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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福德的巨著名叫《构建参考的框架》，曾经花了一年时间读过两遍。第一遍看过之后，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只好重新来过，边看边做笔记。其实，老师在课上已经讲过书中大部分的思想，只是要完全理解书中内容，还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里并不是要说这本书，而是要说这句话的真实意思，这也是老师的核心思想。以前并不是很在意，现在有了些体会，或许可以写一写了。 一般说来，我们认为考古学的目标就是发现与研究人类过去的遗存，然后复原或是深入了解人类过去。我想没有人会反对这样一种说法的。如果我进一步问我们应该如何复原人类过去呢？我们尽可能拼合所有能够找到的考古材料，能否实现这样的目的呢？柴尔德不是有本书叫做《拼合过去》么！积累事实是否就能形成系统的认识呢？我想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愿意给予一个正面的回答：即使不能实现目标，至少可以更靠近目标一步。最近看到一项研究给出了相反的回答，即事实的积累对于系统认识的形成并不必然有帮助。比如对人类社会起源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霍布斯的《利维坦》（1651年），另外经典的研究还有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1755年）。有学者分析这些早期研究与现代考古学基于考古材料所进行的社会起源研究，发现其结构还是一样的，现代研究所得出结论更加零碎，还不如卢梭的研究能自圆其说。要知道卢梭的研究是完全没有任何考古材料作为基础的。 这不是考古事实的获取没有意义，而是说，我们更高级（系统深入）的认识不是简单地通过事实归纳就能获得的。考古材料好比有关过去的一个个碎片，你怎么去拼合呢？按照什么原则来拼合呢？我们拼接过陶片的人都有体会，我们之所以能够复原残缺的陶器，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器物原来的大致模样，比如说是一件筒形罐，只要从口沿到底部能够有一线连接，那么就可以复原出完整器物来。在某个省考古所的仓库里，看到技工仅仅根据陶器口沿的部位一块稍大陶片，就把整个器物都复原出来了。初看到，觉得这是不是太离谱了；然后看了整个遗址的材料，发现他们这么做并不为过。这样的器物（豆）的大小比例是比较稳定的，这么复原是可以的。简言之，如果我们知道过去的器物是什么样的，那么复原起来也就容易了。我们知道的陶器过去模样越清楚，复原起来也就是越容易，所需要的陶片也越少。如果不是一件陶器，而是整个的人类过去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大致了解人类过去的框架，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拼合过去。 这么说应该是可以的，事实上考古学家也是或明或暗地这么做的。就拿柴尔德的《拼合过去》来说，他实际所运用的框架就是人类学的框架。这是一个从器用、社会组织到意识形态可以分为若干个层次的框架，这就是马林诺夫斯基所谓的文化框架。马克思主义也采用了这样的结构，比如我们经常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柴尔德后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强调研究史前经济。他所参照的经济框架更多是受到近现代社会影响的——以技术为中心的，因为近代工业革命正是通过技术的迅速变迁极大地提高的生产力，使得人烟远比中国稀少的欧洲大幅度超越了中国。但是我们要知道狩猎采集时代的生产力要素不同于近代工业社会，也不同于农业社会。也就是说，考古学所依赖的框架要有所不同。 但是，考古学家很少会去反思自己所依赖的框架，而是一味地抱怨考古材料贫乏、不够精细、不够准确，如此等等。如果考古学家依赖的框架是错误的，再好的材料也不会让我们得出一个有关过去的准确论断。比如说，中国考古学曾经很依赖一个单线的社会演化史框架，早期人类社会是从母系发展到父系的，许多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就被归为母系氏族社会。这样的框架实际并没有得到很多材料支持，民族志中许多狩猎采集者都是父系的，这些材料是当年马克思所不知道的。 由于框架可能会错，所以有一种看法，那就是不考虑框架问题，埋头去做材料。这样的研究问题很大，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获取材料最终是要要回答一些问题，堆砌事实并不能回答问题。就像我们如今拥有了大量的信息，但是由于缺乏判断，所以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甚至关于某个具体的问题，还不如信息缺乏的古人来得透彻。假如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带那么多行李干什么？我们连马航飞机的大致位置都清楚，地毯式搜索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框架的指导，努力都是盲目的。最糟糕的是，你以为你没有框架，其实你已经被某个暗含的、预设的框架所设定。科学哲学家汉森半个世纪前就注意到“看见”与“看作”的区别，我们看见是一个过程，“看作”是一种认识，我们通常所谓的“看见”都是“看作”。你将什么东西看作什么，进行判断的基础就是既有的知识框架。我们的认识其实是无法摆脱框架的！因此，我们需要将框架摆出来，需要反思框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不是需不需要框架。 科学哲学家汉森所揭示的认识框架，是比较基础的，是一般认识论上的。哲学家还发现有更加基础的，比如福柯所说的知识型或认识型——一个时期无意识的认知结构。哲学思考一些本原问题，也就是框架的基石。不过，对考古学家而言，绝大多数时候并不需要将自己的思考铺得如此广泛。我们更关注一些相对具体的框架，比如上面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框架，人类社会发展大致经历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可能有什么样的特征，如此等等。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就史前人类不同方面的演化都有自己的框架构建，如进化心理学就人类许多行为特征的演化提出了许多很有启发的解释，为考古学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从我们对园林景观的偏好可以推断人类祖先可能在热带稀树草原上曾经生活过很长的时间，从我们对外祖母最亲近的感情推断人类的婚姻形态具有非固定性特征，如此等等。没有这样的框架指引，考古学研究就会非常之盲目。 就社会科学所提供的框架中，与考古学关系最为密切还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经常有说法考古学是历史学或人类学的一部分。历史学与人类学都有较为完整的图景供考古学参考，如有文字的历史或是民族志材料，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类似之，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也为考古学研究人类演化的某个方面提供框架。比如说考古学家想了解古人是如何思考的，心理学的成果是不能不借鉴的；研究古人生计方式的变迁，不能不考虑经济学的原理；研究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政治学就成了视角。当然，考古学更直接框架来自相关的交叉学科，如研究史前考古少不了的文化生态学、行为生态学，这些学科在研究诸如农业起源问题非常有价值。宾福德所著《构建参考的框架》直接材料就来自于狩猎采集者的民族志材料。 民族考古是利用考古学的视角来考察民族学材料，尤其是其中的行动主义研究，即考古学家去做与自己相关的调查，如宾福德做的Nunamiut爱斯基摩人空间利用方式研究。我自己也尝试做过鄂伦春人的研究，颇不成功，但是也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体会，比如说植物生长对遗址的破坏就是我不曾想到的；如果没有石制品，很多遗址几乎不可能被发现；一处居所最不可能被破坏的就是房屋中间那三块用来支撑炊器的大石块……。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实验考古，它通过切实的反复体验（不同状态与形式下的）来检验我们的认识。在缺乏民族志材料的中国，实验考古是一个更重要的研究手段。从器物功能的判断到遗址过程的识别到农业的耕作方式等等，我们可能都需要借助实验考古的手段。除此之外，似乎还可以把一个手段加入其中，那就是谢弗所主张的现代物质文化研究，我们的农村是如何生活的，如何利用空间的，如何利用物品的，从中提炼出来的原理性认识是可以为考古学所参考的。 没有框架，积累事实是不会带来有价值的认识。没有对框架的反思，我们也就失去了对学科发展的自觉。没有这些，考古工作不仅仅失去了意义，也失去了乐趣。 （原文发表在新浪博客：穴居的猎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9030190101ieyo.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