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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如烟海的明清笔记文中，清代后期毛祥麟撰写的《墨余录》，是较为优秀的一种，很值得一读。祥麟字瑞文，号对山，监生，官浙江候补盐大使。毛氏生卒年史无明文记载。《墨余录》于同治庚午年（1870年）刻印出版，他的甥婿李曾珂为该书写了一篇跋，说是年“先生五十余”，又，《墨余录》卷七《梦证去来》篇，毛氏说其长子北居生于道光甲午年（1834年），由此推断，毛氏当生于清嘉庆乙亥年（1815年）前后。毛氏于同治甲戌年（1874年）重新删定《墨余录》，并写了说明，附于卷四的《方勖化狼》篇后，可见，同治末光绪初年毛氏尚未谢世。祥麟系上海人，祖籍苏州。其高祖毛君贤名于诸生间，有《树桑记》、《爱吾楼诗钞》行世；其祖父毛东山是学者、诗人，著有《毛诗衍义》、《四书存说》、《音义》、《东山诗抄》；其父毛云舲有《析疑室吟草》四卷。祥麟出身于这样的诗礼之家，少承庭训，成童就傅，即究心经史，钻研诗文，观摩稗编散记。成年后，喜于著述，不乐仕进，遂于诗文、绘画、音律、医术、药理等方面，皆有较深造诣。毛氏著作丰富，除《墨余录》外，尚有《三略汇编》、《史乘探珠》、《事亲一得》、《亦可居吟草》、《对山医话》等书。《墨余录》实为毛氏之余墨，他在《自序》中说：“掇旧闻，征近事，诡辞异说，匪意横发，丛篇脞读，随意杂施，积久成编，厘为一十六卷，以其余墨所成，即曰《墨余录》。”李曾珂在此书的跋中也说，先生“既以其余作诗画，又以其诗画之余沈成是录，人意先生之长尽是矣，熟知其为墨之余耶！” 《墨余录》一书，就体裁讲，绝大多数篇章是笔记文，也有少数文言小说。它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极为广泛，当时人朱作霖作了这样的概括：“或论说诗文，言有资于风雅；或人传节概，事乐道于缙绅绅；或谓风土之编，旁征物产；或志人文之胜，下逮艺流；或隐恤时艰，借作水天闲话；或奇谈秘记，重镌华月新闻；或三拳一指，异述瞿昙；或流水栖鸦，慨生池馆……矧又挥笔空中，驰心域外。恢奇倜诡，纂槎记而必披伯医之经；光怪陆离，谱机器而如波斯之藏。”（《墨余录叙》） 毛氏主要生活于清道光至同治年间。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其间发生的两件重大的历史事件，毛氏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一为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的大门，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一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这次大革命，虽然被国内的地主阶级勾结外国的侵略势力所镇压，但它却从根本上动摇了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墨余录》主要记叙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苏松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风俗等各方面的情况，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了这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较为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这部书为研究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是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这是此书在内容上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和发展；同时加速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各种犯罪活动如盗窃、敲诈勒索、娼妓等日益严重。