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塑于清代的叶适像 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 在南宋的浙东事功之学中，叶适之所以能独树一帜，与朱、陆为代表的理学相颉颃，是因为他既重视“道不离器”的理论建树，又措意当世之务，在二者的结合中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主轴。 宋代学术自从周敦颐首先阐发心性之微以后，迭经张载、二程等大家的讲倡，理学遂成为学术思想的主流。理学所注重者虽不失传统儒者明体致用的本旨，对于世道人心尤其大有助益，但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难免相对愈淡，再加上理学杂释老，不无过高虚浮之病，遂日渐显现出其内部的缺陷。靖康之难发生以后，南宋偏安之局既已形成，有心者自然心怀忧惧，而思加以挽救。于是浙东事功之学乃乘时兴起，想要以经世之学，以期矫正虚浮之弊而有裨于世务。 宋室南渡，浙东之学顺势而兴，皆争言事功，概而言之，可分三支：一为金华唐仲友，一为永康陈亮，一为永嘉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其中唐仲友通经服古，务黜空虚而归实用，然其性颇孤介，与同时浙东诸子不相往来，晚年又为朱熹所劾，从此杜门著书，郁郁而卒，自然不能蔚成风气。至于陈亮，既浅于性命，又昧于经制，其所标榜者实个人英雄主义而已。是则浙东事功之学，求其能鼓动风潮者，唯有永嘉诸子。 永嘉诸子之中，薛季宣、陈傅良皆颇注重制度的探讨，其立场属态度而非义理，似未有意于濂、洛之统以外另立门户。直到叶适才从义理的立场与理学相抗衡。盖叶适既精于制度，得浙学之真传，又能言义理，遂为理学之劲敌，因此能超越众人，成为以经制言事功学者的翘楚，并与理学的两大派即朱熹、陆象山鼎足为三，故全祖望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水心学案》）考叶适所以能与朱、陆分庭抗礼，取得卓越的成就，关键在于其能建立思想的主轴。此主轴为从强调“道不离器”到措意当世之务，既有理论的依据，又能关切实际事务，脉络清楚。 叶适论“道”，有两个重点：一为道存在于器物度数当中，舍器物度数即无所谓道。其言曰：“书有刚柔比偶，乐有声器，礼有威仪，物有规矩，事有度数，而性命道德，未有超然遗物而独立者也。”（《水心别集·大学》）“形而上者谓之道，按一阴一阳之谓道，兼阴说虽差，犹可言也；若夫形上而无下，而道愈隐矣！”（《习学记言·易》）是故唯有即器，始足以明道。就人伦事务上加以表现，才能发现、把握此道，如此才是真正的圣贤之业，故又谓：“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于物，不使散流，此圣贤经世之业，非习为文词者所能知也。”（《习学记言·吕氏文鉴》）二为道之所重不在于言说而在于实行，亦即道的定义为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让道落实于生活之中。故其言曰：“周官言道则兼艺，贵自国子弟，贱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道为本，最为切要，而未尝言其所以为道者。虽书尧、舜时，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着明，然终不的言道是何物。岂古人所谓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耶！”（《习学记言·周礼》）古之圣贤所以致辨于事物之详，而于道德众理特指其名而辄阙其义的原因，乃在于避免人之舍器而言道，致使大道反而因之而泯没，故又曰：“古之圣贤，其析言于事物，甚辨而详，至于道德之本，众理之会，则特指其名而辄阙其义，微开其端而不究其极。……故皇极无不有也，而其难在于建；建极非难也，而其难在于识其所以建。……夫极非有物，而所以建是极者则有物也。君子必将即其所以建者而言之，自有适无，而后皇极乃可得而论也。”（《水心别集·皇极》）因此他对子思而后，诸儒竞相以辞明道，徒饰其说以自好，难以言行道之功，颇不以为然。因此之故，叶适对于理学末流的远于事物、高谈心性，极表不满，并且进而对曾子以下诸儒，凡程、朱所指以为道统者，都加以批驳。惟对于孟子，则承认孟子能传孔子，得以接续圣贤统绪；然又批评其论学有所偏，主要是因为孟子专以心性为宗主。此则与程、朱虽有同者，但一涉及心性，叶适即持反对态度。其论学讲求实际以为世用。 叶适论道强调道不离器，注重人伦事务的实践，其论学又力黜空虚而归于实用，以期有补世用，故其对于当世之务颇为关注，既能掌握根本，又能揭举当时弊害之所在。如其论治道，以为礼乐教化为致治之本，其重要性远胜于政刑，其言曰：“按孔子言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初不及政刑。