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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都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两国人民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东亚文明。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古代时期的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国的文化输出的相比日本说来多一些；日本主要通过学习、吸收中国的儒家文化而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到近代，中日两国都曾经共同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日本“开化”较早，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则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得不向日本学习。昔日的文化接收者后来成为文化输出者，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戏剧性地发生了逆转，这一重要历史现象值得关注。 一 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如果从东汉与倭国的交往算起，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不过在近代以前，日本一直以中国为师，吸收汉文化以为己用。对此，晚清学者黄遵宪说： 日本之习汉学，盖自应神时始。时阿直岐自百济来，帝使教太子莵道稚郎子以经典。……及通使隋唐，典章日备，教化益隆。逮夫大宝益崇斯文，自京师至于邦国，莫不有学。学必藏经典，才必为贡人。其教之之法，有《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之七经，而《孝经》、《论语》则令学者兼习。[1] 中日文化交流的这种历史状况同样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在他们的著述中得到反映。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先生《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高度评价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在谈到明清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时，他说： 侨居长崎的入籍明清人和他们的后裔给予日本文化的影响，已如上述。除此以外，来到日本的明清人对日本的儒学、诗文学、绘画、书法、医道、工艺等的发展做出贡献的还很多。其中给日本精神文化以最大影响的是明朝遗臣朱舜水。……凡当代的学者无不直接间接接受到他的感化，给日本儒学界以极大的影响。[2] 当然，在步入近代之前，日本已经对西洋文化开始关注。早期在日本流传的西学被称为“兰学”，即因荷兰与日本有贸易关系而输入的西学。1774年，荷兰语版人体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被译成日文，标志着“兰学”在日本的形成。一些兰学家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主张。 而到19世纪40——50年代，西方国家先后把侵略的触角分别伸向处于闭关状态的中国和日本，促使两国朝野人士反思应对之策。在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差不多同时开始旨在学习西洋“长技”的改革运动，在中国被称为“洋务运动”，在日本则叫“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其实质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3]，用今天的话来说搞得是片面性的近代化改革，因而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清政府企图通过这样的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落了空。而日本明治维新则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口号，比较认真地实行学习西方的近代化改革。经过几十年的“维新”改革，日本比较顺利地摆脱了半殖民地危机，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亚洲唯一独立自主的近代化国家。日本维新派“使日本成为军力强大、商业昌隆的大国”[4]的梦想得以实现。面对日本发生的深刻变化，多数国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都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人们不明白、不理解，或者说不愿了解东邻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中国的前途和未来意味着什么。甚至像李鸿章这样号称精通“夷务”的洋务派大员，对日本变革礼俗、舍旧图新，“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5]。 当然，当时的中国也有少数有识之士意识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深刻意义。黄遵宪著《日本国志》，盛赞日本自维新以来，“百度修明，规模较定，而以时更张者仍复不少”[6]。薛福成则认为：“咸丰、同治以来，日本迫于外患，廊然更张，废群侯，尊一主，斥霸府，联邦交，百务并修，气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遗余力。”[7]他们的日本观显然高于一般国人一筹，只是在芸芸众生中仅为沧海之一粟，产生的社会影响微乎其微。 二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场战争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空前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谭嗣同在失重愤慨地写道：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8] 梁启超更是把中日甲午战败视为国人爱国救亡思想觉醒的新起点。他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9]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及其他志士仁人痛定思痛，对中国战败的原因、国家今后的出路进行深刻检讨，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中国与日本发生的变化。他们明确认识到，日本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关键在于它实行了比较认真的学习西方的社会改革——明治维新，走上了真正的富国强兵之路，值得中国借鉴。