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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衡是我的乡长。他开始攻读考古研究生的时候，我刚进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本科学习，因此，邹衡也是我的学长。他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这五年中，邹衡的音容常常浮现于我的心中，仍是那样的清晰，从未因我们的分手出现过丝毫的锈蚀，且随着我的追忆而愈益明亮。我们之间有着半个世纪的情谊，交往频繁，回忆起来经常想到的是印象最深的这几次。 邹衡攻读研究生的前两年，历史系的研究生除了他之外，就只有攻读中国近代史的李时岳。李时岳后来和我在吉林大学共事。他担任历史系主任时，我是历史系副主任。我们是能谈心里话的好朋友。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创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自上世纪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起，主导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现在他创立的中国近代史体系，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主流。当时我们一些本科生，自然想见见这两位研究生。我读大学的前三年，邹衡基本守在郑州的考古工地，没有机会和他见面，直到大学第四年即1955年初秋，我在西安半坡遗址考古工地实习的时候，邹衡研究生刚刚毕业被分配到兰州大学任教，上任路过西安特意下火车到半坡遗址工地参观，我才第一次见到他。邹衡仔细地看了工地发掘情况后，便和我们一些同学聊了起来。邹衡桃形的脸上，嵌着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讲起话来，面肌舞动，嘴角挂着吐沫，口沫飞溅，他身着长及大腿的深色粗呢的民国时期式样的学生装，衣的内领有一层油腻，黑色的脸上盖着薄薄的黄尘，活脱出是刚从“灰坑”或墓葬中爬出来的考古匠人，是一心扑在田野中的朴实的考古人，这是我同邹衡初次见面时他给我的印象。或者说是我对他的感觉。 1958年秋，我参与主持黄河水库的华县考古队工作，负责泉护村南台地遗址的发掘，考古教研室的资料员邹衡的前妻郭淑华在这工地实习。她期中回京休假返回工地后，立即找到了我，说她犯了错误，同时向我交出了一件陶祖。我感到莫名其妙，便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她说她在发掘时，发现了这件陶祖，感到好奇，藏了起来，带回家中给邹衡看。没有想到，邹衡看了很生气，质问她怎么能把考古发现的物品私自藏了起来，带回家中哩！这犯了规矩。叫她将原物完好地带回工地，交代清楚，听从处置。我听郭淑华说明后，立即问她这陶祖出自什么单位，又在现场经反复校正出土单位和要她写了说明附入相关记录后，我据工地负责人会议决定，对她说，你犯的错误性质严重，要做书面思想检讨。郭淑华态度诚恳，虚心接受批评，写了较为深刻的检讨。通过此事，我深刻感到邹衡对考古发掘非常认真，对发掘人员应遵循的纪律持严肃的态度，即使面对自己的亲属，也毫不含糊。 1959年12月24日，我结束了泉护村考古工地工作。返京途中在洛阳下车，参观王湾等遗址发掘资料。当时王湾工地发掘已经结束，邹衡正带领学生整理发掘资料。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向我介绍了发掘成果，眉飞色舞地讲述着哪个单位复原了多少件陶器，在这里，我亲眼目睹邹衡夜以继日地拼对陶片，复原陶器，每当将一些陶片拼对能复原一件陶器时，他便手舞足蹈，显露出来的是人生童稚时代才能出现的那种乐趣。看到了这些，我深深地感到了华县工作和邹衡负责的王湾工作之间的差距。面对邹衡，我为此感到羞愧！决心向他学习。邹衡对拼对陶片复原陶器这种热情的追求和考古工作作风便成为我此后主持考古发掘工地的榜样。 1960年，我参加了由邹衡主持的《中国考古学·商周——青铜时代》编写工作，负责撰写《西周前期》和《商周时期的边区青铜时代文化》章节。这《商周——青铜时代》由邹衡、祝广琪和我分头编写，邹衡通纂定稿，当我接到邹衡改过的我负责编写的那部分章节后，翻开看时，见到除了我写的文字外，就是邹衡用毛笔删去我写的文字的粗黑横杠和改写的文字。