…… 今以礼乐刑政融会并称，而谓其不二，则论治之浅莫甚于此。其舍礼乐不用而以刑政为极功，儒者之过也。”（《习学记言·礼记》） 叶适反《乐记》之说，强调礼乐远在刑政之上，可见其见实能上接孔子之意。又如其论财计云：“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则伏而不见，或无节则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继，或其源虽在而浚导之无法，则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水心别集·财计上》）再如其论军事云：“自古两敌相争，高者修德行政，下者蓄力运谋。”（《水心别集·患虚论》）“夫法所以用兵，而兵之成败不专在于法。若必以法为胜，则蚩尤、桀、纣若林之旅，岂其皆无法哉？且项羽之于汉高，尝百胜，一败而亡，岂汉一日而有法哉？”（《习学记言·太宗李靖问答》）叶适认为如果能修实德，行实政，则上下和气融洽，近悦远来，可以变弱为强，屡战不屈。 由以上所述论治道、论财计、论军事等可以看出叶适对于当世之务颇为熟稔，且能提出迥异于时儒的见解。尤其可贵的是他还勇于指出宋代集权法密之害，掌握到当时国家积弱的症结，曰：“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虽然，岂有是哉？故人材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水心别集·始论二》）前人虽不乏反对专制集权之非者，然大抵是就君王的淫暴、政事的烦苛、民生的疾苦等方面立论，至叶适才专就制度加以探讨。过度集权的弊害若不排除，就算是有仁君贤臣，也难免陷于苛细扰民而无法致天下于安定。由此可见，叶适抨击专制法密之害，实能批却导窾，深切问题的最大关键。 在理学盛行、举世风从的时代，叶适本其注重思辨的精神与不盲从偏信的态度，反对理学末流的空谈心性，一方面提出对“道”的看法，认为只有在人伦事物上才能掌握道，而对于道最重要的是实践而非为其下定义，此与孔子的中心思想仁不注重言说而强调落实于日常生活当中如出一辙。另一方面则从思想的立场，致疑理学家所依据的《大学》、《中庸》与《易传》，来推翻理学所建立的道统之说，此与《孟子·尽心下》末章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尧、舜到汤、文王、孔子，不论是见而知之或闻而知之者，皆未述及曾子、子思，也有近似之处。有立有破，期能补偏救弊，处心用意实相当可取。 从另一个角度观之，道虽然寓于器，但器所包范围甚广，如不能具体指言或定其本末先后，则亦难以掌握。叶适曾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水心文集·赠薛子长》）语固不差，然所谓的统绪究竟何所指？他并未明言，反不如理学的道统说易于明了。则其建设树立者似嫌仍有所不足，而无法让人充分理解遵循。另外他对《大学》、《中庸》、《易传》，以至于孟子的攻驳批评，是否皆属谛当？可能还有相当大的商榷空间。 在义理上，叶适虽披坚执锐，想要攻陷理学之阵，却不能如其所愿。然而对于当世之务，他则有相当的识见。如前所述，叶适论治道，拳拳服膺孔子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之教，强调礼乐教化的重要；论财计，则认为天下之人不能无衣食之具，而颇注重民生物资的供应，主张善于理财才是成为圣君贤相的先决条件；论军事，宣言“非知德者不足以言兵”（《习学记言·司马法》），以为用兵的根本乃在于仁义政事，与孟子的“仁者无敌”之说，可谓如出一辙。尤其令人敬佩的是在其所处的集权法密时代，敢于指出专制的弊害之深，提出分权而治的理念。 叶适之学诚主于实用而颇注重功效，他深知仁义不至，政事不立，并不能成事，对守御之道虽极为措意，然其根本则又在于节用减赋，以宽民力，其意在于修边而不急于开边，整兵而不急于用兵。综观上述叶适所论所行，既深悉于实务，又蔼然儒者之言，虽程、朱等理学大家亦未必过之。其对于当世之务的关切之深，至于不觉感慨而言之，其心情意概，更是值得我们敬佩。 宋朝形成南宋偏安之局，之前的失宜举措有变本加厉之势。再加上理学兴盛，重于心性的讲究，对于实际事务难免有所忽略。所谓天下病虚则救之以实，遂激发浙东功利之学的兴起，其中以永嘉诸子在立身行己方面既无惭德，而尤注重探讨制度。永嘉诸子之中，又以叶适既精于制度，又能言义理，成为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并与理学的两大支朱、陆相抗衡。其所建立思想的主轴，从强调“道不离器”而措意当世之务，既能建立理论的基础，又能依此基础发展为对实际事务的关切，同条共贯，脉络厘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