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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号复生，字壮飞，自署东海褰冥氏，湖南浏阳人，生于同治五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被慈禧等守旧势力残杀于京师菜市口，时年仅三十四岁。谭嗣同生命虽然短暂，而其冲决封建罗网，彻底实行改革的思想却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之光辉。尤其是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给了辛亥以来的革命者们以无限鼓舞。“狱中题壁”诗集中体现了谭嗣同蔑视懦夫，矢志变法，甘愿以自己满腔热血去唤醒国人之高尚情操。这首短诗在谭氏英勇就义后，在国内不胫而走，广为传播，而且据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所记，日本国人甚至将该诗谱成乐章，广为传唱，真可谓脍炙人口，感人至深。 “狱中题壁”诗真伪之争缘起 “狱中题壁”系谭嗣同被捕入狱后，题写于囚室墙壁上的作品，故坊间未有真迹留存。至于该诗是如何由刑部监狱向社会流传，迄今尚未有人探讨，不过最早刊布“狱中题壁”的当推梁启超。梁氏乃戊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之一，又是谭嗣同之密友，百日维新期间与谭氏过从密切。慈禧、荣禄诸人发动政变之后，梁氏在日本使馆协助下亡命东瀛，并很快办起《清议报》连篇累牍地刊布了宣扬变法，痛诋慈禧的文章，在《谭嗣同传》中即首次引用了“狱中题壁”。梁氏此文颇为重要，现摘引如下： 初六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画，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 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捕。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八月十三日斩于市。[1] 上文中先生、南海均指康有为；侠士，则指大刀王五。且梁启超将谭氏被逮时间误作八月初十日，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文件》记载应为初九日。该文最早地、较翔实地记述了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写作的思想背景，惟谭嗣同撰写此诗之时，梁启超已在逃离中，他是如何获知谭氏之“狱中题壁”的，梁氏亦未有明文交待。尔后，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复引该诗，并将“望门投宿”改作“望门投止”。 民国初，谭氏后人刊出《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即由梁着转录此诗。其后，陈乃干编印《谭嗣同全集》及蔡尚思等两度编印《谭嗣同全集》均辑有“狱中题壁”，于是，该诗便在坊间广为传播，但尚未见有怀疑其真实可靠性者，有之，则自黄彰健先生始。 黄彰健先生由档案史料和信札文稿等可靠数据入手，对戊戌变法史进行翔实考证，从而发现了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不久，“为了表示他们对光绪的忠诚，并配合他们政治活动的需要，曾假造了不少檔；在宣统时，为了配合他们即开国会的主张，康又假造了他戊戌年的许多奏稿”。