这横杠和文字密密麻麻，我写的文字几乎被淹没在邹衡所划横杠和改写的文字中。见了这密密麻麻的横杠与文字，很不是滋味，气上心头，我写的这部分稿子需要这样大的改动吗!!但冷静下来认真看下去，就越来越感到邹衡改的很对，经他这一改动，我写的文字简洁了，逻辑性更强了，论证更清晰了。因此，我更服邹衡了。此后的一、二年，邹衡讲授商周考古时，还邀我给学生讲授由我写著的这些章节，我由此感到邹衡对我写的这部分章节，还算基本肯定。尽管如此，他还是不顾情面地改写了我写的那部分章节，这说明邹衡对讲义的写著，是持从严要求、对事不对人的严格认真负责的态度的。 上世纪60年代，我见到有些著作竟然抄袭我参与《商周——青铜时代》写著章节的一些内容，其中尤以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为甚，气愤之时，给《人民日报》写了一信，揭示此事，要求《人民日报》予以发表，或转给有关方面给我一个说法。那年我到北大修改《元君庙》或《泉护村》将此事告诉邹衡。邹衡顿时气愤起来，说也抄袭了他写的那部分，实在太恶劣，说他已将此事反映给系主任翦伯赞，翦老已将这事向郭老说了。我俩认为这事既与郭老无关，也当与实际负责主编尹达无关，是具体负责写著的人干的。我俩反抄袭的这一举措，在那个年代成了泥牛入海，全无消息了。绝不是全无消息，所谓无消息，仅是剥夺了反对学术抄袭的发言权，此其一；其二是到了史无前例时期，翦老竟被编写《中国史稿》那个单位的几个笔杆子打成了“西霸天”和“保皇党”，与此事也当有点关系。我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这篇批翦老的文章吓了一跳。担心将清查到自己头上。我将此事告诉了我的内人，当文革进入高潮的1967年，我的内人被吓得将翦老坐在藤椅上我站在他身后的一张合照避着我烧掉了。文革晚期，我同邹衡谈及此事，他说他也有同感。“史无前例”是搞“打、砸、抢”，学术上的“打、砸、抢”分子自然活跃起来。邹衡一贯坚持学术道德，对学术抄袭嫉恶如仇，坚持反对学术“打、砸、抢”，当以此为始。 《商周考古》出版后的上世纪80年代前期，我在山西见到了邹衡，聊天时，他忽然愤愤不平地对我说，《商周考古》是工宣队逼迫他写出来的。接着又说，他带领学生多次实习，负责过一些工地发掘，就是不让他写报告。这次山西的发掘，总得让他写报告了吧！埋怨不让他写考古报告这事，我曾听他讲过多次，埋怨《商周考古》是被工宣队逼迫写的，则是第一次听到，听来不顺耳，感到很突然。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学所以成为考古学的本质，考古发掘既是对遗存的保护又是对遗存的破坏，所以，考古报告既是检验考古工作者学术研究水准高下的著作，又是保存、保护遗存的必需的重要平台，也是测试考古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试金石，故入道的考古工作者都将编写好考古报告作为其考古人生最重要的追求。我想这就是邹衡所以不惜发出怨言而力争编写考古报告的未曾言明的理由。邹衡历经9年发掘，7年室内整理、编写而于2000年出版的巨大的考古报告《天马——曲村》，则为我们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应怎样对待田野考古和怎样编写考古报告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楷模。邹衡为什么那样讲自己编写的《商周考古》？将邹衡1980年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和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作番比较，或可窥知其中的一些奥秘，看到邹衡未曾讲明的心意。是以郭沫若的说法这一当时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主流理论为纲，以填格子的方式将考古资料塞进那预设的格子之中，还是自主的务实求真地探讨学术问题，是这两书的基本区别。当然，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是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同时，这里所说的“自主的务实求真” 也不是指不去研究夏商周社会的社会制度或社会性质这类重要问题，但是否去研究这类问题，完全是应被尊重的作者的自主权利，当作者对这类问题未作研究，或有自己的见解的情况下非情愿地以他人的认识作为格子填塞考古资料的做法，无疑则是非自主的、非务实求真的写作。