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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如何对待民族关系，在历史上一向是很重要的问题，而梁启超则是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比较系统地研究民族关系历史的第一人。他不仅撰写有理论著作，运用近代学术观点论述民族关系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而且在其通史和专史著作中，予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相当的重视。他作为本世纪前期具有突出的进步民族观点的思想家，对其后的研究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民族观加以探讨，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一、以近代眼光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著名学术论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史地部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讲演的记录稿发表于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1—7期上，此讲演的记录稿又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史地丛刊》民国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过对民族之意义及中华民族之由来、分类、分布、演化融合的历史轨迹等项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阐发了他的近代民族观。因而这篇文章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成为运用近代观点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首先，关于民族的定义。我国古代文献对“民”和“族”这两个概念，虽都有所阐述，但没有将二字联起来使用。梁启超不仅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注：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绍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现“东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新名词。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页。），而且是近代中国赋予“民族”一词比较科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提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国民是法律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何为民族意识？我们今天看来，民族意识即是共同心理状态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说，梁启超关于民族的界说与斯大林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这一经典定义很相近， 明显地体现了梁启超论述问题的科学性。进一步说，斯大林强调，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启超却强调民族意识是惟一要素。事实上，语言、信仰、地域、经济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改变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是一个民族得以确立和长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关键，缺此要素便不成其为民族。因此，梁启超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词的实质性内涵。此外，他如此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当时他借鉴了东西方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深切地体会到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自尊自立自强和具有凝聚力的起点和原动力。这一论述蕴含着作者教育国人树立“我，中国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2页。）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总之，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检验已经反复证明，梁启超将“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作为区分民族的最主要标准是特具卓识的。 其次，梁启超分析了中华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来，还是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问题。他针对旧史认为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的传统观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就不应出现《史记》所纪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误，更不应出现《诗经》关于商周之祖“无父感天而生”的怪论。由此可见，一元说的理论不可信。他进而分析：从我国古帝王各异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发展，各戴各的尊长，即是多元结合的一种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诸”，亦是多元结合的一个证明。他认为，是在黄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长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遂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他强调：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4页。 ）梁启超这一观点的重大科学价值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所证实，且对打破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在理论上对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否定。 梁启超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汇入中华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实，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二词之内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 ）这段论述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今天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人口众多，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在历史上不断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古代公羊学派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并认为二者是可变的民族观，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的“严夷夏之大防”的陈腐观念，认识到了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这种动态的进化的民族观，既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表达了梁启超豁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与深远的理性思考。 