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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金风送爽时节，我敬爱的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考古学家、中国东北考古与中国边疆民族考古的一代宗师、中国新石器考古巨擘佟柱臣先生的又一部考古研究新著——《中国辽瓷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近期出版发行了。今天，当我捧读年届九旬的导师这部沉甸甸的学术力著时，心中不禁涌起了由衷的喜悦、激动和深深的崇敬之情。 《中国辽瓷研究》一书是佟先生退休后于1995年至2000年，以75岁至80岁高龄，历时五年锲而不舍地投入了全部精力和心血完成的一部学术力著。书竣之后，先生一直盼望能有机会出版，但囿于出版经费一直无法落实，所以便被搁置了下来。光阴荏苒，一晃十年过去了。2010年，佟老迎来了九十华诞。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的关心和热忱支持下，佟先生的这部《中国辽瓷研究》终于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工作局提供的老年科研基金出版资助，得以顺利付梓、问世，实在是可喜可贺。 《中国辽瓷研究》全书44万字，共分十二章，书前有序，书后附文献解题，并配有彩版32面（93幅照片），黑白版及线图32面（共105幅）。所收资料（包括考古发现及研究资料和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极为全面、系统、翔实。作者在充分尊重和肯定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重新构建了本书的结构体系与认识体系。 书中第一章为辽瓷概述，首先阐明了辽瓷的概念、辽瓷研究的历史、辽瓷出现的历史背景、自然环境与生产条件，以及各种辽瓷的用途和使用方式等；第二章为辽瓷的地理分布，即辽瓷在辽五京道（指上京道临潢府、东京道辽阳府、中京道大定府、南京道析津府、西京道大同府）的分布特点；第三章为辽瓷的编年，即以已发现的出有墓志、有明确纪年、并随葬有辽瓷的辽墓为准，按辽代帝王年号先后顺序将有代表意义的考古资料排为六期（即太宗时期、穆宗时期、圣宗时期、兴宗时期、道宗时期、天祚帝时期），分别指出各期辽瓷的基本特点；第四章为辽瓷窑址，介绍了辽五京道各辖区内瓷窑址发现的情况；第五章介绍辽代城址、陵址和塔基发现辽瓷的情况；第六章为辽墓出土的辽瓷，不但论述了契丹人的用瓷特点，而且还分别论述了汉人、渤海人、白霫人以及辽代五国部女真人的用瓷特点；第七章为辽瓷制作工艺；第八章论述了辽瓷的纹饰与作款特点；第九章和第十章，专门论述了辽瓷中的几种代表性器物，如鸡冠壶、鸡腿坛、长颈瓶等形制特征及其早晚发展演变的规律性特点；第十一章，介绍了辽三彩和釉陶器的烧制工艺特点和出土资料情况；第十二章，考察并论述了辽代陶瓷的源流以及与周边地区相关文化的关系等问题。 佟先生在书中分析材料和论述问题做到了四个方面的密切结合： 一是将出土器物与考古遗迹密切结合，即将出土的辽瓷标本，与辽代窑址、城址、塔基等遗迹出土的各类器物相对比，以明确辽瓷器的种类、窑系性质、器物形制的变化特点等，同时又与辽墓壁画上画的和画像石上刻的各种辽瓷的形制相对照，以弄清它们的实际用途和使用方法等。 二是将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密切结合，使读者不但熟悉了辽瓷的考古资料，而且还了解了辽代契丹文化的历史及其族源。如书中在论述辽瓷产生的历史背景一节中，通过对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发现的耶律羽之墓志铭这一实物资料，结合对《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和《魏书·契丹传》《魏书·勿吉传》《唐书》《唐会要》《辽史·太祖本纪》《辽史·太宗本纪》《辽史·耶律羽之传》，以及近人金毓黻先生的《静晤室日记》等多部文献记载的旁征博引和详细考证之后，得出结论：契丹族的历史“可以远溯东胡，下及达斡尔，契丹源于鲜卑，属东胡族系”（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 三是将考古学研究与民族学研究密切结合，阐明了在辽土生活的契丹人和汉人等不同民族，因为各自生活的自然环境和固有的生产方式的不同，而造成生活方式和民族习俗与传统的不同，因此其用瓷特点也各有差异。书中明确指出：“辽代的契丹人是游牧民族，骑马、食奶是他们的生活习俗，所以他们习用的鸡冠壶、盘口长颈瓶、鸡腿坛，都是生活在草原上装奶、运水、储水不可缺少的瓷器，由于这种生活需要，也就形成了鸡冠壶、盘口长颈瓶、鸡腿坛这些特殊器形，而这些器形和辽三彩构成了辽瓷的基本特征和独有特征，与唐瓷、宋瓷相区别”，“辽代的汉族，是以农业为主的民族，日常饮食以粒食为主，所以他们习用的器物，如碗、盘、碟、盆、盏、壶，都是为适应粒食生活的需要而制作的，显然与契丹人的习俗不同，因而也就产生了与契丹人不同的器形”（见本书第六章小结）。这些分析和论述，是完全符合辽代契丹族和汉族的历史实际的，是切中所论问题的实质的。 四是将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密切结合，即既做到了从宏观上将辽建国以来以迄于辽亡这210年间、在幅员辽阔的辽代五京道之地所出辽瓷作总体把握与研究，总结、归纳出辽瓷总体特征（包括器类组合、器形特点、用途及使用方法、制作工艺、釉色、纹饰、作款特点等），考察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及最终流向，并分析出其与中原地区唐、宋瓷器及周边地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陶瓷器（如渤海瓷、金瓷、西夏瓷）的区别，又做到了从微观上提出辽瓷中具有代表性特点的器类（如鸡冠壶、长颈瓶、鸡腿坛等），选取具有明确纪年标准的实例，进行细致的类型学研究，找出每一类器物在早晚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形制演变的规律性特点，从而建立起一个科学的辽瓷分期编年框架体系。 