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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加快、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同时，资源消耗的强度、资源短缺的矛盾以及环境污染的程度都在加大、加重。此一现实境况促使学界针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同一时期，得益于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国人沐域外学术新风之机会日益增多，学术新概念、新领域不断被迻译、引介，以至 1970年代在美国被正式冠名的环境史，时隔20余年逐渐为国内学人熟稔。 有研究无概念 1980年代可说是有环境史研究、无环境史概念的时期。其中，人地关系理论探讨的恢复以及环境变迁研究的开展，是与后来的环境史息息相关的两大方面。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对人地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历经曲折。前4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人地关系研究的一个高潮。1950年代受政治影响，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影响的观点，被视作“地理环境决定论”而予以否定，同时1940年代以前有关人地关系的学术讨论受到了批判。直到1970年代末，中国史学界大多讳言地理环境的作用，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也尽量避免从人地关系角度考虑问题。198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重新展开研究和讨论，具体分析了中国的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留下了许多颇具分量的理论成果。 在这一阶段，当中国史学界重新探讨人地关系问题之时，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生物学等领域的学者对环境史的很多主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这包括：对气候变迁、森林草原等植被变迁、野生动物分布和变迁、江河湖泊变迁、沙漠成因和变迁以及海岸线的推移等问题的研究，对农、牧、林业开发之于环境影响的研究，对水利的研究；此外，环境考古、环境保护、美国环境观等一些新研究领域崭露头角。这类研究大致厘清了中国自然环境变迁的基本脉络，开始关注随经济社会发展而来的环境问题，并初步展示了某种新的学术前景。 总的来看，这一阶段中国史学界的相关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是在缺乏明确的生态学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因而，在理论探讨中，对地理环境之于社会历史的作用更为重视，对社会历史发展之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尚未给予足够的注意；在实证研究中，研究旨趣主要在于认识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与发展，而不是在其影响下的社会历史的变革。此外，学术思想倾向基本上还是为人类战胜自然而大唱赞歌。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严重分野的情形下，我们一直没能发展出跨学科意义上的环境史概念和作为一种明确的交叉综合研究的环境史领域。 有概念无学科 1990年代可概括为有环境史概念、无环境史学科时期，是一个承上启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之阶段。前一时期活跃的学者在继续深化、拓展研究，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也加入与环境主题相关的研究队伍。他们不仅开始自觉地吸收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内容，拓展和更新对中国历史地理以及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而且更全面、辩证地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同时，海外中国史研究向环境史领域的拓展，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在这一阶段的工作中，中国学者主要基于美国论著译介环境史这一国外前沿学术，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方面。 1990年高岱发表《当代美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一文，最早引介环境史。1993年12月由台湾学者刘翠溶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伊懋可在香港共同举办的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由他们主编、分别于1995和1998年以中英文出版的会议文集，被海外学者视为认识中国环境史兴起的一个清晰可辨的事件。1995年，侯文蕙出版我国第一部研究外国环境史的专著《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1999年，她又出版译著《自然的经济体系》。1999年，台湾学者曾华璧以美国论著为例撰文论述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作为第一个真正研究和评介美国环境史学史的中国学者而受到大陆同行的重视。是年4月15—16日，在中国史学会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共同举办的“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大型会议上，包茂宏作了环境史学术报告；翌年以“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为题发表，第一次规范地将环境史介绍给国内史学界。 这一阶段对外国环境史的引介，以及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开拓，环境史概念传入中国史学界，并作为一个新领域得到阐述。这些工作不仅推动我们了解环境史和先前与环境史相关的各种研究的区别，而且促使我们进行新的史学思考并开启新学科建构的努力。因而，这是一个带有转折性变化的阶段，在有了环境史概念的情况下，为尚无环境史学科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昭示了学科发展的大方向。 立学科谋发展 2000年以来可视为确立学科意识、谋求更大发展的时期，这既是当下的学术努力，也是未来的学术目标。 就中国环境史研究来说，在现实问题的刺激和学术新领域的影响下新一代学人的成长尤为可喜。仅仅在2000年这一年，如今活跃于环境史领域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同时发表相关研究成果，或从理论上阐述和规范环境史，或具体从事环境问题实证研究。之后，国外环境史研究及其成果得到更多、更好的引介。侯文蕙继续翻译出版美国环境史代表作，包茂宏不断发表介绍国外环境史学史的文章。他们在增进国内学者对外国环境史的了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夏明方、笔者以及高国荣等人在引介、研究国外环境史学成就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在此情况下，环境史日益受到国内史学从业者的关注，以至很多世界史和中国史学者知晓环境史，有些人还一直致力于环境史研究。他们围绕什么是环境史这一核心命题，对其定义和研究对象、理论、治史原则与方法以及学科任务和研究意义等问题作了有深度的探讨；同时，中国史学者明确地借用环境史概念，努力挖掘与环境史相关的本土学术资源，自觉地将他们的著述向环境史方向整合。这两大方面无疑是国外环境史被引入中国史学界之后初步结出的果实。如今，环境史俨然成为社会史之后令史学界瞩目的新亮点。 由于解决现实环境问题之需要的推动，以及历史学本身的发展惯性使然，环境史正作为一种新史学而在中国史学界蓬勃兴起，独立的环境史学科意识在日益增强，环境史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也在一些高校陆续地开展起来。 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其研究对象在于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变迁，其思维习惯在于将人类与自然作为历史进程中并置的主体同时考虑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其知识和术语体系在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集大成，其研究方法在于这两大学科的交叉、渗透。因此，环境史必将在主题、史料、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大大突破传统历史学的范畴，从而为史学边疆的拓展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