《墨余录》一书，对此都有较深刻地反映。卷八的《洋商租地》记述租地“南北广十余里，洋房联络，金碧万状。其间里港纷纭，行人如蚁，华民多设肆于中，铺户鳞比，百货山积。”这是对城市商业经济繁荣的描述。鸦片战争后，现代工业企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早期的改良派提出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主张，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已开始实施。卷十六的《机器局》记录了同治丙寅年（1866年）李少荃效仿西方建立铸造枪炮、轮船工厂的具体情况，对厂房的设置、机器生产的过程、经营管理方法、工人待遇等均记载详备。卷三的《摘录乘楂笔记》、卷十六的《志泰西机器》对西方一些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各种机器如蒸气机、纺织机、轮船、火车、照像机、寒暑表、风雨表、自鸣钟以及电报、灯泡等的发明过程、构造原理、性能功用、使用方法等均有介绍。这些资料留下了中国人向外国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足迹，对我们了解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历史无疑是很宝贵的。《洋商租地》说，外商盘剥华民，“温饱之家，遭此盘剥，而赤贫者不知几凡”，卷一的《土产》指出：“比年因各口通商，洋布甚行，而木棉顿滞，盖亦一厄也。”这说明外国资本的侵入，破坏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发展。随着商业的繁华、城市的兴盛，中国封建社会也更加黑暗，“西商只知射利，不知远害”，“租界为捕逃渊薮”（《洋商租地》），种种社会犯罪日趋猖獗，鸦片烟的毒害更加严重：“鸦片为中国四千年来未有之毒，今竟于数万里外传染及之，抑且日变月异，几不知迁流所极。在受其害者，既难屈数；即言其害者，率多痛哭流涕，不能更赘一词。”（卷三《戒烟良方》）毛氏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衰败。他所说的“盛衰依伏”，“恐以此盛者，亦以是衰也”，就是这个意思。 发生在清咸丰、同治年间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是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毛氏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对洪秀全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多致诬蔑攻击之词，譬如，卷一的《甲子冬闱赴金陵书见》、卷十一的《梦应》、卷八的《白气异星》等篇。但是，毛氏在《墨余录》中，从多方面记载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具体情况，却为我们研究这次伟大的革命斗争提供了许多真实的史料。卷十四的《记癸丑ｈù＠⑶陷时事》客观上反映了农民革命力量的强大：“市廛乡曲，皆其部居；义勇民团，都结心腹。官懦贼强。”此篇还记叙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那个夜里，在沪的一些统治者惊恐万状、深夜不眠、聚议外逃的情境，其惶惶不安之状若丧家之犬。于此，我们会深深感到农民革命是如何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之夜，城市仍然四门不闭，不禁出入，当时，毛氏“登楼怅望，见星月交映，四野寂然，既无火光，亦不闻更鼓。”这里，一方面反映了在农民革命的胜利面前，统治者的怅惘悲寂的心情，同时，也揭示出农民军组织纪律的严明。农民革命军不是杀人放火的盗贼，从这个封建官吏的笔下不是也看得很清楚吗？ 清朝封建统治的没落、反动，突出地表现在官僚制度的腐朽、吏风的衰恶方面。《墨余录》以较多的篇幅揭露了这样的现实。