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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嘉兴、湖州地区，濒临太湖，土地肥沃，这块素称“鱼米之乡”的地方，不仅孕育了诸如沈约、陈振孙、赵孟頫、凌濛初、谈迁、吕留良、王国维、张元济、朱希祖、茅盾等文化名人，而且还蓄藏着许多丰富的图书典籍。就以明清两代的藏书家而言，大小不下数百家，其中驰名遐迩的，则有归安茅坤“白华楼”，姚觐元“咫进斋”，乌程王济“宝砚楼”，长兴姚绍科“白云斋”，武康孙琮“山晓阁”，秀水朱彝尊“曝书亭”、曹溶“倦圃”，携李项元汴“天籁阁”，海宁查慎行“得树楼”、吴骞“拜经楼”，平湖胡惠墉“小重山馆”，嘉兴钱仪吉“仙蝶斋”，海盐张廷济“清仪阁”等十数家。这些藏书，历遭战乱浩劫，有的化作秦火余烬，不复存于天壤；有的几易其主，流落四方，甚至漂泊海外，沦为他乡插架。解放后，政府曾拨款大力搜采，嘉湖一带散佚的图书，遂散而复聚，保存在京、沪、宁、杭及嘉兴、湖州诸处的图书馆或博物院中，供人们使用。经过十年动乱之后，我于八二年冬至八三年春到江南考察，顺便访求嘉湖一带的明清文献，现将所见略术于后，以供同志们参考。 从浙江省会杭州坐汽车，约四小时即可抵达湖州。湖州图书馆位于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内，系旧式平房，敞轩瓦屋为绿树、假山所掩映，显得格外幽静。馆内线装古籍仅有一部民国初年刘承干编的《吴兴丛书》。据图书馆的同志相告，湖州博物馆存有一些古书。 经博物馆的同志介绍，这些书籍均为“文革”时“破四旧”所得，约百余种。从新编的《目录》上看，绝大部分为常见书，失望之余，还是见到两部难得的书籍。一是清陈启文著《退斋剩稿》，三卷，八万余言。陈启文字虹江，江苏泰兴人，生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卒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嘉庆时任工部水部主事，历仕广东、湖北、新疆、青海诸地，参与西宁等处的黄河治理事务。书中前两卷为公牍，多述治河事宜，因系作者亲历之事，故对研究清代中叶的黄河水利及西北风土人情，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是书为陈氏后人于民国初年油印传世。另一种是高元枳等撰《双林高氏家乘》，二册，约二十万言，记述湖州吴兴县双林镇高氏自清康熙至民国初年繁衍派生大略。此书与其他谱牒所不同的是，书中清楚地绘有高氏先人各代男女的肖像，从其服饰来说，无疑是研究清代民俗学的好史料。当然，这部家乘也是研究清代宗族社会和双林地方史的可靠材料。全书为手抄稿本。 湖州没有旧书店，另一处聚书的地方为湖州档案馆，藏有近代史资料多种。湖州西北的长兴县，前几年出土明吴承恩撰写的碑文，报上曾作过介绍。总之，湖州明清史乘的蓄藏，相对说来为数不多，其原因是，随着清末民初“湖丝”的大宗出口，拥有巨资的地主与丝商，大抵寓居“十里洋场”的上海，及苏、杭、宁、甬等东南都会，其中附庸风雅者亦将湖州旧有文物捆载而去，古籍乃流入他乡。不过也有个别豪富挟资归里，刊刻图书，兴办文化的，这就是湖州东陲南洵镇的刘墉、刘承干父子。 南浔镇距湖州计两小时汽车行程，康熙初年著名的文字狱“庄氏史案”就发生于此。沿着河岸整洁的石板小道往镇南深处走去，约三里许，即可见到浓荫丛中的刘氏“嘉业堂”藏书楼。此楼建于同治年间，回廊式双层建筑，每面七间，共五十二间书库，面积达三千四百多平方米。楼的四周护以铁栏杆，其上、下两层分别镌有“希古”、“嘉业”纂文。楼中央为水泥天井、方整、宽敞，光线充足。楼前有数亩水池，环以叠石、亭榭，古柏修竹，洵为读书佳处。刘氏父子经营此楼四十余年，藏书数百万卷，他们不但收罗了许多珍本秘籍，而且还刊刻了《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章学诚《章氏遗书》等，楼内现在还存有刘氏当年开雕《钦定续通志》诸书木板万余片。现在，“嘉业堂”归属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解放初期，“嘉业堂”藏书约二百万卷，但因僻处浙西一隅，不便利用，因而大多调至杭州孤山浙图古籍部。现存的近百万卷藏书，大抵为浙图古籍部的复本书。虽间有《各省绿营制》、明郑元勋《影园瑶华集》、清汪楫《使粤记》等稀见的书籍，但不过是凤毛麟角而已。这些书只有少数几种为明末刻本，而大多为清代以来的刻本。因而，如果要研究清代书版及印刷史等情况，此处藏书倒是可资考稽的。与“嘉业堂”毗邻的是刘氏祠堂与刘氏“小莲庄”。刘氏园林有柳暗花明、取径通幽之趣，可供研究清末江南园林史者参考。 离开南浔，乘车南下，两小时后便到了位于沪杭线中部的嘉兴市。嘉兴图书馆是浙江的市级图书馆中较大的单位，所藏嘉区文献颇多，属于明清史料的，大致有以下四类： 一、地方志。该馆除藏有一般的府、县志外，还藏有弘治《嘉兴府志》（平湖部分）抄本一册、正德《嘉善县志》“长发堂”旧抄本六卷、康熙《湖州府志纂要》抄本一册、嘉靖《临山卫志》一册，宣统《东山志》二册等外间罕见的方志。后两种据洪焕椿先生《浙江地方志考录》称，仅为嘉兴图书馆独家庋藏。尤为难得的，该馆还存有几种孤本村镇志：同治《新塍琐志》，十四卷，稿本，未刊。