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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万进在《全球史视野下的秦汉考古学体系重构》（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秦汉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近代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以来，秦汉考古就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秦汉考古专著与教材，但由于理论构建与体系建设的滞后，阻碍了秦汉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重新构建秦汉考古学体系已是刻不容缓。全球史从一种编纂世界历史的方法演变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新视角，为从动态角度研究文化和历史变迁提供了新方法。在秦汉考古学体系的重构与建设中，我们在坚持唯物史观指导的同时，也应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 明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转向 按照传统的观念，家庭生活大抵表现为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关系。但陈宝良在《明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转向》（刊于《中州学刊》2011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明代社会，女性通过参与田作、纺织及其他手工等生产活动，已成为家庭经济的一种重要补充。家庭生活史的演变证明，明代妇女不但在家庭中扮演管理者角色，而且广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进而出现了诸如三姑六婆、女贾、女佣、苏州梢婆、插带婆、绣花娘、赶唱妇人、瞎先生之类的职业女性群体。所有这些，无不说明妇女在家庭经济生活中开始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灵异故事与明末清初天主教的民间化 肖清河在《灵异故事与明末清初天主教的民间化》（刊于《东岳论丛》2011年第1期）文中指出，从文献资料看，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开始利用民间社会所常见的驱魔赶鬼、治病祈雨求子等方式传播天主教，而信徒也通过对天堂、地狱、十字架与圣母的显现等方式告诫教友，为巩固、维系天主教群体的身份认同提供动力。这些灵异故事建构了明清天主教的神圣的传统，实际上促使天主教进一步地民间化。天主教的灵异故事的流传与接受实际上反映了天主教在明清社会传播的一种趋势，使得原先依赖书籍、科技等为主的传教方式发生明显变化。 近代中国碱业技术变迁中的跨国影响 赵津、李健英在《近代中国碱业技术变迁中的“跨国”影响》（刊于《南开学报》2011年第1期）文中指出，中国天然碱资源丰富，悠久的历史留下了古人用碱制碱的足迹，近代中国天然碱产业的一度发达绝非一日之功。但在跨国碱业巨头卜内门公司的强大市场攻势下，中国的天然碱产业溃不成军，本土制碱出现了令人痛心的技术断层。一战形成的机遇期意味着中国探索碱业技术的新起点，这一时期天然碱改制、食盐电解、芒硝制碱和路布兰法等各种技术并驾齐驱，中国碱业又现生机。而一战结束，卜内门公司回归中国市场，再度对中国碱业形成冲击，天然碱业重新步入萧条，路布兰法饮恨出局。在恐惧和梦想的交织下，拯救的希望最终落在苏尔维法制碱技术的突破上。 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高层权力的转移 王海光在《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高层权力的转移：对毛泽东领导权威形成的历史考察》（刊于《安徽史学》2011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鉴于中共中央屡屡出现“路线错误”，遂以留苏学生担纲改组了中共最高领导层，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成了“国际路线”不折不扣的执行者。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国际路线”的正确性受到怀疑，“国际派”内部也顿生罅隙。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争取了“国际派”成员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在政治局中结成“小三人团”。红军湘江惨败后，中央最高三人团的威信直落谷底，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在红军存亡之际，毛泽东提出新的进军路线，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周恩来继张、王之后转向毛泽东一边，从而瓦解了最高三人团的最后抵抗。由此，中央的实际权力开始转到“小三人团”手里，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