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1年和宿白先生合影 1958年，我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毕业，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发放录取通知的前一天，我们还在参加中学组织的街道工厂劳动和街道扫盲工作，到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才剪断系联母校的脐带，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北大是我熟知的学校，上小学的时候，我家住在西老胡同，每天都要经过北大理学院的大门。那时父亲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我也曾随着父亲去过五四操场和北大红楼。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1907～1911年我的外祖父曾在那里任教务提调，专办学务；1909年我的祖父罗振玉也从学部调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筹建农科。1919年正在北大德文系读书的一位舅舅因参加五四运动的游行示威，曾被关在午门内；1922年另一位舅舅则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读研。而就在1958年前后，一位姑母家的表姐在北大读地质地理系，且为侯仁之先生的副博士研究生，另一位姑母家的表兄正在北大读化学系，后来专攻尖端科学。我的同班同学也有不少考上北大、清华，所以我觉得自己考取北大是一件太平常的事了。 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1957年姐姐考上北京农业大学，父母很高兴，告诉她农大的前身就是祖父创建的京师大学堂农科。所以我想这时父母更多是感到欣慰，因为他们曾有过约言：“伏生有女传经史，莫羡邻家占梦熊”。 一 我从小喜欢乱翻书报，高中时知道了苏联发掘了花拉子模城，又读了一本苏联小说《成吉思汗》，讲到花拉子模城的毁灭，开始对田野考古及通过考古，发掘、复原被岁月淹没历史的工作很着迷。回首往事，我常想就像《成吉思汗》里羸弱的小图干一样，他的影子被缝到了托钵僧的斗篷上，从此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我也是从那时起，就把自己的影子和考古学缝到一起了。而且后来因为身体不好，系总支书记吴为能找我谈话，希望我转到历史专业，但我还是毫不犹疑地谢绝了组织的好意，坚持留在考古专业。 我在北大正是1958-1963年，正值反右过后一个个政治运动的小高潮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但当时北大还是重视教学的，这五年的记忆就是劳动、运动、抓教学质量。 劳动，我们参加过首钢的大炼钢铁；农村的抢种抢收；北大的建校劳动，参加过修建北大的石砌围墙，听说吕遵谔先生是砌虎皮墙的高手，而虎皮石是我们肩挑、手搬，穿过半个校园运去的；参加过“一百号工地”（分校）迁坟、修路……劳动的高潮延续到经济困难时期。不过在当时，和市民比，大学生的粮食定量还比较高，和广大农村的同龄人相比，我们更属于“幸运儿”。 每当一个运动高潮过去，抓教学质量就被提上日程，除了在文史楼和各个教室楼间奔波上课，还要奔波找自习的场所。1960年代前后北大的生活条件，当然不能和后来相比，下乡、下厂、各种劳动等，虽然繁重，为过去所不曾经历，也由此病过几场，但使我了解了象牙塔以外的生活。磨砺也是一种人生的财富，其他活动多了，学习时间少了，使我懂得了珍惜，而学习考古专业课，就像是追随托钵僧去探索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对我有无穷的吸引力。 燕园的生活还有一段难忘的经历，就是参加“大搞科研”，好像是 1960年寒假，学校再度掀起大搞科研，班上大部分同学参加编写《北京史》（《北京文物志》），首先是下去调查，回来编写、讨论提纲，重点在于如何“突出红线”，记得张永山讲他是去焦庄户调查地道和抗日战争的地道战。我作为刚修过石器时代的考古班的学生，被分配到世界史教研室，参加编写世界史讲义的课题。在批判“科研大跃进”的过程中，曾谈到“由低年级为高年级写讲义，不啻为笑话”。确实，科研工作不适宜采取“大跃进”的形式，作为一个低年级的学生在所谓“老中青三结合”的科研班子里也起不了作用，但在我却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不知什么原因，寝室没有暖气……但迈进世界史教研室就像进入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齐思和先生十分风趣又平易近人，一些青年教师就像孩子一样围绕在他的周围。而我，总是坐在角落里默默地、饶有兴趣地观察并倾听他们的一切。当然，还有工作，在我，主要是学习，我读了当时出版不久的多卷本《世界通史》第一卷后，带着问题找到了严文明先生，先生给我开了一个书单，告诉我了解这些问题要看哪些、哪些、哪些书，第一次给我指出科研工作的门径。 大学生活也有很多有趣的事，同班有十位女同学，大学五年室友都是同专业的，除了外出实习、劳动，今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我下铺几乎是住了五年。同室三年多的是57级毕业分到考古所的曹延尊、刘一曼。初进北大就同室，前后住了一年多的是李东琬、许爱仙。57级毕业以后，我们又和59级的林秀贞住于一室。这些室友们都很有事业心，很用功，和他们相处都很融洽，她们至今大都不枉一生，取得很多成果。 记得到北大报到后的第一个周末，同为家在北京的我和李东琬都决定不回家，因为萦绕心间的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十八岁/对于人生/只有一次/年轻人/一定能代表所有的孩子/向年长一代战斗者说/我们要改变大地的生活”。