梁启超的动态的民族观，使他摒弃了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民族偏见，将各民族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他特意为这篇论文加了一个副标题：“本篇即‘五千年史势鸟瞰’之一部分”（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 即将少数民族史作为中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民族融合史视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史学上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提出“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这一杰出论断， 可以视为正是梁启超上述民族观的合理继承、发展和延伸。 在此基础上，他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上，俯瞰中华民族的历史画卷，并充分地运用了汉学考据法和西方实证论，第一次比较清晰地论述和概括了我国古代各民族发展演化及其融合的主要历程，并从大量的历史材料的分析考辨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他将“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民族所用程序”归纳概括为八点：1、 诸异族以国际上平等交际的形式，与我族相接触而同化；2、我族征服他族， 以政治力使其逐渐同化；3、用政治上势力， 徙置我族于他族势力范围内；4、我族战胜他族，徙其民入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5、以经济上之动机，我族自由播殖于他族之地；6、他族征服我族，经若干岁月之后，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7、他族之一个人或一部族， 以归降或其他原因，取得中国国籍；8、缘通商流寓，久之遂同化于中国。 梁启超强调指出：以上所述，除第4、第6两项外，亦可称为民族化合之“普通程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2页。） 仔细体味梁氏这段论述，其理论意义是相当深刻的。他能明确地区分历代统治阶级使用暴力的强制同化和各民族间的自然同化，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前者是反动的，后者实际上就是后进民族加入先进民族的经济文化体系而文明化，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这里，梁启超虽然沿用了“同化”一词，但基本上剔除了“蔑视”、“鄙夷”的民族歧视，几与融合、醇化、化合为同义语，明显地体现了客观叙述，重在探索和评析中华民族逐步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 第三，梁启超又着重提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为什么汉族常能作为“同化之主体”的问题。对此，他主要从文化的大视角进行了初步的探析：1、我所宅者为一大平原，早已形成了主干的文化系。2、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成为各族人民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3、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欢迎新分子之加入。4、地广人稀，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5、我族爱和平、尊中庸，尊重他族杂居者之习俗。6、同姓不婚，故与他族杂婚盛行。7、我族经济能力，发展颇具高度，常能以其全力向外进取，而新加入之分子，亦于经济上组织上同化。8、“西北蛮族侵入我文化中枢地，自然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渐变其质，一面则我文化中枢人数次南渡，挟固有文化以灌东南，故全境能为等量的发展。”（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3页。）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化合中，汉民族之所以总是作为主体民族，既有其政治、经济、民族习俗、地理环境等原因，又有在文化上高于周边民族这一重要因素，此即梁启超所概括的以诸夏民族为中枢的“主干的文化系”的确立。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主干文化，无论对于华夏民族还是周边民族都具有强大而神奇的吸引力、内聚力。正如白寿彝所指出：历史上的朝贡和和亲，正是周边少数民族“向往中原、钦慕汉族文化的反映”（注：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这一主干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融铸化合的结果，是“＠①＠②数万万人以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的力量源泉与动力。 梁启超极其重视民族化合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具有的伟大作用，鲜明地体现出其辩证的、积极进取的、向前看的态度。一方面，他从“大一统”的观念出发，明确反对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因为中原的经济文化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这种袭扰和战乱造成破坏，使我“先民精力之消耗于此间者亦不可纪极”（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4页。）。这是我国黑暗时代倍于欧洲、封建社会漫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梁启超已看到了民族间的酵酿化合给人类历史发展带来的另一层面的社会效应。首先，他指出：大凡一个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因为彼此间每经过一度之化合、醇化作用，则文化的内容必增丰一度，也就势必有一次相当的进化。虽然每逢民族间起化学作用之时，人民必受许多痛苦，如龟蛇的脱皮一样，但同时它的根底亦因之加厚，其心理技能，完全改变，势必促进它的长久发展，延长他的生命。（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其次，梁启超以西方为参照系，将欧洲中世纪一千多年封建社会“黑暗时代”视为新旧民族融合醇化的时代，直至“所谓现代民族者，化合完成，然后得有余裕以从事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诸大业，而近世之新曙光乃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 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 他同样认为我国自春秋战国至宣统三年止，也是民族醇化的时代。正是经历了这两三千年的醇化，才“成就现代如此伟大的中华民族”。这即是将我国的封建时代视为中华民族醇化融合和形成的时代，封建社会的终结也即是民族化合基本完成。它表明：民族化合往往能促进社会的进化、转型。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化合是世界上许多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正如一个人自处胎出胎到襁褓时期，都是全部生涯中极重要的一部分，是后来成长、事业发达的基础。因此，他在考察中既不回避这种矛盾冲突带来的损失，更看到其加速民族融合、促进历史发展的长远利益。他进而明确提出：“今日以往之历史，正与欧洲黑暗时代相当，今日以后之历史，乃始渐入于彼之文艺复兴时代也。”（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并认为：中华民族形成这一伟大事业完成之后，今后当着手“发展国民”之事业，期待着祖国在民族化合基本完成的条件下，协力同心加速近代化运动的进程，以迎接中华民族振兴和文化繁荣的光明前途；中华民族之形成，“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这对人类进化应是一种贡献（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坚信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辉煌的成就继续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梁启超关于民族化合对历史发展作用的观点确是积极进步的，它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有益于将人们的视野引向宽广的未来，有益于激发民族的内在潜力和增进民族的自信。 