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8年徐萱龄（左）同调查组同志在广西贺县壮乡留影  1956年孔哲生、徐萱铃在学习 我大学期间的民族课程是在中央民族大学上的，授课的老师主要是林耀华先生。林耀华先生当时讲的是民族史，宋蜀华先生给我们讲授民族志，后来陈永龄先生也参加了讲课。对于民族学课程我比较有兴趣，所以比较认真。要说后来我从事民族学专业从哪里起步，或许就要从1958年的那一次民族调查开始。 1958年中央人大常委会的民族委员会，感觉到民族地区变化特别快，就想抢救民族地区文化，于是开始组织了全国性的调查。这次民族调查的规模很大，是一次全国民族地区普遍的调查，调动了全国大概三千多位各个行业的专家。知道这个机会以后，我们北大历史系1955级的考古班比较积极，主动找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民委和我们系的老师，问能不能参加这次跟考古学有关的调查。没料想领导们居然就同意了。不仅是我们班，还包括我们年级、上一个年级很多同学都得以参加。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历史背景，我们班除了几位学生没能参加之外，其他同学都参加了这次调查。 我们这些考古专业的同学，被分到全国不同地区，调查的任务也各不相同。我被分到广西组，大概1958年8月底出发，到次年的四月份前后才回来。大家的任务，基本上就是野外调查，以及撰写民族史、民族志。 我被分到了广西桂北组，就是桂林北部三江、龙胜，当时还有一个县叫大苗山，后来这个县被取消了，划归融安县。我们这个组有陈慧和、杨秉功、徐萱龄等几个同班同学。同组的组员，还有历史班和其他班级的同学，比如1954级的曲军锋。因为当时我还不是党员，曲军锋是党员，所以由他领导我。 我们在桂北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壮族、苗族、侗族三个民族。那时候我们很年轻，环境虽然比较艰苦，但是感觉很好。在经济困难时期，吃的也还行。那时候下乡都是挑着担子，一头放着行李，另外一头放着书和马灯，很艰苦。我们当时也是收集了很多文物。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收集了很多铜鼓，还收了很多的地契和文书之类的东西，上交给调查组。这些东西应该归到广西民族研究所，但那个时候赶上“大跃进”，像这种东西收在家里会被认为在“搞四旧”，所以丢在那里没人敢要，我们就捡起来了。调查时路上毒蛇特别多，记得有一天我们到一个村寨去，山坡的土路上刚下完雨，蛇多得一塌糊涂，几乎走十步就是一堆蛇，只好不停拿棍子把它们挑到旁边去。 我们调查的时候记录下来每一个民族的资源环境、生产、生活、信仰、文学，整理出不少调查报告，后来的成果就是《广西民族调查报告》系列。另外我们还参加了《壮族简志》、《壮族简史》的编写。调查的时候还要画草图。这些图，主要是地图，有时候还要画一些气候图或者器物图，比如生产工具、器具这些都是要画的。因为我们整个调查组都没有照相机，没有办法，所以只有文字记录。 民族调查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是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同学中一直坚持做民族工作的成员，后来走上了民族考古之路。在北大读书期间的民族调查的经历打下了我日后治学的基础。（宋兆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55级学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国文物报》2012年4月11日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