十八岁，我们成年了，该独立了。 记得分专业不久，57级曹延尊、刘一曼刚从周口店发掘工地回来，带回来发现的鹿牙和鬣狗粪化石，得知我们是考古班的新同学，在上交系里之前，特地取出让我们开开眼。我第一次面对她们带回的“圣物”，轻轻抚摸这些远古世界的见证。 转眼四年过去，五七级就要毕业了，1962年是他们在校的最后一个新年，除夕之夜，曹延尊、刘一曼、樊锦诗和我在二十七斋的寝室里畅谈毕业后的工作，憧憬未来，直到午夜临近，才匆匆跑到大饭厅参加聚会，元旦钟声响了，四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约十年后再会。在我们年轻的心中，十年是十分漫长的，我们能做很多的事，会有很多体验可谈。然而直到2005年中秋，才践行了重聚约言，这本应是一次愉快的聚首，四十年，为了青年时代的理想我们都尽了力，并且在生活和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四十年，我们都经历了很多苦辣酸甜，但是只有三个人走过来了，曹延尊英年早逝，想起她的未竟之业和当时尚不解丧母之痛的幼子，在莫高窟前、在中秋之夜清冷的月光下，禁不住无语凝噎。 二 我们58级分专业早，参加田野考古较多，尤其是“认识实习”为其他各届考古班所不设。在田野工作中，我们的实习包括了从测量、开方、挖土到用小铲清理发掘、绘图、刷陶片、拼合、简单地修补、画图、整理，对学生是很好的锻炼。 1959年认识实习，参加陕西华县发掘，先在遗址区，记得挖的第一个灰坑，靠坑壁有一个坚硬的二层台；后来发掘一座地穴式的房子，中间一个柱洞。这是一座用一根柱子撑起遮挡风雨棚顶的椭圆形房子，坚硬平整的居住面上，留下一个陶灶，一堆螺蛳壳，房子的主人是怎样的人，当陶灶点燃的时候，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曾引起我长久的遐想。 后来我们班分配在遗址区和墓葬区的两组调换工作地点，以便对两种遗迹的发掘都有感性认识。我则被分配到修补室，帮助工作并学习修补技术。我的师傅是考古队请来的一位当地教师——紫娃，手很巧，在这里我看到、学到不少修补、复原的技巧。 在华县，除了参加田野考古，当时的苏联留学生刘克甫给我们讲授摩尔根《古代社会》。课堂在室外，他让我们“席地而坐”，围成一个半圆，就开课了。纠缠起拗口的亲属称谓，是别有一番乐趣。 1960年，怀柔发掘是抢救性质的发掘。这是我第一次发掘汉墓，很开眼界，第一次知道了用探铲可以准确找到墓葬四界。这批墓葬保存不错，有漆器，可惜在当时条件下无法保存。这次发掘虽然天寒地冻，条件也比较差，但我的“方长”喜欢唱歌，而且唱得很好，一面以半蹲半跪的姿势剔骨架，一面陶醉于墓坑中的歌声，真是一种难忘的经历。这次发掘结束，我们还在当地大庙里办了一个展览。 1961年，雪山发掘是正式的生产实习，以前发掘都有高年级带领，这次是独立工作，邹衡先生要求严格，多数同学很受教益。当然，先生不仅严厉，也很关心学生的方方面面，当时我和张永山在一个探方，曾发现一座少见的圆形房子，先生看见很高兴，立即给发掘者和房子合了一个影。后来我看到先生在《手铲释天书》中讲，主持洛阳王湾发掘，工作进展顺利，不仅“对成仰韶、龙山完整陶器共达500余件”，还有“6位男女同学，居然对成了终身伴侣”，从而感到“有说不出的欣喜”，我才明白那也是先生对我们未来的美好祝愿。 1962年，毕业前的专题实习我参加的是山西组，共五人，包括张永山、曹定云、徐治亚、祁惠芬和我，指导老师是苏秉琦先生。在山西侯马，具体指导的是工作站王克林先生（北大考古专业52级），由王先生带我们踏勘、考察周边遗址，介绍要我们整理的遗存出土情况等等。苏秉琦先生是在我们整理工作告一段落时才去的，检查我们的器物排队，型式划分是否得当等。当时在侯马有不少先生的学生在那里工作、实习。先生的到来对我们来说，就像过节一样，学生们纷纷汇报工作、请教问题，除了畅谈学问外，先生还请大家吃了羊汤。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真是一种难忘的美味。 三 回首此生专业的选择和学生时代，我确实是很幸运的，第一件幸事就是我出生在一个父母非常明智的家庭，他们很重视身教，而且不仅爱子女，更懂得如何爱、如何教育，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子女开创自己的道路。 更为幸运的是，我读北大是在1958-1963年间，在这里我们受到磨砺，懂得了珍惜，更适应了快节奏的生活。在校期间虽然运动多、劳动多，读书的时间打了折扣，但同时很注意抓教学，大学教育的专业训练基本没有缺失，尤其是系领导说：“都是劳动，考古班与其上工厂农村，不如去考古工地”，于是我们获得更多田野考古实践的机会。这段经历，对于毕业后转入史学领域的工作者尤为珍贵。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或稍晚，一次学术讨论会中间，参观二里头遗址，当时对于二里头文化的性质以及夏商分界断在哪两期之间，有多种看法，争论难分难解。在邹衡先生旁边看陶片的一位历史所先秦室主任说：如果能让我把一个灰坑从头做到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旁提醒他说，各种不同意见的论者，可都是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抬头严肃地看了我们一眼，订正我说：“岂止是多年”。我想学历史的若有多一点的田野工作实践和见识，就不会这样简单地看问题，历史学和考古学者也能够更好地合作了。( 罗 琨 ) （罗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58级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中国文物报》2012年5月2日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