[2]“由于上述发现，黄先生进而对谭嗣同之“狱中题壁”诗亦产生怀疑，他于1969年5月于《大陆杂志》发表了《论今传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曾经梁启超改易》一文，[3]随后又将该文辑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戊戌变法史研究》。该文断言：“谭氏这首诗的真实可靠性是有问题的。”[4]其主要论据如下： 其一：黄彰建先生认为小说《绣像康梁演义》比梁启超所记谭诗更接近历史真实。 黄先生对谭诗真实可靠性的怀疑，是由于见到光绪三十四年出版的《绣像康梁演义》的一段记载所引起。该演义卷四记载六君子知道是要伏法，不由得心内一惊，彼此相视，一言不发。惟林旭忽吟两首道： 青蒲饮泣知无补，慷慨难酬国士恩。 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黄先生认为：“《康梁演义》虽系小说，但其所记林旭第二首诗：‘望门投趾怜张俭’，则显与今传谭《狱中题壁》诗词句有雷同。《康梁演义》所记此诗实值得注意。”黄氏并进一步推断说：“由于梁、谭关系密切，而梁又声名赫赫，交游广阔，人们遂认为梁所记此诗应得自可靠来源，真实可信，《康梁演义》讥讪康梁，已不能引起人同情，而其书系演义体裁，记事多误，故读者虽见‘望门投趾怜张俭’一诗与谭狱中诗辞句有相同处，亦不起疑惑。现在由于我发现康梁为了伪称保皇，造的假历史太多，对康梁所记，心存戒惕，因此，我对《康梁演义》所引‘望门投趾怜张俭’一诗，反另眼看待。”[5]换言之，黄先生认为，《康梁演义》所记比梁启超所记述之谭诗更有真实可靠处。 其二：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为了保皇，故意贬低谭氏之自立民权思想，从而导致了他对谭氏之改易。 黄先生认为，谭嗣同之死，不能以死君来解释。谭氏在《仁学》中已明白表示有死事之理，无死君之理。他在戊戌五月写信给欧阳中鹄说：“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而梁撰写《谭嗣同传》，系配合他们的保皇活动，故对谭氏《仁学》内容，及谭从事革命自立民权活动，讳莫如深，“其改易谭诗，亦不足异”。[6] 其三：由于维新派极力掩饰其戊戌政变时曾有包围颐和园之企图，而谭诗则直接涉及此密谋，故梁非改不可。 由于黄先生认为，《康梁演义》所记，“望门投趾怜张俭”一诗，比梁启超所传谭嗣同之《狱中题壁》更真实可靠，而前者之末句是：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黄先生对此句之解释是：“新党既不宜逃，又不宜谏，只有诉诸武力；今所谋既不成功，谭视死如归，亦甘之如饴。”“光绪赐杨锐密诏，本嘱咐新党不可违太后意旨。新党不顺从光绪意旨，而拟调军围颐和园，谭氏认为此系为了保种保教而采取的非常措施……谭诗用‘公罪’二字与传统用法不同。谭诗‘公罪’二字，绝非‘功罪’之讹。谭这句诗的意思是，谋围颐和园系公罪，其是非得失，留待后人去讨论。政变后，康梁均否认围颐和园，而谭此诗末句，已自承有罪，故此诗末句，梁非改不可。”[7] 鉴于以上三方面因素，黄彰健先生断言：谭嗣同之“狱中题壁”诗经过梁启超的“润色改易，以与他们的保皇活动相配合”。[8]黄先生之《戊戌变法史研究》出版之后，在海内外史学界颇著影响，于是，关于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之真伪问题，亦成了一个悬而未决之疑案。许多学人对这首重要诗篇之作者究竟是谁，至今尚未能了然。 唐烺及其《留庵日钞》 黄彰健先生在论证梁启超“改易润色”谭嗣同之“狱中题壁”诗时曾经指出：无论是康有为之奏稿还是谭嗣同原诗均被改易，而“康原折及谭原诗，在戊戌年说不定仍有人抄存。