康有为表示： 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10] 他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进一步强调：“日本蕞尔三岛，土地人民不能当中国之十一，近者其国王与其相三条实美改纪其政，国日富强，乃能灭我琉球，割我辽台。以土之大，不更化则削弱如此；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11]在变法高潮中，他还把自己写成的《日本变政考》进呈光绪帝，企望统治者能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实行真正的变法改革。在康有为的影响下，维新派学习外国的眼界得到新的开拓，不仅要学习欧美，而且还要效法日本，一个学习、研究日本的热潮在中国知识阶层里开始涌动。一时间，鼓吹效法日本的言论文章在舆论界流行起来，如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读日本书目志书后》、《记东侠》，唐才常《日本安政以来大事略述》、《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陈炽《中日之战六国皆失算论》、《英日宜竭力保中说》，康同薇《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严复《日本宪法义解》等文章，都受到国人程度不同的关注。 对于日本崛起的事实，同样在清朝统治层中引起了震动，部分官员开始改变以往对日本的漠视态度，而正视如何向日本学习的问题。两江总督张之洞可谓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戊戌维新期间，张之洞写成《劝学篇》，盛赞日本学习西方的成效，说： 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木、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伤，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12] 他积极主张中国要学习日本振兴的经验，把日本作为出国游学的首选国家，称：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阳：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13] 张之洞的上述见解，在当时不少士人中颇具代表性，中日甲午战前弥漫于中国思想界那种鄙视日本的偏见，为之一扫。 总之，在甲午战后的中国，不论是维新派，还是清朝官僚，都认同日本学习西方所取得的成效，把学习日本致强的经验视为中国走出困境的一种新选择。至于如何学习日本呢？不少人的回答是：取经于东洋、翻译日文西书，是一种省工省时省费的捷径。正如总理衙门大臣在奏折中所说：“近年以来，日本讲求西学，大著成效，又与中国近在同洲，往来甚便”[14]，极宜遴选生员派往学习。 三 面对朝野出现的学习日本致强经验的呼声，清朝统治者曾给予积极的回应。当康有为把《日本变政考》进呈时，锐意变法的光绪帝“读《日本变政考》而善之，再催总署议复，……上时决意变法”[15]。他读《日本变政考》如获至宝，“日置左右，次第择而行之”[16]。国人对于日本崛起经验的重视，由此可见一般。其时，中国学习日本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聘请日本顾问；二是派遣留日学生；三是翻译日本书籍。 1、聘请日本顾问 甲午战后，欧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日本亦不甘落后，趁甲午战胜之机再图向中国渗透。派遣日本顾问赴中国，就是一些日本政客的谋算。1898年5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龙溪致信日外务大臣西德次郎，提出借派遣日本顾问与接收中国留学生以推进日本势力“悄然渗透于东亚大陆”，“为我商工业向清扩展打开门路”[17]。在中国方面，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迫切需要重振海陆军，也有借助外国军事人才的考虑。清朝封疆大吏张之洞不仅有此种设想，而且在1898年初已经与日方人员就招聘日本顾问问题进行了接触和交涉。未久，张之洞招聘日本顾问便被正式纳入中日交涉的议事日程。自是年起，日本顾问陆续来到中国，先是招聘于两湖、两江，后受聘于直隶、广东、四川、福建等省，大多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帮助清政府训练新军。初时，来华的日本顾问为数不多，如1901年仅有26人，但到“新政”开展起来后的1908年，人数骤增为550人[18]，大有方兴未艾之势。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来华，是甲午战后清政府学习日本的一种途径。这种做法使日本顾问有计划地参与了中国的军事改革，并为改革打上了深刻的模仿日本的印记。晚清新军的军制、武备学堂的教育体系、流行于学堂中的教科书，乃至新式军事工业的建设等方面，都参考了日本的做法，有些甚至是亦步亦趋，拿来照抄，并未做到真正的消化、吸收与融合。 2、派遣留日学生 中国人留学日本，可以溯至中日甲午战前。1885年，清政府曾经考虑派遣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但此项计划的实行并不顺利，到1888年原计划派出的15名留日学生中，只有张文成一人进入日本的学校[19]。其时，中国国内守旧思想弥漫朝野，清议对学习外邦动辄讥以“以夷变夏”，留学欧美尚成众矢之的，遑论赴“东夷小邦”学习。近代中国的留学日本热的真正出现，则始于甲午战后。 甲午战后，中国朝野无不为日本的崛起、强大而受到震撼。在康、梁等维新派的呼吁下，清朝最高统治者以对此议予以认同，肯定赴日留学的必要性。维新运动期间，光绪帝发布留学日本的谕令称： 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或由日本再赴西洋游学，以期考证精确，益臻美备。前经总理衙门奏称，拟妥定章程，将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南北、两广、两湖、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遴选学生，咨报总理衙门陆续派往。[20] 1896年3月，中国驻日公使经日本政府同意，选定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朱忠光、金维新、吕烈煌、李清澄等13人赴日留学。学界通常把此举视为中国正式派遣留日学生之始。 1901年，清政府被迫举办所谓“新政”。是年9月17日，清廷发布鼓励留学的上谕称：“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肄业，著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务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前往学习，将一切专门艺学，认真肄业，实力讲求。”[21]次年10月5日，清廷又令：“闻近来游学日本者尚不乏人。泰西各国，或以道远费多，资送甚少，亟应广开风气。”各省应“选择明通端正之学生，筹给经费，派往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务期成就真才，以备任使。”