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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对文字改革萌生了兴趣并给予持续关注。抗战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文字改革的主张，并对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认识则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出发，把文字改革纳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中去考虑。无论是确定文字改革的方向，还是制订文字改革的方案，毛泽东都倾注了大量心血，有力地指导了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文字改革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文字改革问题。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对文字改革萌生了兴趣并给予持续关注。抗战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文字改革的主张，并对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文字改革更是悉心指导，无论是确定文字改革的方向，还是制订文字改革的方案，毛泽东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全面梳理毛泽东关于文字改革的思想与实践，对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在文字改革中的作用乃至正确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曾经十分关注文字改革。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认识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创立拉丁化新文字的主张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所以毛泽东对拉丁化新文字给予了大力支持，使之得以在根据地试验推广。 （一）关注文字改革 文字改革的思潮，在中国由来已久。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新青年》开始，展开了文字改革的讨论。在讨论中，很多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认为，世界上的文字都要经过三个阶段：象形、表意、表音。汉字不是表音文字，所以野蛮落后；在他们看来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例如，1918年4月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指出： “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陈独秀也赞同地回应指出：“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207、202 页。1923年1月，《国语月刊》第七期专门出版“汉字改革”号，胡适、蔡元培、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傅斯年等人发表文章，以对封建文化和教育进行反思的批判精神，或赞同简化汉字，或赞同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并提出简化汉字和拼音文字的详细方案，使文字改革思潮一时达到顶峰。 此时，青年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积弊已有了清醒认识，遂对其消极影响进行了尖锐批判。如1917年8月23 日，毛泽东在致师友黎锦熙的信中指出：“自昔无知识，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文化，成为毛泽东在当时的文化追求。这样，毛泽东对文化界大力倡导的文字改革也萌生了兴趣。1919年9月5日，毛泽东读了黎锦熙所写《国语学之研究》一文后，致信黎锦熙，表示“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 1920.11）》，第404页。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再次向黎锦熙表达了要研究文字学的愿望。他说：“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一难得书，二不得空时，懈怠因循，只好说‘今日不学又有明日’罢了。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479页。 此后，虽然毛泽东投身革命，其研究文字的想法未能付诸实践，但是他对文字改革一直给予关注。 （二）支持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是由旅苏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领导发起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掀起了拉丁化的文字改革运动。受此影响，瞿秋白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文字改革方案，于1929年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在莫斯科出版。1931年，瞿秋白回国后，吴玉章、林伯渠等继续以瞿秋白的方案为基础，拟制了一个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一方案，并成立远东边区新字母委员会，在旅苏的10万中国工人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传到国内，得到文化界人士的大力支持。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崴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转引自倪海曙编《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其实，拉丁化新文字倡导者主张以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除因为“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外，其最大理由就是认为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即“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于现在的时代”。“要造成真正通俗化、劳动大众化的文字”，“要采取合于现代科学要求的文字”，使文字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利用，是拉丁化新文字倡导者的主要目的。参见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8、59页。这一点，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探索和认识十分契合。 毛泽东在从事农民运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带有阶级的烙印，即“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过去社会的文化是剥削阶级的文化，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未受过文化教育。但是，“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这样，在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创建工农苏维埃文化的号召。1934年1月，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需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而创建工农大众的文化，首先要从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做起。这样，努力扫除文盲成为“苏维埃文化教育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文稿摘编》（内部本），第659页。在这一精神指导下，苏维埃政府先后制订了《夜学校及半日学校办法》、《识字班办法》、《消灭文盲协会章程》、《关于儿童入校与消灭文盲运动的指示》、《消灭文盲决议案》等文件，提出了“要结束百分之八九十的劳动群众不识字的历史”的奋斗目标及“不识字的是瞎子”、“开展消灭文盲运动”的鲜明口号，把发展识字、文化教育事业当成是争取革命战争胜利、完成苏维埃各方面建设的锐利武器，广泛深入地开展苏区的扫盲运动。 由于拉丁化新文字具有不标声调、拼写方言、分词连写等特点，简单易学，因此在苏区的扫盲运动中，曾有试用拉丁化新文字扫除文盲的酝酿，但因战事紧张，未能实行。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西北办事处积极支持试行新文字扫盲，并使之成为革命根据地发展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字如何更好地被人民群众所利用，所以对拉丁化新文字十分赞赏。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看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这篇文章之后，写信给蔡元培说：“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57页。 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认识有了更深入的发展。1940年1月1日，他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化的角度，毛泽东发出了文字改革的号召。即：“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字改革的主张， “给了新文字工作者以极大的教育和鼓励”倪海曙编《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编年纪事》（上），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1979年内部版，第141页。，促进了新文字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下，陕甘宁边区于1936年至1938年初、1940年至1943年春先后开展了两次新文字扫盲运动，使拉丁化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得到推广试验。1940年11月7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中央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该协会署名的赞助人有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李富春等54人，毛泽东还担任了该协会的名誉理事。1940年12月25日，边区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边区政府的法令、公告等重要文件，将一律一边印新文字，一边印汉字；凡是写报告、递呈子、计账、打收条、通信等，用新文字跟用汉字法律上有同等效力。1940年秋，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与边区新文字协会联合创办了《SIN WENZ BAO》（新文字报），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新文字报》题词“切实推行，愈广愈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编年纪事》（上），第164页。。在这种号召之下，晋西北边区、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华中根据地等也都开展了推广新文字的工作，积累了文字改革的宝贵经验。 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认识则是从整个国家、民族的角度出发，把文字改革纳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之中来考虑。从文字改革方向和方针的确立，到文字改革具体方案的制订，毛泽东无不亲躬亲为，倾注了很多心血，有力地指导了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对新中国文字改革目标、方针作出战略规划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热衷于改革汉字的党内外人士又提出了文字改革问题，希望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恢复一度沉寂的文字改革事业。8月25日，吴玉章就文字改革问题写信给毛泽东，请示文字改革的方向和原则问题。此时，中共中央的精力主要集中于军政大计，还未考虑将文字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因此，毛泽东收到吴玉章信后，并没有立即发表意见，而是委托郭沫若、茅盾、马叙伦三人研究吴玉章所提出的改革建议，并将他们的回复意见反馈给吴玉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与毛泽东放眼国内外形势，对文字改革问题作出战略规划，很快将文字改革提上新中国的工作日程。 首先，文字改革是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和扫盲运动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大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新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但是当时却存在着一些必须从语言文字领域克服的困难。例如，当时方言众多，造成了社会交际的严重障碍，制约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影响了政令畅通。在全国或全省的会议上，听众常常听不懂那些用差别很大的方言所作的报告。这种状况与新中国的宣传教育工作和经济工作的要求极不适应。同时，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文盲。据统计，1949年全国5.5亿人口中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 “在有几万万文盲的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建设。”陈毅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10月15日。因此，毛泽东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从195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领导开展了以推广识字为主要内容的扫除文盲运动。但在识字运动中很快暴露出传统繁体汉字的“三多”（字多、形多、读音多）、“五难”（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检排），成为影响识字效率的主要障碍，直接影响了教育的普及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这样，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汉字，以便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地学习使用汉字，就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指出：不能从文字改革本身来看文字改革问题，“应该把它和完成三个五年计划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国家联系起来”陈毅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10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