在该文结尾处，梁启超指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欲使国人获得三种概念：1、“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它启示我们， 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是历史长期形成的，各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融合的历史中早已结成为风雨同舟、存亡与共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同舟共济、团结奋斗，才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这里蕴含着作者强调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深刻寓意。2、“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因为历史上多次大的民族冲突，各民族都遭到严重的损失。但是这种民族冲突是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必经过程，“损失是暂时的，利益却是永久的”（注：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选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因此各民族都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它启迪我们，既要反对歧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分裂主义。作者企盼各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创建繁荣昌盛的祖国。3、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他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充满自信心，坚信“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1—32页。），激励人们为共同创建中华民族光辉的未来尽一份历史的责任。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是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创造性地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梳理各民族融合、演化关系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对中国20世纪初以来思想界关于民族问题争论分歧的一个总结，因而对近代民族史的研究发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继此文之后，一些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笔者仅从1928—1936年间发表的几部《中国民族史》来考察，梁启超有关民族问题的几篇论文和讲演稿，都被列为主要的参考书。如林惠祥所著《中国民族史》一书共计九章，其中有八章都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列为主要参考书目。梁启超关于民族史研究的方向和民族史撰述的内涵和架构的论述，也为后人作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二三十年代发表的几部民族史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子编写的。梁启超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也被许多学者所认同和吸收。（注：详见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民国17年版）、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民国23年版）、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上海中华书局民国24年版）、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白寿彝对于梁启超的成就也作了高度评价：“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上看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第29页。）。 由于历史和个人的局限，该文对周边民族的历史贡献阐述不够，对民族融合的经济因素的阐述亦缺乏力度，关于民族分类与古今民族的演变，也有不够准确和欠缜密之处。作者在其他论著中，将历史上的周边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是极为错误的。但综观全文，瑕不掩瑜，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作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已被载入近代中国的史册。 二、历史撰述中的民族观点 梁启超进步的民族观点，不仅在其理论著述中作了集中论述，而且贯穿、体现在其通史撰述以及学术文化史等著作中。这些内容，提高了梁氏著作的学术价值，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因而这些成果也是近代史学的珍贵遗产，值得我们深入地发掘。 梁启超1918年所作《春秋载记》一文首先从历史进化的大视角，纵向论证了春秋兼并争霸对推进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巨大历史功绩。他说，我累代先民所怀抱的“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理想，至秦汉才得以实现。但是国家之统一、民族之长存，“其酵酿之而字育之者，实在春秋之世”。他明确指出：“非经此阶段，则后此一统之象决无自而成”。（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1页。）即春秋之兼并争霸是国家统一、民族意识形成的历史必经阶段，它为国家统一、民族形成作了充分的准备。其一，春秋兼并，各大国开疆拓土，为统一国家疆土之辽阔恢宏奠定了基础。其二，春秋霸政全盛之时，霸主以仗义执言摧暴扶危为职志，使兼并受到遏制，小国得以喘息复苏，大国因防御外敌，也必时时警惕而注意修治内政，发展生产，推进社会文明。其三，在各国频繁的朝聘会盟征战过程中，交通大开，其君卿相频相酬酢，其士大夫交错结纳，互相濡染，不仅增长了才干，也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商业的繁兴，国与国之交际也形成了共循的轨则。于是彼此之特性“徐徐蒸变化合而构成一种通性”，此即二千年来颠扑不破的“中国之国民性”。（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2页。）它清晰而富有哲理地论证了春秋霸业不仅促进了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商业交通的发达进步，文化之锐进，而且熔铸了坚不可摧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民族心理、民族观念的建构和秦汉之际统一国家的建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其次，《春秋载记》以平等的民族观，横向论证了各诸侯国在国家统一、民族形成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作用。他既充分肯定了中原齐晋等国抵御周边后进民族袭扰的历史功绩，也高度评价了原被视为“夷狄之地”的楚吴秦等国对开拓疆土、加速民族融合、推进社会进化、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他说：“齐晋霸功，莫大于攘楚。”原因是：当齐晋抵御楚北向扩张之时，楚之文明远在中原诸国之下。假使楚竟在其时宰制诸夏，则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必遭摧残蹂躏。而楚因齐晋之抵御，兼并受挫而退，自知力量还不足以制齐胜晋，因此不得不努力向上，发奋内治，“浚发其内部文明”，以求与诸夏竞争。因而齐晋攘楚，不仅有功于诸夏，而且有助于楚国社会内部文明程度的增进（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3页。），使楚国逐渐转化为诸夏之一员。 他进而重点论述了楚国的历史功绩。当时大江南北，“古部落棋布，其俗盖在半文半野之间，文化远在楚下”。