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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史学并非源自于纯文学作品或纯艺术想象，更非是哗众取宠的“商品”。它必须立足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历史学走进大众视野古今中外皆如此 “史学文化热”是文化史上常见的现象，它的勃发实乃与“历史”的特定意涵与价值密切关联。所谓的“历史”，是指人类社会以往的发展历程、对这一过程中各种现象的记载与人们相关的历史认识。因此，人们在思考当下、展望未来时总要回眸和探讨历史，而历史的记忆也就成为民族“集体记忆”的基石、文化传统的载体。也正因为如此，在作为最基础学科的专业历史学之外，历史学也必然要以通俗化的方式走进大众的视野，并且在需求旺盛的特定时期形成某种“热潮”，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在西方，早在14至17世纪的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史学文化热”就一度勃发。著名人文主义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就有《亨利六世》、《理查三世》、《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等名作。这些历史戏剧反映了英国历史上政治动荡与分裂，寄寓着反对封建割据与暴君专制、拥护中央集权和明君政治的人文主义理想，深受观众的青睐。而在中国古代，从宋代的讲史话本到明清的历史演义，其实都是“史学文化热”的表现。有“清朝第一才子书”之称的七实三虚的《三国演义》，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更是远远超过了“正史”《三国志》。这样看来，正是“历史”的价值，使之必然要被通俗易懂的文学艺术形式来加以“再现”，从尘封的文献记载和晦涩的知识中“飞人寻常百姓家”，形成“史学文化热”。 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因其鉴古知今的经世功能而素来被视为“显学”，实际上扮演着“封建政治学”的角色。近代以来，虽然中国的史学在“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下曾一度显示颓势，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建构起来后，这一传统学科开始获得了新的发展路径。改革开放之初，随着思想文化的拨乱反正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史学界冲破各种禁区探讨诸多的问题，历史学迎来了复苏成长的春天。不过，它的拓展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拓展，“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社会现代化的主旋律和各行业发展的主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日益成型，急需科学技术和应用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由是，工程技术、经济、法律、管理、外语等学科迅速发展。与之同时，作为基础学科而非应用学科的历史学，其价值与功能的彰显相对滞后，难免遭到“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境遇，专业研究队伍开始萎缩，研究经费稀缺，招生人数也逐渐减少。另一方面，由于自闭并固守“象牙塔”而不愿越雷池一步，也加大了这一“冷门”学科与社会大众疏离。探讨课题的陈旧与狭隘，表达话语的学究色彩乃至叙事能力的丧失，使诸多的历史研究成果不仅聚焦在“牛角尖”之中，而且枯燥无味而难以卒读，最终成为少数学术圈人士所津津乐道的“阳春白雪”，不可能在社会大众中传播与普及。 史学文化热已构成当代中国文化景观 在具有悠久史学传统和深厚“历史记忆”的中国，历史学当然不可能被长时段地冷落与忽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建构与良性发展，毕竟离不开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自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并多次邀请历史学家作历史报告。同时，政府对包括历史学等基础学科的经费资助也在逐年大幅度提升。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广大史学工作者不断拓展探讨的范畴，更新研究方法，改进叙事方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促进了“史学文化热”的出现与升温。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日趋兴盛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社会大众的文化水平逐年提高，认识历史、了解历史的欲望随之而日趋强烈。这就促使在专业化的研究之外，衍生出以满足大众需求为主旨的口头与文字的历史叙事。一些颇有辩才和文采的文化人乃至专业史家，开始从事历史叙事通俗化的活动而成为日益走红的“公共人物”，诸多大众的“史学文本”也声誉鹊起，一时间“洛阳纸贵”。，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易中天的《品三国》、阎崇年的《明亡清兴十六年》、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等，都在图书销售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而在影视领域，有关历史题材的“百家讲坛”，更是把历史的通俗化演绎到极致。“康熙王朝”、“汉武大帝”、“大明王朝”、“贞观长歌”、“武则天”等诸多的讲解，吸引了普通百姓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关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史学文化热”已经构成当代中国的一道绚丽多彩的文化景观。 不能以调侃娱乐来“消费”历史 当下的“史学文化热”，当然有其积极的文化意义。作为人类文明传承的纽带，历史既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也是治国安邦的经验宝库，更是人伦教化与人生智慧的范本。古奥难解的古代史籍和枯燥教条的现代史书，难以适应和满足人们的历史求知欲。“鲜活”饱满、形象多姿的通俗形式，无疑是历史知识普及化的“终南捷径”。无论从丰富历史知识、提升文化素质、滋养人生智慧上看，还是从陶冶道德情操、激发民族精神、树立远大理想上看，历史知识的大众化都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记得一位哲人说过， “历史学是未来学”。很难想象，一个对历史无知、毫无历史观念的民族，能够真正地继承自身的优秀文化传统，并由此开拓出本民族远阔而辉煌的社会前景。但另一方面，当前的“史学文化热”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那就是其中所显露出极端商业化的苗头。一些通俗史学的撰写者或讲演者为了扩大传播效果，追求商业利润，不惜以任意“戏说”的方式来曲解历史，甚至无所顾忌地“口吐莲花”，用现代话语来花里胡哨地“调侃”历史，吸引读者和听众。如有人从“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诗句推论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有人说卓文君给人当“二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种急功近利的功利化、媚俗化的倾向如果进一步滋长，将极大地淡化历史学应有的价值与功能，消解社会大众对历史的求知欲望，最终必定会把通俗史学引向以调侃娱乐来“消费”历史的死胡同。 这样看来，如何引导“史学文化热”健康发展，的确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应该看到，通俗史学作品与演讲毕竟不是学术研究成果，它必须讲究趣味性与艺术性，必须让受众在获取历史知识的同时也感受到生动活泼的语言与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而这正是决定它是否能够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由此，在撰写或讲演之中，也就难免有一些话语上的 “变异”，有一些对史实的艺术加工和即兴处理。因此，社会对于这类作品，应该着眼于其积极的社会效应，而对其中的特点乃至缺陷应该有较大的宽容度。但必须看到，通俗史学并非源自于纯文学作品或纯艺术想象，更非是哗众取宠的“商品”。它必须在立足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朴实生动的语言来展开讲述。因此，通俗史学必须尽力避免歪曲和虚构历史，摈弃功利化与媚俗化的倾向。唯有如此，它才能在社会大众中始终保持蓬勃生机。 史学文化热只是一种文化热 这里还须强调的是，当下的“史学文化热”只是一种文化现象，远不是真正的学术复兴。因为不管是畅销一时的历史类图书，还是备受关注的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都不是以科学的学术理路、严格的学术范式和固有的学术话语来书写的。虽然在对大众历史意识的强化与“史学生态”的培植上大有裨益，但通俗史学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学。作为基础学科的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其学术主旨乃在于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深入探讨各种历史现象，并从中揭示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规律和普遍性规律。要把真正的历史知识传播给社会大众，要让他们在历史知识的普及过程中了解历史的真相，并从中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进的必然性与合理的方向，这从根本上取决于专业历史学家勤奋严谨的学术研究。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历史学家不仅应该介入历史知识的普及化，更应该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批判地借鉴域外的史学理论与成果，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各个领域的研究。而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奉行“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的精神，甘于寂寞，潜心学术，才能够为历史学科的长足发展、为历史知识准确而广泛的传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