我想这当是邹衡所以说《商周考古》是工宣队逼迫他写的本意吧。邹衡说《商周考古》是被工宣队逼迫写的，仅涉及表层现象，其实这是史无前例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实现了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我想邹衡对此是有清楚认识的，只是他不想说白而已。邹衡对《商周考古》的这一表态，是曾被剥夺了自由的知识分子呼唤自由的务实求真的学术研究的呐喊！ 时间的车轮飞转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我因晋侯墓被盗事件去了山西，和邹衡又有过两、三次接触，亲眼见到了邹衡那直面千夫指对盗墓贼和为盗墓贼、更为自己失职行为辩护的那些官员的愤怒，此时的邹衡已置自身安全于度外，成了反盗墓保护文物的勇士。 邹衡2005年11月住进了医院。我得到这令人不快的消息后，曾多次打电话给他的夫人和他的身边学生，要求前往医院探视邹衡，但都被他们谢绝了。令我震惊和深切悲痛的日子终于来临，这是2005年12月27日20时21分，我忽然接到邹衡的学生李维明电话，告知我邹衡病危的消息。我问明了地址，立即叫了车，直奔北大三院邹衡所住的病房，在走廊中见到了他的夫人和他的几位学生，我看了手表，时钟正指向20时3刻，他们让我赶快到病房去！我被他夫人领进了病房，只见他留着平头，脸色灰黑透亮，安详、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已不能言语。我凝视着邹衡，感觉回到了1955年，他是考古人，刚从田野中归来，略事休息，又要出发，奔到田野中去。真实的时间却已经是2005年了，这位终生未曾变色的考古人，再也不能回到田野中去作新的探索了，只能终生告别田野了。此时此刻，给这位考古老兵送行的，除了他的亲属及几位学生外，竟然没有他毕生奉献的学校的负责人，冷清、零丁这类词奔上脑中。除此之外，我想到的是：邹衡自1952年攻读考古研究生，至今已近54年。他在这半个多世纪的考古人生中，跑田野，钻地层与遗迹单位，摩挲陶片，坐书房，审度爬梳资料，上讲堂，传道授业，从1958年以来大学毕业凡从事商周考古专业的中外学者，无不出自他的门下，得到过他的教益，考古科研与教学成了他的第一生命。邹衡以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专治夏商周三代，除《天马——曲村》这一巨大考古报告外，论著百余万言，探讨的基本问题，不是他亲自从田野中发掘出来的，就是自己从资料的爬梳中找到的，均具有原创性。邹衡的百余万言的论著，以《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和《试论夏文化》这三论为基干，形成了以论商文化为核心的崭新的夏、商、周三代考古学体系。邹衡经历的这半个多世纪的考古人生中，夏、商、周三代考古学资料急遽积累，信息爆炸，是这时代造就了邹衡，同时也是邹衡创造了这三代考古的新时代，这真是“天人合一”和合共生。邹衡创立的这崭新的三代考古学体系，刷新了纪录，超越了前人，在同代人中处于领先地位，邹衡身后的人，不能和邹衡踵接，仍存在相当的距离。后来居上是规律，一定会出现的，而要居上，也得从邹衡的三代考古学体系始。我想到这些，向邹衡大声说道：“老邹，我是忠培啊，来看您啦！您这一生，贡献的很多、很多，得到的很少、很少，这世道对您很不公平，但您作出的贡献，还将发挥作用，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国考古学史中，您辛苦啦，累了，好好息吧！” 送别邹衡后，从病房走出来，我对邹衡夫人说：“我们搞考古的人要感谢你啊，没有你，邹衡不能连续作出新的贡献，没有你，老邹也不可能活到今天。邹衡走了，你可要多保重啊！”接着我又向邹衡的儿子、儿媳和邹衡的学生告别，慰问了他们，便乘电梯下楼，上了车，离开了医院。汽车驶入闹市，我感到天空低了，空间窄了，我孤单了，思绪混乱蹁跹，最后归结到：还是要向邹衡学习。这五年来，凡是涉及邹衡的事与思，“还是要向邹衡学习”总是不由自主地蹦上心头。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1年1月14日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