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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已经100年了，再过100年回望这段历史，估计会比较接近它的真实、它的可能性。清末改革是辛亥革命的催化剂。现在有人讲清末新政，说我们现在不能改革，改革会成为革命的催化剂，会有动荡，会有动乱。我觉得，讨论辛亥革命时，不能狭隘地看待历史，一定要从正面的角度去理解。 无论是对于辛亥革命，还是对于改革和革命，一定要深入研究，好好地进行反思。有很多学者讲，我们研究这么多年，有很多细节已经很清楚了，一些档案、一些东西大家也都知道。但是要以小见大，通过辛亥革命来反思当前的重大问题、反思我们的改革。雷颐提出，辛亥革命之前，改革和革命在赛跑。当然，清末改革是假改革，因为当时清廷没有主动地去推动改革，而是被动地改革。这样一种赛跑，我们是应该好好地追问的。在这里面，我们要学会判断什么是问题。比如在当今，我们面临重大转变，关于改革的共识淡薄了，跟1968年和1978年相比，改革的动力在减弱。但我的看法是改革的压力在增强，现在是外力大于内力，体制外的压力非常大。在内在动力不足、外部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还不能促使内部改革，还在那说我们一切都很好之类的话，是不现实的，对历史也是不负责的。 我们一直说民主科学，但是100年来，我们深层次的东西还是没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改革。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鲁迅也说：致力于革命的结果，就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名称留下来了，革命尚未成功。所以，他告诫中山大学的学子们，使命很重大，要发扬革命精神，必须被革命精神所弥漫，这精神犹如绿光，永远放射。 亨廷顿的变革社会秩序就提出：每一个未被吸收到政治体系中的社会阶级都有潜在的革命性，挫败一个集团的要求，并不给他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有可能迫使他们改变革命的集团。清廷当时对立宪派的需求没有满足，所以最后立宪派也转入了革命。改革不仅仅是推倒了阻碍，更重要的是教给人们怎样才能革命。现在有很多历史也证明了禁压之后出现大革命的几率比较低，也许恰恰是一种改革、一种假改革、一种被动的改革，或者是一种不太成功的改革引起了革命。所以，改革和革命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关注，确实是见仁见智。通过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尽管我们承认改革是双刃剑，但它值得我们现在重新反思。我们应该对辛亥革命进行深入的研究，既包括细节性的，也包括思想性的一些事件或者理论的研究，来对这个问题有所推进,但研究的出发点还是要回到现实中来，推动对当前问题的解决。 辛亥革命到现在这100年非常重要。现在我们纪念、反思辛亥革命，要往辛亥革命之前的100年看一看，也就是1811-1911年；还要往后看100年，中华民族还面临着重大的使命。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要对辛亥革命进行研究，另外一方面更要跳出辛亥革命，或者说通过辛亥革命来看未来。上世纪三大革命，辛亥革命、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确实非常成功。但在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我们的国民性质、人们的素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问题，依然是无法绕开的严峻现实。其实，政治和经济的还都是表层，权力更替和经济发展很快就可以做到，但社会、文化、国民性素质的提高是长期的一个大问题。章开沅先生认为，1978年的改革证明我们的改革是颜色革命的替代物。如何继续推进改革，起码有一点，从政府的角度，不能为今后的改革设置障碍。这样才符合历史的潮流。 刘志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辛亥革命意义再认识 辛亥革命年年有纪念，今年的纪念有更好的社会环境，现在兼容并包。但是，今年关于辛亥革命的讨论，有很复杂的思潮背景。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高度称赞君主立宪，甚至埋怨辛亥革命，认为如果不是革命的话，君主立宪也可能像在日本、英国一样，使我们更早走向民主共和；受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有破除对孙中山神化的倾向。这些观点都是偏激的。 我想针对这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一是应该重新判别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有二千年的历史积淀，是第一个成立的具有民主性质的民族共和国，建立中华民国是它的伟大成就。中华民国的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通过第一部民主平等的宪法；其次，领导了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建设；更为重要的是，主导了抗战的胜利，使中国成为完整意义的主权国，并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第二个问题就是立宪。我觉得，中国不可能走上日本、英国那样的道路，因为同样是君主国，日本和英国跟我们有极大的不同。我们是高度集权的君主国，而日本和英国，君主的权力相对比我们要小得多。且不从外面讲，就从我们自身讲起。秦汉之前是分权制，有很多邦国，各个邦国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自己征税，中央相对比较弱。