楚国在南方开疆拓土，将落后的诸部落融于诸夏民族大家庭之中，免于常年的袭扰征战，为全国统一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楚国在争霸过程中，首先使自己接受华夏文明，“力革蛮俗”，又将其华夏文明传播到四周的各民族之中，“广纳而冶化之，缘地运民情之异宜，卒乃孕育一新文明统系”。这即是说，它推进了南方广大地区的文明进化，“举蛮夷以属诸夏”，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所以说楚“大有功于中国”。（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8页。） 梁启超在1920年撰写的《战国载记》一文中，则侧重论述燕破东胡，赵攘群胡、破匈奴，为秦统一作了重要的奠基。他尤以史学家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气魄，充分肯定了秦创建统一国家的历史功绩。他说：后之读史者，虽五尺之童，咸知哀六国而憎秦，然而，“假长此不获统一，岁岁交糜烂其民而战之，其惨状将伊于胡底；而在六七专制君主之下，重以各地大小之封君，徭役供亿，民又何以堪命？其他若曲防遏籴，关讥市征，各自为政，民之患苦，亦何可量。故孔子尊大一统，孟子称定于一，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大势所趋，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人所能为，并非秦一国所能为，其功罪尤非一人一国所宜任受也。”（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页。）梁启超既强调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又肯定春秋战国之际诸国霸业的历史作用，唯物与辩证的思想因素非常突出。他进而认为，秦始皇是一个功罪不相掩的历史人物，一方面深刻地批判其暴政虐民、灭绝诸史的历史罪恶，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其完成统一大业、促进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尤其高度评价了秦始皇北“却匈奴、筑长城”，南“定百越、开五岭道”（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58页。），保卫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功绩。而这一切都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和统一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近代史学家张荫麟对《春秋载记》、《战国载记》这两部专史，曾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压倒吉朋、麦可莱、格林诸家之作。（注：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 转引自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 梁启超还将中华民族的化合视为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出现高峰以至整个文明发达进步的重要前提条件。 他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自黄帝即是经过四征八讨，“屡战异种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识交换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烂然扬光华也”（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5页。）。他进而提出，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两次学术文化之高峰，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规模融合的时代，由于地理界限渐破，各学派有“南北混流之观”（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25页。）。于是南北两文明，与接为构，进而北南东西四文明，愈接愈厉，“几将合一炉而冶之”，致使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页。）在文学方面，楚吴融合于诸夏后，原来含有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的楚文化，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产生出新的东西来。“这种新东西的体现者便是文学”（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一部“楚辞与三百篇诗经有相等的价值”（注：梁启超：《中华民族之研究》，《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4、5期合刊。）。从此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并为中华文化之中心，南北映照。可见民族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魏晋六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峰，它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使之出现了新的高潮。他说：“两晋六朝几百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混成时代，中原被异族侵入，搀杂许多新民族的血，江南则因中原旧家次第迁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当时文艺上南北派的痕迹显然，北派直率悲壮，南派整齐柔婉。”（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到了唐朝，由于唐太宗执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注：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7，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15—6216页。），推进了这个时期民族化合的完成，加之政治上的统一，封建经济的发展，影响及于文艺，“自然会把两派特性合冶一炉，形成大民族的新美”，而杜工部正是这个“时代的骄儿”。（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所以梁启超自豪地说：“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 在本世纪之初至20年代，梁启超在其论著中已成功地在理论上分析了民族融合和共同进步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同时又结合社会文化的具体进程，阐述民族融合对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程度的巨大推进作用。其时，他已做到了以史学家宏观的视野和理性思维，透过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将民族问题视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重在文化因素的探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三、哲学思想的渊源 梁启超在研究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近代进化史观、民族学、地质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各种门类的研究成果。而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则来自公羊学派的民族观。 梁启超从中国古近代的公羊学中主要吸收了以下两种思想： 一是“大一统”观念。“大一统”是《公羊传》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国兼并争霸，原有的政治秩序陷于崩坏混乱。于是孔子修《春秋》，以尊王室，寓是非褒贬于书法，来寄托他企图拨乱反正、恢复王权一统和为后王立法的政治理想。而汉初同样面临着大乱之后需重建社会秩序和加强统一的迫切问题，于是适应时代的需要，流传于战国、成书于西汉的《公羊传》，将孔子尊奉王室的书法加以充分发挥，衍化成著名的“大一统”主张，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生活还是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都要绝对服从于“天子”。