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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工作，在中国开始很晚。地质学算是起步最早的一个学科，也不过百年；考古学是在地质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又晚了十来年。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做“有规模的系统研究”，也就是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在科学研究上取得辉煌成就的两个学科——地质学和考古学，就是因为分别有了中国地质调查所(1916年)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这两个专门的国家研究机构，才脱颖而出，在很短的时间内，分别成为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耀眼的明珠。 地质调查所的创始人丁文江先生说: “登山必到顶峰，调查不要代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傅斯年先生也有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都是强调自己动手，自己走路，去寻找真凭实据，而不要靠书本吃饭。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秉承这样一种精神，在短短的21年（1928~1949）间，不仅十五次发掘殷墟，向世界展示了商代晚期青铜文化的非凡成就，还发现了城子崖、两城镇等龙山文化遗址，揭示了中国东部平原存在着一个灿烂的、跟商文化关系更密切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抗日战争期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们，又对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田野工作，修正了西方学者有关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和关系的某些结论，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历史语言研究所秉承的科学精神，及其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使它成为科学考古学在中国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历史语言研究所虽然在1949年初南渡台湾，但它的研究人员却做了不同选择。少数的几个考古学家，一部分随史语所迁到台湾，另外一部分则留在了大陆。曾经代傅斯年主持所务（1947年6月26日~1948年8月20日傅先生赴美治病期间）的夏鼐先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所长，主持大陆考古凡35年。他开创的考古研究所的学术传统，实际上更可以看做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传统的延续，虽然在很多地方又有不同。 正因为如此，要了解中国今日之考古学，是可以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大陆期间短短21年的历史里发现线索的。比如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历史学情结，中国考古学家重资料、轻理论的倾向，中国考古学界对追寻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持续不断的偏爱；又比如迟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慢慢开始的中外合作，在重要的考古遗址建立工作站的做法，国家考古机构和地方政府及地方学术团体的矛盾等等，都可以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田野考古的实践中找到渊源。 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学兴起的一个标志，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不仅是为新生的中国考古学画像，也是为近代以来蹒跚学步的中国科学画像。陈洪波先生通过阅读大量文献，把历史语言研究所最初20余年艰苦卓绝的考古工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他不仅阅读已经出版的各种有关著作，还到台北南港的史语所查阅了大量档案，观摩了当年殷墟等遗址出土的各种遗物，在细心体会诸考古前辈筚路蓝缕所经历的成功和失败、光荣和挫折的同时，又把他们放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里，对他们作“理解之同情”，因此不仅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持论公平，虽然他的观点并不一定都会被我们所接受。 这部以大陆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工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把考古学史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在我读书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算是非常稀罕的，现在却已是寻常之事，虽然这方面的博士论文全部加起来也还凑不足两位数。而以有代表性的某一个考古研究群体的某一个时期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陈洪波先生的论文更是头一份，也可能还是唯一的一份。不过他现在看到的材料，比我当年看到的要多得多，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洪波的勤奋、聪明，加上这“形势比人强”的材料的累积，使这本著作形神兼备，异彩纷呈。相信读者会跟我一样，拿在手上，就会不忍释卷，一口气把它读完。 我跟洪波算是文字之交，现在他的大作出版在即，我有幸先睹为快，很高兴写几句话以志同声之欣悦。我相信，这本著作的出版，一定会对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 (《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日8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