时代环境不允许，有时候则是其他两个方面。读《吴宓与陈寅恪》有个感受，那一代学人虽然学贯中西，但由于时局变化无常，他们都没有机会把自己研究成果系统地写成著作。我们这个时代倒是可以了，但周围的社会关系常常搞得人心烦意乱，每个人都有自己了利益与考虑，未必都是坏人，只是与自己的看法不同而已，于是乎就有矛盾纠纷。即便是与世无争，还会与自己有一争，每个人总是期望自己比想象或计划的还要做得好一些，至少也要达到计划。实际上，自己总是因为合理或不合理的原因做得不如人意，不断犯错，甚至重复同样的错误。因此，有必要说服自己，保持意义感，避免虚无主义。 以前读过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一篇美文“忠于浪迹天涯的缪斯”，他引用了一个设拉子古城的僧人的说法：个人应该活九十岁，前三十年用来学习，中间三十年用来游历，最后三十年用来著作。按照中国大学的工作制度，六十三四岁就要退休，给人的感觉，仿佛剩下都是垃圾时间了。其实从整个人生的角度来看，此时正好是著述的时候。不幸的是，退休之后多不能再申请经费，再带学生，著述往往需要动用不断缩水的退休工资，这的确是对智力的巨大浪费。西方的大学大多采用弹性的退休制度，宾福德是03年左右的退休的，当时已经74岁了；另一位导师温道夫退休的时候已经近八十岁了。因为有支持，宾福德最后都有机会写出集大成的著作，温道夫有机会出版自己的传记。也许将来中国也会采用弹性的退休制度，不像现在这么一刀切，那样的话，我们也许真的可以有五十年的学术寿命。若社会形势还没有改变的话，不妨给自己积累一点研究资金与资料，用生命最后的三十年来好好著述。不拿经费，也就没有了压力，不受干涉，所以也并非没有好处。即便无法出版，在这个网络时代，很容易做到“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较之那些出版后即进垃圾堆的文本要有意义得多。 当代考古学已经职业化了，不同方向也日渐专业化，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作为一门关乎人类历史探索与文化传承的学科，它的长期存在时可以期许的。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不同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交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什么不说用自己的石头攻自己的玉呢？因为有思维定势，解决不了问题。因此，考古学需要关注其他学科，同时其他学科也需要了解考古学的进展。从目前已知的途径来看，考古学将会继续从科学与人文两条线索上继续前进。五十年的学术寿命是远远不足以探索这些广阔的领域的。不过，只要我们不把生命简单定义为个人唯一拥有的东西，我们就大可以开开心心地生活。我们的文化生命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就像我们的生物基因一样。也因此如此，一生的考古学成为绵延不绝的事业。 对正在学习考古学的同学，我的建议是：立足于一生的考古学事业而不仅仅是眼前的一点利益，奠定好的学术基础；系统地积累资料与创造其他研究条件；持续地学习与训练方法；最后，保持终生学习。也许还可以加上一句：锻炼身体，享受生活，好好工作五十年！ （全文来源：穴居的猎人 陈胜前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9030190102v62w.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