这种大一统思想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主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即反对当时处于较后进社会发展阶段的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注：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8—14页。） 二是“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变易观。这种历史变易观从《公羊传》“三世异辞”说推衍而来：即孔子著《春秋》因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时代远近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书法。这里除寓褒贬之外，还表明历史是可以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这种历史变易观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不把“诸夏”与“夷狄”视为永远不变的，先进的永远先进，落后的永远落后，而是看作可变的，其评价诸夏与夷狄变化的标准则是以文明、道德进化的程度来区分，而不是以血缘、种族来区分。所以“夷狄”在文明、道德方面进步了，可以受到赞许，可以进爵称“子”；而“诸夏”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则应视为“新夷狄”。（注：参见《清代公羊学》，第8—14页。 ）《公羊传》这种对诸夏和夷狄不划定固定界限，从变而移的理智态度，既包含着可贵的历史进化的观点，也蕴含着民族平等的合理内核。冯友兰对此曾深刻指出，《公羊传》把接受或背离先进文化，作为分别“中国”与“夷狄”和“中国”与“夷狄”转化的标准，一视同仁。（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3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陈柱也提出：公羊家以进化与退化来评价诸夏与夷狄，就使“诸夏不能矜，而夷狄不必馁”（注：陈柱：《公羊家哲学·进化说》，台湾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页。）。这些评述都指出《公羊传》对于“诸夏”与“夷狄”的划分标准的进步意义，它有利于各民族的不断进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巩固。 梁启超正是从上述历代公羊学家的这些进化史观和进步的民族观点中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滋养和深深的启迪，并结合近代中外局势，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梁启超的民族观无论在辛亥革命前或辛亥革命后，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民族观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反满旗帜的氛围下提出的。平心而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以反满相号召，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确实含有某种斗争策略的考虑，在当时起到了动员全国各个阶层人民奋起参加民族民主革命，共同推翻清王朝的巨大作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舆论宣传中使用了一些过激语言，青年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非贱满人所得而固有也。”（注：邹容：《革命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页。）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公然宣称：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在当时，此类将满族人民与满族权贵混为一谈，不承认满人也是中国人，也是中华民族成员的言论，在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中是比较普遍的。这类宣传在章太炎的著作中更是随处可见。他强调：“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这即是说，化晚而性犷之民，“虽合九共之辩有口者，而不能予之华夏之名”，反对将满族列入中华民族。（注：章太炎：《原人》，《ｑｉú＠③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ｑｉú＠③书》初刻本，第22页。）他还说，如革命将“满洲之汗”赶回“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权未复，即不得举是为例”。（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即主权未光复之前，不允许满汉融合；清政府被推翻后，视满人“与日本、暹罗同”，即将满人视为外国人，而且在满族“醇化于我”之前，“吾视之将不得不如黑民，以待黑民者待蒙、回、藏人”。（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第258页。）公然坚持民族歧视政策。（注：章太炎的反满言论亦包含着反对清政府封建专制和卖国的内容。武昌起义后，他立即致函留日满洲学生，表示“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农商之业，听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90、432、520页等。恕不在此全面论述。） 应该说，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际上既有违中国历史的传统，也不利于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更不利于各民族的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它不符合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相比之下，梁启超的民族观更具近代特色，视野更开阔，更有利于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因而也就更具有进步意义。早在1896年，梁启超鉴于甲午战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清朝满族权贵“深闭固拒”，反对改革，坚持狭隘的民族防范政策的严峻现实，即阐发了满汉民族如“孪体之人，利害相共”道理，提出了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要求“平满汉之界”、“君民之界”（注：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0、83页。），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平权的政治主张，尤其在世界列强争长竞雄、疯狂侵略扩张的险恶环境中，他更看到国内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看到同室操戈、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危险性，深刻地阐明了“惟其相合，故能并存”（注：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78页。）的道理。这确实是独具慧眼的，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就是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所以从理论上说，他对民族问题的看法确实比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出一筹。 正因为如此，在武昌起义后，当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认为清政府既倒、民族主义已经完成之时，梁启超却能够在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国内军阀混战、边疆不宁之际，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论著，充分表达了这位杰出的思想家高明的洞察力、准确的判断力，以及对中国历史和未来的深沉思索。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女右加专 ＠②原字为找的左半部右加完 ＠③原字为旭的日换为言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