《康梁演义》毕竟系小说，该书错字甚多。在北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人应访求康原折及谭原诗的传抄本”。[9] 应该说黄先生的这种看法是颇具先见之明的。近年来，笔者在从事戊戌变法史研究过程中，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军机处录副奏折及宫中档朱批奏折内，发现了已经被割裂为三部分的康氏《上清帝第三书》，及丁酉戊戌间，康氏代御史杨深秀、宋伯鲁，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等人草拟的变法奏折，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查阅了戊戌年康有为进呈给光绪皇帝的《孔子改制考》、《波兰分灭记》、《列国政要比较表》以及抄录了康氏戊戌年奏折的《杰士上书汇录》，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戊戌维新运动新论》及《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为了澄清一些尚未解决的疑难问题，我又继续在此领域内探索，并且在近代史研究所找到了谭嗣同之狱中题壁诗的戊戌年刑部传抄本。 谭嗣同此诗之戊戌年刑部传抄本系在《留庵日钞》中发现的。该日钞作者唐烺时为刑部司员。他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之日记中写道： “廿五日，晴，入署。李左堂是日午刻到任。散值回寓，在润田书室遇樊竹臣，小谈。……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 望门投宿邻张俭， 忍死须臾待树根， 吾自横刀仰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前二句，似有所指，盖谓其同党中有惧罪逃窜，或冀望外援者而言，末句当指其奴仆中，有与之同心者。然崛强鸷忍之慨，溢于廿八字中。相传谭某与林旭最为康逆所重，预谋为亟，想非谬也。王兰亭云，杨殷存深秀，向寓闻喜庵，杨即闻喜县人，此庵即会馆也。其新年堂屋春联为：“家散千金酬士死，身留一剑报君恩”之句。过岁时，有一贾人往贺节，见而讶之，其人固不通文义， 唯疑死字不祥， 询其故。杨云：余素负文名，每撰联觅句，举笔即是。除岁时，方书楹联，伸纸濡毫，竟苦索不得，遂信笔用此一联，亦不解何故，盖即语谶也。阅昨日邸抄，奉皇太后懿旨：嗣后科岁考乡会试仍用八股，经济科着即停止。”[10] 日钞作者唐烺，字照青，直隶盐山人，光绪十五年乙丑科二甲第九十四名进士，旋授刑部主事，尔后一直在刑部任职。上文中提到的李左堂，系指刑部左侍郎李培元，字蕴斋，河南祥符人，戊戌八月由吏部右侍郎改任刑部。王兰亭系唐烺在刑部之同事与唐往还密切。 唐烺是一位颇具政治头脑的官员，他有写日记的习惯，而在其所有日记中，以戊戌年最为精彩，而戊戌日记中，尤以八、九月间之日记最为重要。它记载了戊戌政变之内幕、六君子在刑部狱中之表现以及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派如何残酷镇压维新党人。比如，关于谭嗣同及其它几位维新君子是怎样被清廷匆忙处死的，唐烺日记写的既翔实可信，又生动传神： “八月十三日，晴，入署。入署到司堂后闻书吏云：有军机处司员来刑部，亲送交片，未稔何事，咸以为会讯官犯事。比上堂划行文簿，见赵展如侍郎意似惊讶，向满左堂阿公，汉右堂梁公探询消息，盖亦闻有军机处司员到也。适阿堂招印君英菊圃致询山东司近日职官自缢之案，现如何办法，并屡嘱以尸亲贫苦， 既无前项情节，即可速了云云。