秦汉之后是高度集权，后来建立大一统的专制集权。 在分权时代，商存在了554年，周朝790年，如果再加上最后一轮诸天子，总共有800年。而在走上集权制之后，我们最长的王朝是超过300年的汉和宋，但是汉有东汉和西汉，而且东汉和西汉在换代的时候人口减少了二分之一。宋代也分为北宋和南宋。大一统也就是元明清，都不超过300年。 在高度集权时，政府是全能的，什么都管，把所有的社会矛盾集中在王权。所以，我们分析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李自成的“迎闯王，不纳粮”，都不是对地主，是对王权。所有的封建地主农民都是针对王朝的，是民反官，农民反抗都是小打小闹的，而形成农民战争所有的矛头都是对准官府。官民的矛盾比较突出，这就印证了主要矛盾是什么，是地主对农民，还是官员对农民；官员对农民的矛盾也就映射了地主对农民的矛盾。所以，历史地看，我觉得凡是集权的政府都要遇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寿命短。秦汉到明清，我国的专制是愈来愈强化，最后都崩溃了。社会体制一旦走上集权制，它的权力就不可分割。在这种体制之下，能走上君主立宪吗？我认为是不能的。 回过头看，在封建体制之下，我们古代那些思想家能达到最高的高度就是试图改变这种现实。我们常常说模仿西方，其实，那时候西方也没有真正这方面的系统观念。在实践中，不外乎三种办法，第一是分治于全国，也就是主张分权；第二是加大地方权力；第三是在封建制度发展到顶峰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土生土长地按照自己的思路分权。在这种集权制下，要想推翻君主是办不到的，如果不想造成很大的损失，要想达到目标，那就要分权。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最好的办法就是民主。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官民矛盾难以调和。我们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经历了几千年的大起大落，有很痛的教训，要重视先人思考的成果。 王也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探寻三民主义真谛 人们有一种逢十大庆的习惯，辛亥革命50年、70年、80年、90年的时候，都举办过规模比较大的纪念活动，但是在社会上影响不大。今年的情况有些不同，是社会各界都关注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毫不讳言地说，历史出现了某些惊人相似的现象。有的学者概括为又出现了革命和改革赛跑的现象。如何能够避免革命跑到改革的前面去呢？大家都在思考。这样一来，历史就变成当代史了。 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是什么呢？我觉得很简单，就是走向共和。共和不是中国特色，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上没有。共和实质的精神就是民主宪政。中国的文化中间找不到共和，是不是中国就不应该有共和呢？不是，共和恰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还没有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人心向往之。一旦走上了这条路之后，是不可能倒退的。在认同世界潮流问题上，孙中山先生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么这个潮流，我们绝不能把它看成某一个国家、某几个国家掀动的潮流。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方向。我写过一篇文章《不要在文明问题上犯低级错误》。什么低级错误呢？就是只承认特色，只承认个性，不承认共性。这样，起码的哲学都不成立了。在哲学范畴中，共性和个性是共存的。中国历史一旦走上了共和之路后，正像孙中山所说，“顺之者昌，顺之者胜，逆之者亡”。中共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在提出的时候，曾经也有其他几种说法。其中一个说法就是“真三民主义”。毛泽东接见外国记者的时候，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真三民主义。”言外之意就是，国民党搞三民主义有点不那么真，我们才是真心实意地搞新民主主义，搞三民主义。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回到新民主主义这样的主张和要求出现过好几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于光远老先生就提出我们的改革开放应该参照新民主主义。最近又有提出来要回归新民主主义主张的。我和杨奎松曾经写过专门的论文，研究当年中共为什么放弃了新民主主义。我们的研究结果都认为，当年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列宁主义。列宁写过一篇很有名的著作，叫做《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他把新民主主义两步走作为一个策略提出来：“我们要麻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我们的力量足够大的时候，分两步不间断地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从列宁主义的策略上来讲，他的所谓民主主义的目的是麻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今天回归新民主主义，不要回归到列宁主义的那个策略上去，而要回归到毛泽东当年说的真民主主义、真三民主义那里去，就是要在一个“真”字上做文章。只有我们真诚地实行民主主义，人民大众才能真诚地信任我们，我们也才能够赢得民心。