作者郑凤锵，字拙言，道光十四年（1834年）举人，侨居嘉兴新塍镇，感无旧志，创而为此；《梅里志校堪记》，三卷，稿本，民国初年嘉兴祝廷锡撰。梅里镇在嘉兴县南三十余里，处大彭、嘉会二乡之间，又名“梅会里”、“王店”；《花溪志补遗》，一卷，抄本，附《花溪备忘录》。作者许良漠，号梦椽，乾隆时海宁人，据《海昌乡哲遗书目》称，许良漠“著述甚夥，惜多散佚，有《花溪志》十八卷，未经付梓，已遭火劫”，因此这部《溪花志补遗》就更可贵了。花溪即海宁县袁花镇，亦作“袁化”；《闻湖志稿》，四卷，清末秀水唐佩金纂，闻湖又名“芦泾”，“雁水”，世称“王江泾”，属嘉兴县；《双林镇志新补》，民国四年（1915年）稿本，蔡松纂，未刊。双林镇属湖州吴兴县。这些村镇志保留了许多明清时期该地的农业、手工业、人口、赋役、文化等方面的史料，为我们研究明清江南经济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该馆所藏另一部村镇志《濮川所闻记》，记述嘉兴县濮院镇发展史，亦为稀见的好书。 二、家谱、族谱。有清初朱建子修《秀水朱氏家乘》，抄本，一册，清高桢撰《嘉兴竹林庙嵇古堂高氏谱》，稿本，一册；民国初年嘉兴祝廷锡撰《祝氏史传汇编》，稿本，三卷，咸丰九年（1859年）吴璠撰《重修携李吴氏族谱》，附《支裔图》，二册，抄本；明俞继孝撰、清俞长发续补《如在堂重修家谱》，抄本、一册；《董氏家谱》，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刻本，十二册；《杭州韩氏谱》三册，抄本；《武阳谱稿》，一册，抄本。这些谱牒，为我们研究宗族制度和地方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其中万历刻本《董氏家谱》，还辑录许多诗文，大抵为董氏家族所作，虽为游记，墓铭之属，但却从侧面记述了明代携李社会状况，很有参考价值。 三、诗文集、笔记。该馆收藏明清笔记、文集并不多，亦较普通，仅有五种为稀见：《升云集》，八卷，稿本。作者汤新，字斌三，号介中，康熙时湖州秀才；《泺源问答》，十二卷，稿本，清沈可培著；《砚农文集》，八卷，稿本。作者陈元颖，字表亭，嘉兴人，乾隆时任景宁县学训导；《香严庵杂稿》，无名氏抄本，有《香严庵笔记》、《香严杂抄》、《真庐私载》、《潜庐文集》、《法藏一勺录》、《浙雅》、《滮湖遗老集》、《书目》八种，似为清末作品；《敬所笔记》，一卷，抄本。作者许敦俅，字存吾，号敬所、顺庵，海宁袁化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卒年不详。上述五种古籍，大多为诗词杂稿或论学之文，可采史料不多，唯《敬所笔记》一书，作者以自己数十年的生活经历，记述袁花镇社会风情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明代后期该地区物质生活的发达，货币地位的上升，蚕桑的发展，市镇的繁荣及市棍、讼徒的活动，对研究明代江南经济生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书还向我们提供该处庙宇沿革资料，可为研究明代宗教史的同志参考。 四、碑刻资料。约二百余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书法艺术为主，如文征明《停云惯丛帖》、王铎《拟山园帖》及董其昌、笪重光、郑板桥等的书画拓片。二是修建庙宇、学校等的碑记拓本，如万历《郡侯长谷吴公鼎修儒学碑记》，康熙《重修嘉兴县儒学记》等。这两类碑刻拓片虽可资研究明清美术史、文化史之用，但或流传甚广，或已见诸方志著录，相对说来价值不大。三是府、县衙门的告示、揭贴，如万历《秀水县丁粮银总数碑》、《总督漕运军门示谕》，顺治《秀水县嘉六秀四坐坊派值碑》，乾隆《嘉秀两县典商议窃盗质当碑》，嘉庆《永禁厨司当官碑记》，道光《奉宪勒石永禁碑》等，这类碑刻资料包括工商业、农业赋税、交通运输、社会治安、物价等方面的内容，既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又可补充地方志的缺漏，是研究明清时期嘉兴地区经济状况的重要材料。但因代久年湮，或原碑破损较大，有的拓片已残缺不全，难以卒读。业经有关同志访求残碑校勘整理，不久即可公诸于世。 承嘉兴图书馆张振维馆长的介绍，我又去嘉兴博物馆作了参观，该馆藏有一些契约文书，是研究清代土地卖买、人身依附关系的宝贵史料，他们为嘉庆六年（1801年）《嘉善县支希田出卖南源圩基地契》、道光十五年（1835年）《乌程县姚巩庭兄弟出卖程邑祖房契》、道光十六年《乌程县姚巩庭兄弟出卖程邑祖房契约》、道光十六年《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税务契尾告示》、道光十八年《吴四观卖身做工契约》、同治二年（1863年）《张存得出卖圩田契约》。此外，该馆还存有同治六年《南汇油车巷镇民清除枪匪蒋少梅等红纸公禀》，反映了清末土豪横行、官匪狼狈为奸的社会面貌。 尽管嘉湖地区所藏明清文献数量不多，但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有的为当地所独有。我们应当让这些不曾被利用的史料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便更加科学地进行明清江南经济区研究。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