[22]类似的上谕还时有颁布。1903年，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强调，日本为出国游学的首选国家。学部成立后，陆续制定了一些留学教育章程，如《拟定留学生考验奖励章程》、《管理日本留学生章程》等，逐渐形成了一套留学教育制度。由于清政府的政策引导，再加以其它因素的影响，20世纪初，大批中国青年学子成群结队，“好像唐僧取经一样，怀着圣洁而严肃的心情，静悄悄地离开了故乡，挂帆而去”[23]。留学生的走向，以东邻日本为最多，并形成赴日留学高潮。他们当中，有男有女，或官费，或自费；有年长老翁，也有年幼少年；有夫妻同去，有母女同行，但绝大多数为血气方刚的青年学子。关于留日学生的人数，1900年以前仅161人，1901年274人，1902年574人，1903年1300人，1904年2400多人，1905年8000多人，1906年多达12000多人。[24]当时还有远赴欧美留学的，但多属官费，且人数无多。只是到了1909年，由于美国决定减收“庚子赔款”的影响，清廷决定每年派60名左右的学生赴美留学，人数才有所增加。留美学生多学理工科，这与留日学生多攻文科、军事科不同。派遣留学生出国，对于教育制度的改革、重视西学风气的形成、大批人才的培养，起了重大作用。 3、翻译日文书籍 翻译日文书籍是近代中国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对于日文书籍的翻译介绍，也是西学东渐的一种特殊表现。因为国人对于日文书籍的翻译几乎全部都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涌现出的反映新知识、新思想类的出版物，意在借鉴日本学西方成功的经验。 讲到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大致可以以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主要从欧美输入西方科技知识，以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为目的；后一个阶段国人在输入西方自然科学的同时，开始关注和吸收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知识，扩大了对于西学认识的视野。而输入的国度不仅关注欧美各国，而且把目光扩展到东邻日本，可以说进入了全方位引进的阶段。这是在“甲午丧师，举国震动”、中国学界面临“学问饥荒”的情况下，中外文化交流出现的新动向和国人做出的新选择。诚如梁启超所说： 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25] 从某种意义看来，梁启超所说“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毋宁谓汉译日籍“如火如荼”更为确切。 如前文所述，甲午战后，中国人认识到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性，逐渐兴起了一个学习日本的热潮。汉译日籍就是这个学习热潮中的基本内容之一，广大爱国的留日学生首当其冲，成为从东洋转贩西学、向国人输入东学的中坚力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日学生组织了许多翻译出版团体，如译书汇编社(1900年)、教科书译辑社(1902年)、湖南编译社(1903年)、会文学社（1903）、闽学会(1904年)等。这些团体通过翻译出版日本书籍、主办发行报刊杂志，介绍了大量传人日本的西学和日本近代学术文化。 译书汇编社是清末留日学生最早组建的翻译出版团体，1900年成立于日本东京，在上海设有发行所。主要成员有戢翼翚、王植善、杨廷栋、杨荫杭、雷奋、陆世芬、章宗祥等，多为励志会成员。该社于1900年12月创办《译书汇编》杂志，由胡英敏担任编辑和发行人，干事有戢翼翚、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其译书方法是将单本日文书译出，分期连载于《译书汇编》上，然后再出单行本。因其成员多在日本攻读政法专业，故所译书籍亦多属于政法一类。如《译书汇编》创刊号所刊登的译作有：《政治学》（美国伯盖司著）、《国法泛论》（德国伯伦知理著）、《政治学提纲》（日本鸟谷部铣太郎著）、《社会行政法论》（德国海留司烈著）、《万法精理》（法国孟德斯鸠著）、《近世政治史》（日本有贺长雄著）、《近时外交史》（日本有贺长雄著）、《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日本酒井雄三郎著）、《民约论》（法国卢骚著）、《权利竞争论》（德国伊耶陵著）等10种。到第二期则增至22种，第七期增至34种，其译稿数量增加速度之快，反映了国人对于汉译日籍需求的热情高涨。如冯自由所说：《译书汇编》“专以编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卢梭之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公论、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斯宾塞之代议政论，皆逐期登载。译笔流利典雅，风行一时。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26]。 成立于1902年的教科书译辑社与译书汇编社关系密切，地址亦设在日本东京[27]，负责人为浙江留日学生陆世芬。由于陆亦为译书汇编社重要成员，因此教科书译辑社实际为译书汇编社之分社而已。教科书译辑社旨在编译中学教科书供国内各省学堂采用。编译者有陈榥、何燏时、吴建常、夏清贻等，组织译辑了大量的中小学教科书，其中又以中学教科书为多，如《平面三角学》（菊池大麓）、《初等几何学教科书》（长泽龟之助）、《中等地文学》（矢津昌永）、《中等万国地理》（矢津昌永）、《中等植物学》（三好学）、《算术小教科书》（藤泽利喜太郎）、《代数学》（上野清）、《中等物理教科书》（水岛久太郎）、《普通生理教科书》（片山正义）、《中等动物学》（石川千代松）、《中学地文教科书》（神谷市郎）等。译者中如肄业于日本帝国工科大学的陈榥等学有专长，故能说理透澈，措词明达，于数学公式尤所详备，使其译作不失为理科之佳本。还有的译本说理既明，考证详确，另配有精美铜板插图，深受读者喜爱。 教育世界社在1901年成立于上海，又发行《教育世界》杂志，组织者为罗振玉等，主要译员有樊炳清、沈紘等人。樊炳清（1877——1929），字少泉，一字抗父，号志厚，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清末诸生，1898年入南洋公学东文普通学校。该校监督为罗振玉，藤田峰八、田冈云岭等为教习，同学者有王国维、沈紘、萨端、朱锡良等人，后多留学日本。在东文学校学习期间樊炳清就开始翻译和介绍新学，随后长期参与由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及教育世界社前后两家出版社的编译事务，担任四大丛书《科学丛书》、《哲学丛书》、《农学丛书》、《教育丛书》和两大杂志《农学报》、《教育世界》的主要编译。20世纪初，江楚编译局出版了樊炳清、沈紘等人编译的教科书二十多种。如木村俊吉《新编小物理学》、藤井建次郎《近世博物教科书》、五岛清太郎《普通动物学》、大幸勇吉《近世化学教科书》、斋田功太郎和松村任三《中等植物学教科书》、生驹藤太郎《寄生虫学》等，都有一定的影响，不少成为当时的学校的教科书。 作新社最初是留日中国学生戢翼翚与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1854－1936)合作于1902年创办，先在日本东京设发行所，后在上海、北京、扬州等地设立了分社。