正絮话间，忽秋审处满汉提调上堂，举止惊惶，嘱各司回公事者咸退，并厉声唤堂书吏速出。余回司向同人讥笑，秋谳诸君，有何事而致作如是举措?方谈次，闻大门呵导声。司役报：刚中堂到。则愈知为会商讯犯，别无他异也。然署门外人声喧噪，大门皂役拦阻闲杂人等，不许阑入， 并向门外观者大声云：“汝等候差事出来再看可也。”予始疑讶。忽鲍荟人同年到司具言：谕旨已到，除张、徐两人另侯谕旨，刘、杨、谭、林四章京及杨、康六人，均即行处斩。始知所谓军机交片者，乃军机司员亲赍此旨来也。刚中堂派为监斩大臣，故先到。时步军统领崇公，已调京旗各营健卒，在署外巡缴，前门、顺治门一带，皆派兵防护不测。而刑部亦传齐五城司坊官，预备囚车、刽手青衣等差各到。满汉提调分班赴南、北所监视缚犯出。南所三人：为谭及二杨；北所则刘、林、康广仁也。北监犯先绑讫，候南监三犯出，至提牢厅，跪听宣读上谕毕，即饬青衣带赴法场矣。” 此则日记叙述了六君子被匆忙处死的许多细节，且系唐烺本人耳闻目睹的事实，自然真实可靠。上文中提到的赵展如，名舒翘，陕西长安人，时为刑部左侍郎，以追随守旧派，故戊戌政变后被擢为刑部尚书，兼值军机、总署，辛丑议和时被指为祸首，被下令自尽。刚中堂系指刚毅，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时任军机大臣，仇视变法，痛诋新政。张、徐两人则分别指张荫桓与徐致靖，均系同情变法，赞成新政，并与康有为往还密切之清廷官员。崇公，系指步军统领崇礼。 戊戌政变发生后，唐炬感慨万千，写下了《戊戌纪事八十韵》，并辑入其《虞渊集》中。该诗不仅叙述六君子如何被不审而诛，而且还提到谭嗣同、杨深秀狱中均曾写诗。唐氏诗曰： 皇帝廿四年，戊戌秋八月。其旬有三日，国乃有大罚。我时官西曹，滥膺折狱职。日抱城旦书，上取司寇谳。是日天晌午，旅进缀班列。济济白雪亭，冠盖正窸窣。突来高车客，并肩趋上谒。密语人不闻，掉头即揖别， 众僚先屏退，行迟独居末。似传中旨至，满堂气惨栗。处分要异常，举动何仓卒。私立妄惴惴，口语互藉藉。或言事虑囚，或言行伏阙。事在三日前，圣主天下綍。 归政东朝廷，新进宫悉夺。东海大鳗鱼，早惊金钩脱。深宫含盛怒，钩党穷诛灭。罪甚八司马，一一付缧絏。众论方快心，有识甘卷舌。外闻喧噪声，禁吏杂街卒。传乎丞相来，肩舆两飘忽。入门坐堂皇，须张面凛铁。趣召主者至，束缚六人出。勅旨星火待，决不待时毕。狱吏走且僵，伍伯整巾袜。须臾各就缚，衣冠尚綷縩。峨峨四新参，入朝三旬劣。辄思大厦扶，竟触天柱折。其一职监察，抗疏气郁勃。同官侧目久，飞语相诋讦。更有粤布衣，未膺簪与绂。壮志不一伸，连坐太兀突。我时迫近前，木立若松质。故人乃面之，颜忸心忉怛。 （原注：六人中余与林、谭、康皆不相识，杨叔乔则乙酉同年，杨殷存深秀则己丑同年并同门，刘培叔光第则刑部同官也。）传诏官人来，天宪口为述。尔等皆逆党，左右皆曰杀。跪听宣读毕，臣当伏斧钻。林君最年少，含笑口微吷。谭子气未降，余怒冲冠发。二杨默无言，俯仰但蹙额。刘子木讷人，忽发大声诘： “何时定爰书，何人为告密?朝无来俊臣，安得反是实?”抗辩语末终，君隶竟牵捽。但闻官人言，汝去不得活。相将赴西市，生死何决绝。扬扬如平常，目送肠内热。步骑夹道拥，闉闉车填咽。丞相亲莅刑，事与往昔别。并有覆巢惧，妻孥不敢诀。引领就白刃，夏侯色可匹。携手入黄泉，夕阳照碧血。今日身横尸， 前朝语造膝。幸赖乔公贤，为收无家骨。吏人讫事返， 流涕对我说。役卒呈数纸，云是狱中笔（原注：杨谭入狱均有诗）。我时但悯然，反复难终阅。人生遂到此， 顷刻化异物。仰见天上月，照人倍萧瑟。徒步归寓庐，入门忘饥渴。家人怪我状，疑是感夙疾。约撮告之知，相对亦气噎。夜半魂梦惊，不觉自嗟叱。国事方艰虞， 时政有愆失。徒闻縻好爵，谁肯念王室。养士二百年，辛苦数才杰。贤自九州来，帝曰予惟弼。求治或太急，论事或过烈。庶几鼓朝气，一洗宇宙殪。贾生昔痛哭，绛灌颇不悦。出为长沙傅，谪宦犹称屈。说我祖宗朝，钦哉为刑恤。未闻禁近臣，中道遭黯刖。