我们只有从清王朝改革落到后面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在改革问题上不动摇，不三心二意，坚定地推进改革，甚至在适当的时候提出改革的时间表，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看到希望，重振民心、民气。渐进的社会共识还是容易达成的，因为我们从当年清王朝的改革就能看到，但渐进不是不进。如果把门一关，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进程，连这个世界潮流也不承认，甚至对着干，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前途的。 袁正光（前中国科协研究中心主任）： 辛亥革命已过去，新文化必将继续 清末各类学者出国留学归来，认为要改革才能进步，国家才能兴旺。文化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个民族靠什么联系、组织与凝结？人们依靠符号进行联系，依据道德规范、习惯规范、制度规范组织起来，凭借价值观凝结，价值观是灵魂。文化包括三个层面：符号层面、价值观层面、规范层面，尤其是制度层面。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曾概括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核心为“科学与民主”，其实更精确地表述应该是“科学与人文”。这些都是价值观层面的理解。制度层面应理解为“民主与市场”，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基本就会走向腐败加混乱。 民主的基石是人权。约翰·洛克曾说：“人权就是生命的权利，获得财富的权利，就是私有制。”回头再看约翰·洛克论述私有财产的必要性、神圣性、合法性和合理性，让人感觉到震撼。17世纪时他就把这个问题看得如此之透彻，还强调自由的权利。人权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民主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人权诞生于理性思维，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与人的价值观有两个核心内容：1.世界是有规律的；2.世界是进化的。约翰·洛克受进化论影响，认为人类社会也有自身规律。“权力不受约束，必然走向腐败”，权力最可能使人的欲望无限地膨胀。 我们近二十年来研究的中心是“科学、人文”，把科学实用化、技术化成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科学是第一认知力。科学文化的核心是尊重规律，人文文化的核心是尊重人。新文化我们还要沿用。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是科学与人文的制度体现，而科学与人文是民主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的价值观。价值观与制度之间是有互动的。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华民族走向共和、走向民主、走向宪政的序幕，尽管遇到了很多波折，但新文化还将继续，科学与人文还在进步。 刘序盾（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在共和的国体下，政体有待加强 辛亥百年以来，我国的国际处境到现在有何变化？辛亥以来，有哪些社会改造的目标尚未实现？尚未改造的目标对我国的国际处境有哪些消极的影响？100年来危机依然存在，表现愈显深刻。在共和的国体下，政体有待加强。民主和宪政是辛亥革命的目标之一。西方国家对政体、国家性质非常重视。国体和政体影响到国家的强大，越强大的国家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越大，这是西方上个世纪一百年来两次世界大战、多次局部战争所得到的血的教训。对专制的妥协必然给人类带来祸害，是20世纪人类的基本教训。国体和政体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中国在应对某些国际问题时的表现让人感觉有些软弱呢？其根本原因在于内政。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不仅给国内带来许多问题，也给对外关系带来许多被动的影响。由于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一些社会问题进入了高发期，导致我们在国际问题上失去了很多道义高地，导致国家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的研判与应对等很多方面气短、手软。 辛亥百年纪念是凝结两岸共识非常重要的工作，要清楚地意识到辛亥革命时的理想目标哪些实现了，哪些还未实现，哪些至今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当代中国，还在拖中国社会进步的后腿，国家被越拖越被动。历史观能深刻影响人们对现实的看法，是无形的但是相当重要的。错误的历史观会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产生消极的影响。不能由于现实的某种顾忌就贬低革命的意义。关于革命的意义，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中写到“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败了，各个阶级有思想的人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我们不是把恩格斯的话语看成是革命的呼喊，而是拿来作为改革或革新的催生。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无愧于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无愧于后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