卷十一的《田臾传》，以唐朝为背景，揭示出封建统治集团中大小官吏谄媚、狡诈、贪鄙、骄奢的丑行；卷十三的《鸦岭》则直接指斥贪吏猾胥、愎将佞臣是祸国殃民的蠹虫。同卷的《开捐例》指出，由于清王朝实行以金买官、纳粟得官的吏制，于是，“纨裤之子，皆得名登仕籍。”“市井之徒”，“有千金者可为州县”。卷十四的《某公子》则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官吏及其子弟的罪行：依仗权势，强取豪夺，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科举制度的黑暗、丑恶，是封建制度反动、腐朽的又一重要表现。卷十三的《顺天戊午科场案》记录了科场内外官吏行私舞弊的事实；卷十五的《万钟》则指出：“曾仕于朝者，入兽部，以其出则噬人，饱即还山，性同兽也。得科名而未世者，入鸟部，如朱文公云：教他说廉，是会说廉，教他说义，是会说义。及其做来，只是不廉不义，如能言之禽也。至于，皓首穷经，一生不遇，则如鸣秋之虫，深可怜矣。”这是对科举制度的直接控诉。科举取士的制度，摧残人材，禁锢思想，造成无数士人穷困潦倒、贫不欲生，卷十四的《汤念斋》即是这种现实的反映。儒生汤念斋，博学能文，士林推重，然屡试不中，家贫无隔夜粮，常常不能举烟火，最后，他只能以死了结一生。 卷十三的《开捐例》、卷十四的《护捐》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经济情况和人民承担赋税的情况。《开捐例》记载同治年间的捐款名目，即有大营军饷捐、海船捐、丝茶捐、洋药捐、货捐、田捐、房租捐等七、八种之多。这里，我们可以想见当时人民的艰难困苦生活。《护捐》篇还记载了官吏逼捐、民众反抗的情形：“到处哗动，匿名揭帖，遍衢巷，势甚汹，当事者遂命停止。”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突出了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势必引起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于是，金钱便成了某些人思想行动的杠杆。清王朝社会风俗的虚伪、贪鄙、唯利是求，正是这种情况的体现。卷六的《骗术》、卷十一的《尊称》、卷十二的《席某返魂》、《好奇售伪》、卷八的《方勖化狼》等篇，较为深刻地揭示了这样的现实。 卷一的《记龙门书院》、《广方言馆》记叙当时学校教育的情况，学生的选拔、课程设置、经营管理、培养目标诸方面，都记载得很详细。毛氏特别指出在课程设置上除了经学、史学、算学、词章四类外，尚设西语西文。这反映了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教育也发生了变化。 毛氏是诗人，也是画家，虽然，他的诗画对后世影响不大，但他对诗画创作有深切体会，有丰富的经验，他对诗画创作提出过一些有积极意义的看法。他认为诗歌创作“但取性灵，不求学力”（《平原闻诗记》卷十五）。性灵，即性情，他主张诗要抒发真实的思想感情，而真实的思想情感，是诗人接触客观事物产生的。他在卷十五的《诗佞》中说：“古诗人必感于情而后言，不似今人素未识面，转向征求，作亦不问谁何，任意挥写。昔之送别，多属亲友；今惟轩冕，媚词谄语，令人掩鼻。”他强调的是有感而发，“为情而造文”，反对任意挥写，反对以考据、以知识堆垛为能事的学问诗。毛氏对当时诗坛以诗媚世、一味歌功颂德的创作倾向不满：“若今之梯荣媒进之徒，往往以诗为佞，风雅所由道衰也。”（卷十五《诗佞》）他用了一个故事，嘲笑鞭挞了以诗行贿的诗人。他认为“以诗章媚世，事多失实，传之后世，使贤奸不辨，罪莫大焉。”（同上）这正是对沈德潜等人提倡的诗文创作要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主张的批评。毛氏对绘画也颇精通，他说：“余方龆龀，即喜绘事，诵读之暇，辄背人涂抹，凡禽鱼蝉蝶，花木竹石，咸趁意为之。”（卷十五《册归记》）他不仅从七八岁开始应物写形，专心于山水花鸟，而且，在其成年后，又心慕山水家，遍求前人墨迹，闭户揣摩，并常常求师老画家，讲论“六法”。因此，他深得绘画之尺度。他在卷十五的《梦谈画理》中，假一道人指出：“作画应物写形，时出新意，贵得画之神理而善化之耳。”模山范水，画鸟绘蝶，不仅要形象维妙维肖，而且，更重要的是得其神理，描绘出物象的某种内在的风神。