不待奏当成， 一朝饱屠割。举朝孰营救，到处肆媒孽。罪状在疑似，性命快谗嫉。逝者倘有知，叫阍天听彻。人也无是非， 恨难万古雪，我作纪事言，覙缕话畴昔。匪以悼其私， 实为愤所切。[11] 唐氏诗中提到“幸赖乔公贤，为收无家骨”。此处“乔公”应指乔树枏。日钞中曾记述乔氏与杨锐、刘光第之密切关系，略谓： 八月廿八日，晴，晚阴，入署。慕丈有请客福隆堂之局，不能出门，嘱予同仲鲁、敬轩代作主人。灯下同往，客亦先到四位，遂让坐内有乔茂轩树枏比部……乔为乙酉同年。四川人，与杨锐、刘光第均同乡至好。闻陈右铭中丞之荐杨、刘二人，皆乔君为之怂恿而吹嘘者。刘与荐主固不识也。比刘派充军机章京后，因新政初行，事多武断，刘又非素习西学者，与同班之林旭不甚水乳，意欲具疏力辞。乔君又力阻之，并云： 当此时势，能有一分补救，即有一分利益，不可自便身图云云。刘遂迟延不发，而及于难，知其事者，咸咎之。乔亦无词以解也。谈次叹云：如刘某、杨某稍知康逆奸谋，乔谋徇私回护者，天日在上，必遭雷霆之诛。席未终，乔先去，至客散亦十钟矣。 又，倘将唐烺此诗与日钞比较，即可清楚看出，《戊戌纪事八十韵》是根据日钞为主要素材经艺术加工而成的，然二者内容又稍有区别。比如，关于谭嗣同之《狱中题壁》诗之来源，唐氏诗曰：“役卒呈数纸，云是狱中笔。”而据日钞所记却是“在署闻同司朱君云”。我曾仔细考察《留庵日钞》，自始至终均无有关狱卒抄呈谭诗之记载，倒是御史杨深秀之《狱中诗》系由狱卒抄呈唐烺，唐氏很可能搞混了。日钞记曰： “八月廿四日，晴，入署。是日在署见有狱卒由狱内抄出杨侍御深秀诗三首，均七律。杨素工诗，其稿已刊。被逮在初九日，至十一日送部入狱后得诗一首，次日又成一首，十三日午刻后，始奉即行正法之旨， 临刑已日夕矣，盖此日清晨，尚用香火划壁成诗也。观诗中词意，皆以直言敢谏，御侮破敌为言，非本事诗也。文人文过，自古已然。如范蔚宗临刑犹有“庶几夏侯色”之句，岂非大言不惭乎?狂瞽迷罔抵死不悟……” 上文中范蔚宗，即范晔，南朝宋顺阳人，博涉经史，善为文章，又善弹琵琶，能为新声，曾以撰《后汉书》知名于世。范氏仕途屡遭挫折，元嘉二十二年以参预孔熙先谋立义康，事泄被杀，四子一弟，同死于市。其所撰《临终诗》云，“虽无稽生琴，庶同夏侯色”。据《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云：玄格量弘济，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时年四十六云云。 唐烺日钞中提到狱卒由牢房抄出杨侍御诗三首，并未涉及谭诗。且唐氏未在日钞中记录杨诗，亦属一憾事。目前，坊间可以见到的杨深秀《狱中诗》亦由梁启超等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出版的《清议报》中刊布，并收入《南海先生诗集》《明夷阁诗集》附，由梁氏手写影布。杨氏《狱中诗》开头即谓：“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又谓：“长鲸跋浪足凭陵，靖海奇谋愧未能。”“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揆其内容与唐氏日钞所撮述，亦若合符节，此亦可旁证《留庵日钞》记事之准确无误。 《留庵日钞》所录谭诗与坊间刊本之异同 《留庵日钞》所载录之《狱中题壁》诗是到目前为止笔者所过目的最早的本子，而且是在戊戌八月在刑部流传的，故称之为刑部传抄本。笔者所见到的《留庵日钞》系唐烺之手写原本，长二十四点五公分。阔十三点五公分，每页有十格，每格书写两行，墨笔草书，字迹清晰。因此，可以断言：该日钞所载录之《狱中题壁》诗的内容比目前坊间流传的任何版本，都更接近谭嗣同之原作。兹将日钞所载录之谭诗与坊间流行之刊本试作比较如下： 日钞谭诗之首句为：“望门投宿邻张俭”，梁氏之《饮冰室诗话》将“宿”改作“止”。