译者多为江苏留日学生，除戢翼翚外，尚有杨廷栋、杨荫杭等。最初的作新社具有革命倾向，出版过鼓吹民主革命的书籍，后来则大量出版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内容的西方书籍，以启发民智为己任。出版的图书有加藤弘之《物竞论》、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和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在促进国人民权思想发展方面，厥功甚伟。 湖南编译社成立于1902年，组织者是一批湖南籍的留日学生，主要有黄兴、蔡锷、杨毓麟、张孝准、魏肇文、许直等人。创办以“输入文明，培养民智”为宗旨的《游学译编》，杨毓麟任杂志主编。该杂志“全以译述为主”，“所译以学术、教育、军事、理财、时事、历史、地理、外论为主，其余如中外近事、各国现今之风俗习尚、材技艺能，无论书报，择其尤者，由同人分译”[28]。杨毓麟还以“湖南人之湖南”名义撰写小册子《新湖南》，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推动当时的革命思潮起了较大作用。 会文学社亦称会文堂书局，后改为会文堂新记书局，1903年成立于上海，主要译员为范迪吉。范氏在1903年翻译、出版日本富山房《普通教育百科全书》100册，举凡政治、法律、历史、地理、教育、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质、农学、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无所不有，是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日本学者姊崎正治《宗教哲学》、加藤玄智《世界宗教史》、蟹江义九《西洋哲学史》、岩崎昌《国法学》、佐藤传藏《万国新地理》、山上万次郎《万国旅行地理》、饭塚启《植物新论》、松村定次郎《新撰三角法》、真岛利行《无机化学》等书皆在其中。该全书使用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这套译著的出版，正好适应了中国学界所面临迫在眉睫的“知识饥荒”的需要，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有人称：“这套书可以作为本年年度汉译日本书最高成绩的代表。”[29] 除此以外，国内的一些官办、民营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江楚编译局、北洋官书局、湖北官书局、广智书局、文明书局、上海鸿宝斋、开明书店、上海人演社、杭州合众书局、上海群谊译社、上海世界译书局、新民译印书局等，都翻译、出版了大量汉译日籍，是从日本转贩西学的重要出版单位。1896年至1911年间，中国人创办的翻译出版日文书籍的机构多达95家[30]。当时的中国人学习日本的热情高涨，日文译作数量激增，后来居上，以至超过译自欧美各国的书籍。中日甲午战前，输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由欧美传教士掌控的广学会译书系统，一是清朝洋务派创办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系统。广学会在1900年以前翻译、编撰出版书籍176种[31]，绝大多数都是传教士译自西方的书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到1880年出版的西书就有11类98部，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理、地学、天文行船、博物学、医学、工艺、水陆兵法等内容，全部都是译自西方的书籍[32]。可见，在中日甲午战前，输入中国西学的主要途径是欧美，而译自日本的书籍微乎其微。这种情况到甲午战后则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日本则成为中国学习的对象，汉译日籍陡然增多。据《译书经眼录》统计，在533种译书中，译自日本的竟达321种之多，占总数的60％强，比译自英、美、法、德、俄等国的译书总和还要多。另据统计，从1896年至1911年，汉译日籍共958种，其中总类8种、哲学32种、宗教6种、自然科学83种、应用科学89种、社会科学366种、史地238种、语文133种、美术3种[33]，包括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大部分科目，极大地丰富了西学东渐的内容。 四 在晚清，西学东渐经过两个不同的阶段，即中日甲午战前的西方自然科学传播阶段和甲午战后西学全面传播的阶段。汉译日籍的大规模出版、流行，正是西学在华传播第二阶段中的精彩一幕。由于大量汉译日籍的输入，使此期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新的形势和特点。归纳起来，甲午战后西学在华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传播的西学内容丰富、学科齐全、数量庞大。 甲午战前，中国虽然已经引进西学，但主要侧重于西方科技知识的介绍，至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则为数不多。这种传播虽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甲午战后的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重视，成为介绍和引进的主要内容。引进的内容以学科计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美学、逻辑学以及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医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以思潮计，包括了上溯古希腊时代的主要学派、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家思潮，下至19世纪欧美流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各色主张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以人物计，既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欧洲古代思想家，又有培根、笛卡儿、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大师，还有康德、黑格尔、亚当·斯密、达尔文、斯宾塞、巴枯宁、马克思等名家名流，可谓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其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学科之繁多实为前所未有。 注重介绍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是此期西学传播内容的重要特征。卢梭的《民约论》（杨廷栋译）、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即《论法的精神》，严复译本名为《法意》）、斯宾塞的《女权篇》（马君武译）、《政治哲学》（吴兴让译）、那特硁的《政治学》（冯自由译）、伯伦知理的《国家学》(日本吾娄兵治译)、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马君武译，严复译本名为《群己权界论》)、加藤弘之《人权新说》(陈尚素译)等译著均在1903年前后出版发行。