绘形和传神的关系是：“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以简炼的笔墨，概括地描绘自然景物，这样就能气壮意长，风神自出。毛氏认为，这里最重要的是掌握绘画法则而且“善化之”，即“不拘法而常生法外之意”，就是说，既要遵循绘画的法则，而又不为常法所束缚。要做到这一点，作者必须“搜奇访古，越历山川，能使精通造化，心合元微，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画家置身于客观事物之中，在实践中观察、研究，这样，客观事物之神理也自然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就是说，只有作者首先把握了客观事物之神理，才能在画面上反映出来。毛氏关于绘画的主张，虽然不是他提出的新命题，但他的阐述是深刻的，是符合艺术辩证法的。 《墨余录》一书的内容，除了上面讲到的有关社会政治、经济、风俗、文化教育的各方面之外，还有些记载，也有积极意义，值得重视。例如，卷六的《名针赛社图》、《露香园顾绣》记当时的刺绣工艺；卷六的《南海生》、卷十一的《褚复生》记当时的武术技艺；卷十五的《嘉定朱氏竹刻记》记江南的竹雕艺术；卷六的《瞿松涛传》记鼓板的制法和演奏法；卷十五的《奕艺》记奕棋技艺；卷三的《海鸟占风》、卷十一的《星堕地震》记自然现象；卷十一的《灯市》、卷四的《花会》、卷十五的《伞灯》记江南的民风土俗；卷八的《豫园》、卷九的《庙园记》、卷五的《邓尉观梅》记江南园林建筑的兴废；卷二的《徐何辨症》、卷十的《李中梓》、卷十一的《圣治丸方论》、卷十五的《与袁绮香谭医》记叙毛氏关于医药学的看法及实际经验，等等，以上所有这些记载都为我们研究其所属门类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墨余录》在清代笔记小说中是比较优秀的一种，除了它的史料价值外，在文学创作上也有可借鉴之处。不论是小说，还是笔记文，就其多数篇章讲，都有这样的特点：叙事清楚，说理透辟，描写生动，形象鲜明，语言优美，富有感染力。《墨余录》在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末学者平步青在《安越堂外集》里说，《墨余录》“一二艳异事，虽未克方驾留仙，与《耳食录》堪伯仲也。”并说《墨余录》中的有些故事，还被搬上了戏剧舞台。可见《墨余录》的文学性是很强的。 《墨余录》中除了对农民革命的诬蔑之外，还有一些篇章宣扬了封建道德观念和封建迷信思想，如卷一的《韩佩华敛母尸记》、卷七的《梦证去来》、卷九的《庙刀滴血》等，这些糟粕都是应该批判的。但是，对鬼神、对某些封建迷信活动，毛氏也有所批判，有所揭露，他并非完全相信鬼神。例如，卷六的《乩仙有验有不验》就说，有人设坛为人治病“不过是假乩以敛财”，卷九的《巫觋》说“巫术”是骗财害命：“吴俗尚鬼，病必延巫，谓之看香头。其人男女皆有之，或谬论双瞳，或捏称鬼附。妄论休咎，武断生死……要其诡诈百出，殊难殚述。”毛氏对这种迷信活动行于世，深有感慨：“世之甘受其惑而卒不悟者，不诚得可悯哉！”卷十一的《乩仙受欺》也说：“扶乩之说，皆假神仙之名以惑人。”人的世界观，人的思想意识是复杂的，即使是封建知识分子，乃至封建官吏，也毫不例外。毛祥麟既宣扬封建迷信，又批判某些迷信活动的虚伪，就反映了这种复杂性。毛祥麟对农民革命的态度是仇视的，但他对贫苦人民还是同情的，对为富不仁者也有不满，同样反映了他的思想意识的两面性。例如卷三的《姚蒙》，毛氏以赞许的笔墨写姚蒙的言行。姚蒙医名重海内，求者接踵而至。姚蒙对于贫苦人求医，每施方案，不取酬金，如病症危险，则亲自往诊，每日二三次，从不嫌麻烦。相反，富人延请，礼貌稍有不当意，便不前往。对贫者富者为什么持这样截然不同的态度？他认为：“富者，库有银，仓有粟，死亦何害？若贫者，自食其力，妻孥赖之，安可死耶？”显然，作者已经看到社会贫富的差异，在于富者不劳而获，贫者自食其力，所以，富者可死，贫者应该同情。毛氏还称赞一个操舟者舍己为人的品德，为他树碑立传。操舟者，习水性，每遇大风海溢，必棹小舟巡视浦滨，救援覆溺，而又不索酬金，故人多称赞，死后人们为其修坟建墓，以示纪念（见卷十五《矮子坟》）。毛氏一方面积极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同时，对外国商品充斥国内市场，从而扼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破坏中国农业生产感到不满。