佟先生自1944年就跟随李文信先生参与了赤峰缸瓦窑址的第一期发掘，当时他就作了认真的发掘记录和绘图工作。其后又在沈阳博物馆跟李文信先生学习、整理了一大批馆藏辽瓷标本，从此便对辽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萌生了要系统研究辽瓷的愿望。后因工作单位调动和工作任务变动，这一愿望便一直未得实现。直至1986年，始拨冗写了一篇论文《论辽瓷的几个问题》，收进先生的论文集《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这表明佟先生一直惦记着这一初衷。为了实现系统地研究辽瓷的心愿，佟先生退休后一直等到75岁（1995年）才有了空闲的时间，他放弃了颐养天年的悠闲，抓紧着手撰写《中国辽瓷研究》。就在自家一间小书房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自甘寂寞，呕心沥血，一直坚持写了五年，直至80岁（2000年）终竟垂成。书竣之时，先生将自己56年前在赤峰缸瓦窑址发掘时的田野记录资料，作为附录收进了书中。原来，这份历尽沧桑的发掘资料，佟先生一直将它保存在身边，并未因几十年来颠沛辗转数次搬家而将其遗失或损坏。从1944年佟先生与辽瓷结缘，至2010年金秋时节《中国辽瓷研究》出版问世，整整过去了66年。 佟先生用了66年时间，圆了一个学术梦。先生感到十分欣慰和愉快，我们这些后学者同样为之高兴和骄傲。从佟先生从事辽瓷研究和著述《中国辽瓷研究》的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到，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虚心好学，具有勤奋、刻苦学习精神的人；就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具有强烈事业心的人；就是一个踏踏实实、学风严谨、细致、有条理，具有很强的敬业精神的人；就是一个为探求真知能够做到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笔耕不辍，持之以恒、坚忍不拔，具有坚定意志和坚强毅力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谦逊、虚怀若谷，尊重他人并肯定他人既有学术成就与研究成果的人，充分体现出一位考古大家和一代宗师的学德风范。 学习是他的信仰，研究是他的生命。佟先生以其崇高的敬业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广博的专业知识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六十余年来一直在中国考古领域默默地勤奋耕耘着、努力求索着。佟先生迄今已发表和出版的考古学术论著达400余万字，其中包括学术论文110余篇，学术专著5部。内容既涉及中国史前考古与史前社会形态研究，又涉及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和中国边疆地区民族考古，以及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其研究领域之宽，学术成果数量之巨，且在每个研究领域中，都多有开创与理论建树，这在中国考古界是少见的。因此，佟先生是素来受考古界敬重的、成就卓著的老一辈考古学家之一。 《中国辽瓷研究》是佟先生晚年竭尽全部心力为中国考古界奉献的又一部精品力作，为中国东北考古和边疆民族考古书写的又一部辉煌篇章，是二十世纪中国辽瓷研究最全面、最系统的总结与理论提升，是继中国东北考古先学李文信先生之后在中国辽瓷研究领域竖起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书中所收辽瓷资料之全面、系统与翔实，是前所未有的。佟先生为后学者着想，书中所引用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均一一注明出处，并于书后附有详细的辽瓷与金瓷解题资料。所以，《中国辽瓷研究》是从事中国东北考古和边疆民族考古，特别是契丹考古和辽史研究者，以及辽金陶瓷鉴赏者必读的参考书。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唐代诗人刘禹锡这首《酬乐天·咏老》的千古绝唱，正是佟先生晚年为祖国考古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生动写照。 常人的工作成绩与研究成果，大都是在退休前得到体现的，很少在退休后继续体现或大量体现。可是佟先生却不然，他不但在岗期间成果卓著，而且在退休后二十余年来成果愈加丰硕，就好像一口旺泉，不断地向外喷涌，且愈益光彩四射。《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是1989年出版的，先生时年69岁；《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是1991年出版的，先生时年71岁；《中国新石器研究》是1998年出版的，先生时年78岁；《中国考古学要论》是2004年出版的，先生时年84岁；本书《中国辽瓷研究》是今年2010年出版的，适逢先生90华诞。如此巨量的学术成果与学术成就，凝聚着佟先生一辈子的心血，它们也耗去了先生退休以后颐养天年的全部时光。佟先生以自己瘦弱的身躯，怀着一颗敬业的诚心和勤劳的双手，在暮年金秋季节，又为我们这些后学者织出了一片又一片绚烂的彩霞。 （《中国辽瓷研究》，佟柱臣著，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8月出版，定价：79元）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0年10月15日第8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