它们都是具有一定质量和价值的译本。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以介绍西方学术为成职志。梁启超从1901年起，在《清议报》、《新民丛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评介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孟德斯鸠、边沁、康德、达尔文诸哲的思想学说，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学说，但在1901年以前达氏著作在中国尚无译本。1901年马君武选译了达尔文《物种原始》(日译本)中的第三章“生存竞争”，取名《达尔文物竞篇》，与他译的斯宾塞的《女权篇》合刊出版。次年，他又译出该书的第四章“自然选择”，以《达尔文天择篇》为名出版。虽然《物种原始》这部在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著未能全译行世，但中国学人可以通过这两种节译本窥见达尔文学说的大概。 对自然科学的介绍虽然逊于社会科学的输入，但较之从前亦有很大进展。它的介绍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介绍。为适应各种新式学堂教学需要而翻译出版了一大批科学教科书，系统地介绍了近代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当然其中不少书籍还是1900年以前课本的再版。二是关于西方科技领域新成果、新学理的介绍。如鲁迅在《说铂(即镭——作者按)》一文介绍了放射性元素镭的发明、性能及其应用的知识。《近世物理学教科书》(日本中村清二著)介绍了德国科学家伦琴等对x射线的研究。《生物界之现象》(日本安东伊三次郎著)介绍了当时生物学界最新研究成果——遗传学原理。英国帕森斯创造的新式造船技术、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航空事业的信息也都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 此期的西学传播不仅内容丰富，学科齐全，而且在数量上亦相当可观。当时究竟出版了多少译书至今仍无确切统计。有两本译书目录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一本是1899年出版的《东西学书录》，收录了中国自1840年以后半个多世纪出版的译书书目；一本是1904年问世的《译书经眼录》，收录了1900—1904年间出版的主要译著。前者共分39类，收录各种书目568种，后者分25类，所载书目达533种。也就是说甲午战后数年间的译书出版量几乎相当于以前50多年的总和。 其二，日本成为西学引进的又一重要来源。甲午战前，中国人主要通过直接翻译欧美书籍来介绍西学，而到战后日本则成为人们注意的热点。大量日本译著与欧美译著风行海内，充斥书肆。汉译日籍在中国的流行不仅引进了许多新知新理，而且输入了大量日本创造的各种名词术语。不少日本术语已与汉语融合，一直使用至今天，如经济、物理、哲学、生产力、逻辑、归纳、演绎、警察、社会、竞争、进化、唯物、唯心等。这些词汇大大丰富了汉语的内容，对中国学术的近代化起到积极的作用。此方面情况在前文多有论述，兹不赘述。 其三，经过戊戌运动和辛亥革命等政治斗争洗礼的进步知识分子成为传播西学的主体。中日甲午战前，西学传播的主体主要由外国传教士和少数与其合作的中国开明士大夫所构成。据梁启超编撰的《西学书目表》统计，1896年以前出版的西学译著，中国人翻译者38部，中外学者合译者123部，外国人翻译者139部。多数译著成于外国人之手，而参预译书的中国人大多不懂外文，主要从事译文的润色工作，在翻译过程中起辅助性作用。这种情况下的西学引进只能处于被动状态。而在反映甲午战后西学传播的《译书经眼录》中，中国人翻译者415部，中外学者合译者33部，外国人翻译35部，译员国籍构成出现了大颠倒。由此可见，在甲午战后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传播西学、吸收外来文化的主动权，开始改变引进西学的被动地位。甲午战前的中国译者，不惟数量稀少，而且在思想水平、翻译能力等方面都很有限。战后的中国译者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了很木提高。《译书经眼录》中提到的中国译者共有近300名，其身份有学生（包括留学生）、教师、编辑、记者、医生、科技工作者、职业政治家、政府官员等，遍及知识界的各个阶层。他们大都受过较系统的近代科学文化教育，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一定的外语水平，能够独立地从事翻译工作。其中不少人还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参加者或同情者，在思想水平和文化素质方面都远胜其前辈。严复、林纾、马君武、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丁福保、范迪吉、杜亚泉、张相文、樊炳清、赵必振、戢翼翚、杨廷栋、陈榥、杨毓麟等便是其中的杰出者，而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事汉译日籍的工作。 总之，在中日甲午战后数年间，因受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激励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不畏艰辛，勇敢探索，如饥似渴地学习外来文化，以较短的时间介绍了西方和日本在几百年、几十年中所形成的学术成就和知识积累，克服了从前西学引进的片面性、被动性，使西学在中国得到积极而全面的传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也许依然会沿着原来的轨迹按部就班地延续下去。但是鸦片战争带来的外部挑战迫使中国在历史转折的路口不得不作出新的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的应变性再次发挥了它的作用。在19世纪60—90年代，一些知权达变的官僚士大夫对传统的统治思想和统治办法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口号，试图把西方的经济技术、自然科学和中国的纲常名教、封建制度结合起来。在此期间，尽管西方自然科学得到人们的承认，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仅仅局限在文化的表层结构，传统文化的主体——孔孟儒学及纲常伦理道德体系并未被触动。自甲午战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始，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潮开始受到国人重视。以民主学说和进化论为核心内容的西学，从欧美和日本两个不同渠道如同潮水般涌进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涌入的西学不仅破坏了传统文化的表层，而且触及并撼动了它的内层结构。传统的政治观、道德观、宇宙观乃至神圣不可侵犯的孔孟儒学都受到新思潮的诘难与抨击，资产阶级近代文化的基础随之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后的西学传播带有文化革命性质。 