卷一《土产》说：“按，我邑濒海，多沙地，棉花实所宜种。以此作布，又利倍于粟，真美利花。比年因各口通商，洋布甚行，而木棉顿滞，盖亦一厄云。”（见卷一《土产》）毛氏承认外国科学技术的先进，同时，又指出许多科学技术中国早已有之，只是后来失传，只是近代落后了。卷一的《广方言馆》指出：“考泰西历算之学，较中土固为精密，然八线三角，即商、高、勾、股之术，端绪皆本《周髀》，知西法仍出自中法，盖此既失传，彼得者，遂为绝学耳。《史记》言周衰，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裔，乃其明证。”毛氏赞许外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不盲目崇洋媚外，反映了他的爱国思想。毛氏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也是值得称道的。卷二的《驰马赌胜》，记载外国商人乔民在沪建立赛马场，层台石砌，高数十级，场地纵横有七、八里之宽广。每年择春秋佳日西人在这里赛马。“沿河高搭看台，华民观者且万计。诸洋商有入围赌胜者，有携妇女往观者，有开设酒肆以赶集者，车走雷鸣，道路无隙。”就在这熙熙攘攘、灯红酒绿、眼花耳热、“观者无不鼓掌笑”的热闹情境中，作者的思绪却回到了我们祖国的春秋时代，想起了齐国秦国的风俗，语重心长地说西人之驰马赌胜，我们民族早已有之：“因念春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秦俗强悍，乐于战斗。今西人以驰马为赌赛，盖兼齐秦两国之俗矣。有心者，或不徒以眼花耳热为娱哉。”他的这种思想感情，在今天也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从以上这些材料看，毛祥麟的思想意识中确实有进步的因素，民主的东西，这同时也可以看出《墨余录》一书的价值。 这里，还想简单说说《墨余录》的版本。就目前看到的，大约有以下三种：（一）清同治庚午年（1870年）湖州醉六堂吴氏刻本（简称庚午本），这是此书最早的刻本。书名为《对山书屋墨余录》，十六卷，八册，有朱作霖的骈体文叙、毛氏自序，还有李曾珂的跋。序后为总目，分卷详列篇名。正文，除少数篇章外，每篇均有朱作霖的眉批和尾批。此刻本问世后，各省翻刻者颇多，甲戌定本在封页之前有个题记指出：“是书之出，甫及四载，而他省翻刻已有七、八。”我见到的，有同治十年（1871年）杭州文元堂刻本，款式、卷数与庚午本同。（二）同治甲戌年（1874年）毛氏重新编定该书，删除部分篇章，另增二十余则，付梓重印，称毛氏亦可居甲戌定本（简称甲戌定本），对此，毛氏有说明附于卷四的《方勖化狼》后。此本与庚午本比较，除篇目有所不同外，其款式卷数均相同。但个别篇章在文字上也有差异，如卷十的《雪儿》，两相比较，甲戌定本的《雪儿》篇文字经过润色提高，比庚午本为好。另外，甲戌定本字迹清晰，讹误较少。其增加的篇章在内容上亦比删去的更为有意义。故甲戌定本胜于庚午本，是《墨余录》最好的本子。（三）民国二年（1913年）上海中华文艺社铅印本（简称中华文艺社本），四卷四册，此为庚午本的节选本，选篇约占原书总数的五分之四。这个本子校正了甲戌定本、庚午本的某些版刻错误，但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讹误。此后有民国六年（1917年）上海振民编辑社铅印本，民国十二年（1923年）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以及笔记小说大观本等，均系中华文艺社的节选本的翻印。 明清笔记文、笔记小说是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对它的整理、研究很不重视，最近两年来，已引起学术界、出版界的注意，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这里，对《墨余录》所作的粗疏的介绍，如果能够引起读者对明清笔记小说的兴趣，那就是笔者的奢望了。 （资料来源：《文史哲》1984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