据《后汉书》张俭传云：俭字符节，山阳高平人，“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客”。[12]又梁氏将“邻”改作“思”。邻与怜通，而“思”字似不如“邻”字贴切。 日钞谭诗之第二句为：“忍死须臾待树根”。梁氏将“树”改作“杜”。以《后汉书·杜根传》载：东汉安帝时，和熹邓后临朝，权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乃与同时郎上书直谏，太后大怒，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扑杀之，幸行刑人不加力，根得诈死，逃出为山中酒保。日钞所记“树根”含意不清，抑或笔误，亦未可知?笔者于清末菜市口刑场照片中，曾见到刽子手砍头时，每以巨大树根之剖面为刀俎，谭诗含意是否与此有关?梁氏所录为杜根，仔细推敲亦有费解处。以谭氏生前未有上书指斥慈禧之举动，临死前难道能寄希望于他人效法杜根? 日钞谭诗第三句为“吾自横刀仰天笑”，坊间刊本均将“吾”改作“我”，“仰”改作“向”。其实，以仰、向二字相较，前者似比后者生动传神得多。 日钞谭诗末句为：“去留肝胆两昆仑”，此句与流行刊本相同。惟关于“两昆仑”所指何人?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梁启超认为系指康有为与大刀王五；谭训聪先生认为是指胡理臣及罗升；陶菊隐则认为是指大刀王五与通臂猿胡七。[13]笔者以为：昆仑者，乃昆仑奴之谓也，似不应含康有为。《留庵日钞》亦谓谭诗“末句当指其奴仆中有与之同心者”。此处之同心者，以笔者理解应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首先应是谭嗣同之奴仆；其二，与谭氏同心同德，且有能力承担报仇雪恨，拯救皇上重任者。以此标准衡量，“两昆仑”很可能是指师中吉与大刀王五。大刀王五，名王正谊，字子斌，沧州人，于京师开设镖局，与维新派颇多往还，谭氏尚从之受剑术。至于师中吉，坊间知之者甚少。其实，师氏与谭氏之关系，要比大刀王五密切得多。师氏又名马炳，湖南浏阳人，早年随湖北巡抚谭继洵仕清，以军功保都司，据萧汝霖所撰《师中吉李合钦合传》称：“继洵子嗣同重其（按，指师氏）质直，遇之厚，弃官随嗣同奔走陕、甘、闽、浙、宁、皖、湘、鄂间。”[14]师氏本人又系歌老会头目，与会党联络殊密切，实为谭嗣同所依赖之心腹骨干人物。戊戌八月初三日夜，谭氏夜访袁世凯于法华寺，说袁曰：“我顾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谭氏此处所谓“好汉”、“好将”，不是指别人，正是指师中吉及其所联络之会党人物。因此，谭氏诗中“两昆仑”中，首先应该包括师中吉在内。 结 语 由于唐烺之《留庵日钞》之发现，可证梁启超于《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及其《饮冰室诗话》中所刊布之《狱中题壁》诗，是真实可信的。尽管梁氏在转抄过程中，曾对谭诗个别文字，有所改动，但无伤大体，黄彰健先生相信小说《康梁演义》的记载，并进而怀疑梁启超为配合他们的保皇活动而改易谭诗，显然系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测，因而是不能成立的。事实说明：在对史实进行考证时，“大胆假设”固不可少，但是还不能忘记“小心求证”。此处之“小心”就是指有多少证据，做多少结论，绝不可感情用事。 （资料来源：《晚清轶闻丛考》巴蜀书社199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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