西学知识的广泛介绍，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豁然大开。他们开始从更高的层次、更新的角度反省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这就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责任感的近代文化意识的形成。进步知识分子反对以往那种对西方文明的片面认识，把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他们看来，文化的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民族或国家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志。梁启超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认为：世界上的国家分三等：有“挟莫强之兵力”的横行霸道的“受人畏慑之国”；有“坐听他人之蹴踏操纵”的“受人轻侮之国”；还有“其教化政治卓然冠绝于环球”的“受人尊敬之国”。后者由于“教化政治”发达被认为是上乘的国家[34]。这说明重视文化进步的因素在梁氏的价值观中据有特殊的地位。进步知识分子把鲜明的文化意识与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新的角度探求西方国家及日本之所以强大和中国落后贫弱的原因。有人撰文指出：文化学术是世界文明进步的动力之一, “泰西何以强?有学也，学术有用，精益求精也。中国何以弱?失学也。学皆无用，虽有亦无也”[35]。世界各国的竞争不仅表现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而且还表现在学术文化上。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在发展“兵战”与“商战”的同时进行“学战”。所谓“学战”乃是清末仁人志士要求振兴中国近代文化的心声。他们认为不懂得开展“学战”，“兵战”、“商战”都将不得要领。 怎样才能建设中国的近代文化，以保证“学战”顺利进行呢?许多人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曾提出五花八门的解决方案。有的主张废除汉学，有的要求“保存国粹”;有的认为继续实行“中体西用”的方针。比较起来，梁启超的主张颇有见地。他认为中国新文化的建设离不开更新国家固有文化传统的原则，称：“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36]前者是指对本国固有文化的改造继承；后者是指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消化。这样就把继承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与学习外来文化的长处有机地结合起来，展示了建设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正确途径，较好地克服了“醉心欧化”论和“保存国粹”论的缺陷。 新的文化观念启迪了创造新文化的实践活动。晚清时期，这种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和建立资产阶级近代文化新体系。 进步知识分子吸取了西学中的民主思想，向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专制思想体系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思想界之所以沉闷，皆源于纲常名教之牢笼，故迫切要求冲破其束缚，摆脱其禁锢。他们大胆破除千百年来对孔子和儒学的迷信，剥去封建统治者加在孔子头上的神圣桂冠，指出：“‘至圣’两个字不过是历代的独夫民贼加给他的徽号。”[37]章太炎直接批评儒学经典说：“《论语》者晻昧，《三朝记》与诸告饬、通论，多自触击也”；孔子“下比孟轲，博习故事则贤，而知德少歉矣。”[38]刊于《新世纪》的《排孔征言》一文更为大胆地提出：“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39]在这里，作者实际已经呼唤出日后五四运动弄潮儿“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先声。经过这种冲击，孔子失去了昔日的灵光，传统儒学思想体系的坚冰在民主、平等思想的曙光下开始销溶。 在批判封建传统文化的同时，进步知识分子以很大的精力从事近代文化事业的建设。在传统文化日益衰落的情况下，何物可以作为近代新文化的灵魂和内质呢?他们从西方与日本输入的西学中吸取营养，把近代科学和民主精神当作中国新文化的内质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宝方良药。青年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热情洋溢地欢呼：“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得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者也。……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旙，以招展于我神州土。”[40]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精神在古老的东方再度发扬光大。 文化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产物，它既脱离不开人类的创造，又深刻地改造着人类本身。甲午战后，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改造民族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问题是近代文化建设迫在眉捷的问题。他们的文化活动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许多人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众素质之低劣发出感慨：迷信、愚昧、守旧弥漫于民间，信奉的人生哲学“莫不曰安分、曰韬晦、曰柔顺、曰服从、曰做官、曰发财。”[41]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首先破除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风俗。革命派中的一些人大胆地提出“三纲革命”、“祖宗革命”、“圣人革命”的激进主张，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束缚人心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道德伦理的强烈抗议。 他们主张吸收西方社会道德规范中的有益成份来建立中国新的道德精神，认为新时代的国民应该有的道德品质是国家民族意识、独立自由精神、权利义务观念和开拓、进取、创新、竞争的胆识和信念[42]。 大力发展近代的教育、文艺、文字改革等事业是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方面。