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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经常会发现卵石，尺寸不一，多非常光滑，可能经过人工长期的抹挲；有的上面留有某种敲砸痕迹，显系人工作业的产物。加之这些卵石多发现在房屋、灰坑甚至墓葬之中，卵石本身虽然是河流长期冲刷的结果，但这样的卵石显然是人类搬动和使用过的文化遗物。近年来出版的不少考古发掘报告，对这类遗物多有描述，有的直接称为卵石，有的则称之为“卵石器”，但功能如何却罕有研究。我们参照民族考古学的材料，确认某些卵石是制陶工具，是拍打器壁时垫在陶器内部的“托子”或“垫子”。 这里只举几个例子。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过很多卵石，多是在遗址出土的，但也有在墓葬发现的，报告者把它们都归入石料一类。可惜只报导了几个墓葬发现的卵石，描述也非常简略。比如，M342随葬河卵石共6件。5件长条形，1件方形，除1件一端有敲击痕外，其余都没有人工痕迹；M369:2为一件稍大的河卵石；M486:3 为绿色砂岩河卵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卵石，都发现在女性墓葬或成年女性与少儿的合葬墓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45页） 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共发现过9件“卵石器”。均直接利用自然卵石，器身有摩擦或锤击痕迹。一类形态较窄长，一类略呈圆形。比如T0412（8）A：64，略呈灰褐色，圆形，微有摩擦痕，直径9、厚4.3厘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69页。） 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据报道发现卵石4件，都出在墓葬中。M363:1深黄色半透明，长5.4、宽3、厚1.6厘米，标本M189:2，浅黄色，长7.8、宽5.6、厚1.8厘米；标本M117:2，灰黑色，上有暗红色条纹，长5.6、宽3.4、厚0.8厘米。（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苏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25页。） 因为描述非常简略，也无从观察上述卵石的使用痕迹，我们无法断定这些卵石是否都是制造陶器的工具，某些卵石显然也不是单一用途的结果。讨论这个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的关注，在以后的考古工作中给予这类“卵石”更多的注意并加以详细的观察和报导。 所以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因为陶器民族考古学的调查中经常看到作为“托子”的卵石。即便在使用快轮的某些陶器作坊，也还能见到卵石。在云南傣族、台湾兰屿雅美族、花莲太巴塱阿美族、中原汉族等的制陶作坊中，均可看见这类卵石。 比如，“傣族制陶所用的鹅卵石一般都是从江边捡来，格外规整圆润，直径在4.5~10厘米之间。使用时一手握住卵石衬于器壁内，另一手则持木拍拍打器壁，利用内外的合力，可以使器壁更加致密结实，并形成制造者想要的弧度和形状。”（张海超：《曼斗傣族慢轮制陶》，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台湾太巴塱阿美族的托子，也是使用卵石，这“是一种圆形的鹅卵石，大小不一定，只要适于手的把握就行。它的功用在抵抗陶拍拍打的力量，不因陶拍的拍打而使器形有所改变，陶坯加大时，器形也因托子的衬托而随托子的形状加大。W.G. Solheim II 称这种拍打的技术为拍托术（Paddle-and-anvil technique）。这种技术的操作方法是这样的：右手持陶拍，左手拿托子，陶拍在坯外，托子在坯内，托子托住坯壁，陶拍在外拍打；打一下，转动陶坯换更一个部位再行拍打，换位时，托子、陶拍同时更换。继续不停的拍打，直到需要停止时为止。” （石磊：《太巴塱的制陶工业》，《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十期，1960年，第85页。） 兰屿雅美族称这种托子为“ipamarun-so-waga”，是采用扁圆形的卵石，使用时“左手持ipamarun-so-waga（托子），将其塾垫于泥桶里面，右手拿paparo(拍棍)由外面拍打，打成粗糙的罐形，此一手续称为paroun。”使用这种卵石作为内衬，除打出陶器的大致形状外，主要也是为了使陶坯质地紧密。（宋文薰：《兰屿雅美族之制陶方法》，《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九、十期合刊，1957年11月，第149-152页。） 作为“托子”或者“垫子”的卵石，多是规则的卵圆形，因为长期使用，托子的器表光滑，这是判断考古出土卵石是否“托子”的主要依据；如果还有伴出的制陶工具，或者这类卵石就在陶窑附近或者就在制陶作坊出土，则可确认它是“托子”无疑。如此看来，上述考古发现的河卵石，也许并非都是制陶的“托子”; 要看遗址出土的卵石是否“托子”，跟其他石器功能的判断一样，也必须根据它的形状、使用痕迹和共存关系来加以判断。 应该注意的是，古人磨光陶器，也用卵石，不过这种卵石，也不见得形状一定非常规整，在没有轮制的时代，用卵石做成的磨光工具在陶器表面反复摩擦，即可达到磨光陶器的目的。这样的卵石，在近代汉族农村的陶器制作中，还能看到。（《中国文物报》2013年5月24日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