进步知识分子对此予以充分的重视，认为中国民众素质低劣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近代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有人疾呼：“无学问、无教育，则无民智、无民气；无民智、无民气，则无政治、无法律；无政治、无法律，则无武备、无实业。学问、教育者，三累而上，强国势之起点也。”[43]他们不仅提倡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而且强调社会教育，声称：“欲养成国民，不可不注意于学校教育；欲改良风俗，不可不注意于社会教育。”[44]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办了许多新式学校，依照西方或日本的教育制度，对学生进行科学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女学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晚清的文艺领域空前活跃、文学、美术、音乐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文学领域，进步知识分子不满于封建旧文学的陈腐俗陋，要求文学界来一个新的变革。他们一方面大量翻译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在新的创作思想指导下创作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时代要求的新小说，较好地起到推动爱国救亡运动和启发教育人民的作用。由于时代的变迁，传统汉语(古代汉语)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形成了改革汉语的运动。至清末，这一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仅就切音字改革来说，在此期间就出现21个改革方案。许多地方还举办了教授官话字母的学校，创办了一些提倡汉语导革的报刊和学术团体。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学者开始运用近代新式的治学方法研究、评价、总结中国传统学术，光大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使古色古香的中国传统学术焕发出新的生机。他们破除了学术上的门户之见，不囿于儒学一格，对诸子百家展开研究，诸如先秦时代的道、墨、法、名、杂、农、兵各家，以及后世的王艮、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吕留良等，无不在他们的学术视野之内。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等学者在此期撰写的许多学术著作不仅在内容上有创见，而且在写法上借鉴了西方学术著作的体例和研究方法，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用新学理探讨传统学术的作品。 五 鸦片战争后，中国明显地落后于西方。中西文化交流自然更多地表现为中国学习西方文化。这种学习既包括直接从西方国家中输入，又表现为从东邻日本的转贩，是一种对于外来文化的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尽管有许多腐朽的东西，但从总体来说，它对于处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西学传播无疑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实际也是如此，先进的中国人正是从西学中找到了反封建的思想武器，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开展一系列变革，逐步清除过时的、陈腐的内容，建立起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内容的近代文化体系。 晚清时期，西学传播虽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非尽如人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梁启超后来对此亦有反思说：当时的西学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夫嚼，其能消化与否不向，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食品足以为代。”[45]这段评论大体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些译者虽然怀有输入于外文明的良好愿望，但又受到贪多求快、一味满足人们处于“知识饥荒”迫切需求的社会心理驱动，在翻译出版中注意了数量，忽视了质量，使不少译作出现译文粗糙，内容疏漏的情况，真正的翻译精品为数不多。批评此类问题的文章在当时的报刊上比比皆是。如有人撰文批评作新社出版的“地理一类，佳本盖鲜。……于销数则可矣，然其地名之误者，盖不知其几许。” 该文还披露：“今之译者，大率于中国旧本全未寓目，虽极通行之名词亦不识，所据皆东译本。东人以其假名强配西国字母，原音多舛误，又往往将其语尾不读之音亦全录出。故一地名、一人名，动长至五六字，且有十余字。……至其全无心肝，一页之中同译一名，而前后互异者，更不足责矣。”[46]无怪人们评论当时出版的译书，“以观其工，则译工、印工、装订工，无不草率之极。以观其料，则墨料、纸料、线料，无不偷减弓之极。以较前时所泽者，不必展读，盖一望其书之外形，而知其工率之分矣。”[47] 以上弊端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是不足为怪的。这主要因为传播西学的知识分子刚刚从封建传统思想的禁锢中挣脱出来，既未能认真消化外来新知，又来不及培养起分析鉴别的能力，往往是刚学会外语就仓促上马，着手进行翻译。正如当时一篇文章所说：“今日译界之混杂，由于学东文太易。新学小生，手《东文典》、《和文汉读法》等书，未及三日，亦嚣嚣然谈译书。”[48]可见，在这个时期传播西学的主体虽然比以前有了新的提高，但其水平依然参差不齐，知识水平和翻译能力并不很高。这些因素势必影响译书的质量。 再者，当时的西学引进带有很浓厚的功利色彩，传播者大都抱着某种实用性的宗旨，“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49] 。这样在择选译本时比较偏重于实用性、应用性较强的内容，以满足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实现引进西学的实用价值，而不足在于对其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的实现则会造成一定的局限，妨碍人们系统地完整地掌握别国人民的文化学术。 当然，外来文化并非全是香花佳禾,其中不乏毒草莠苗。在引进它们时，人们也不会百分之百地接受其精华，往往是兼收并蓄，利弊相形。但是，我们决不可以因惧其害而采取闭关自守的态度，作因噎废食的蠢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不断交往中，才能取长补短，获得继续生存发展的生命力，提高对外来文化的识别能力。甲午战后的西学传播证明了这一点。它所取得的成就，产生的积极影响必将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而它存在的缺陷和经受的挫折也会象长鸣的警钟，时刻告诫着后人。 [1]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2“学术志一”，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下卷，第779—780页。 [2][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03——704页。 [3] 薛福成：《筹洋刍议》，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6页。 [4] [日]负责谕吉著、杨永良译：《福泽谕吉自传》，台湾商周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 [5] 引自[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3页。 [6] 黄遵宪著、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凡例》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7] 薛福成：《日本国志序》，黄遵宪著、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8] 谭嗣同：《有感一首》，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0页。 [9]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改革实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1，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10]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 [11]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 [12] 张之洞著、李忠兴评注：《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13] 张之洞著、李忠兴评注：《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14] 总理衙门：《遵议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10页。 [15]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16] 陆乃翔撰：《康南海先生传》上编，民国十八年万木草堂铅印本，第14页。 [17]《矢野龙溪致西德外务大臣书简》，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引自李廷江：《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 [18]李廷江：《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01页。 [19] 容应萸：《戊戌维新与清末日本留学政策的成立》，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315页。 [20]《上谕》，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21]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总4720页。 [22]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总4932页。 [23]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3页。 [24] 李喜所：《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小考》，《文史哲》1982年第3期。 [2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1页。 [26]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9页。 [27]《译书汇编》第2年第3期“教科书译辑社广告”栏内，有“本社发行所设日本东京本乡区丸山福山町15番地”字样，教科书译辑社地址与译书汇编社的发行所相同。 [28] 《<游学译编>简章》，第2册，1902年12月。 [29]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29页。 [30]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41页。 [31] 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集刊》第4期上册，1973年5月出版。 [32]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张静庐编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3页。 [33] [日]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34]《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3，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35] 贯公：《振兴女学说》，《开智录》1901年3月5日出版。 [36] 梁启超：《新民说·释新民之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4，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页。 [37] 君衍：《法古》，《童子世界》笫3l期，1903年5月出版。 [38] 章太炎：《訄书重刻本·订孔》，《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39] 《新世纪》第52期，1908年6月出版。 [40]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41]《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1901年6月出版。 [42]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4，中华书局1989年版。 [43]《与同志书》，《游学译编》第7期，1903年5月出版。 [44]《教育泛论》，《游学译编》第9期，1903年8月出版。 [4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1页。 [46]《读金陵卖书记》，《新民丛报》第28号，1903年3月出版。 [47]《论译书四时期》，张静庐编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4页。 [48]《翻译与道德心之关系》，《新民丛报》第25号，1903年2月出版。 [4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1页。 资料来源：《炎黄文化研究》，第九辑，大象出版社，2009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