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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36—39页。 作者简介：戴晋新，男，台湾辅仁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中国历史文献学。 摘要:本文以《明史》与《清史稿》中的《土司传》、《地理志》、《职官志》、《兵志》为基础，说明其中的土司概念与具体所指，对“土司”这一名词进行史传分析与历史观察。 关键词：《明史》；《清史稿》；土司 “土司”在正史中列传首见于《明史》①，《清史稿》②继之。正史为其列传，自有修史时的思考，反映了历史现实与修史的观点。在土司研究迈向建构“土司学”的今天③，回顾一下《明史》与《清史稿》中的土司究竟何指？或有助于对“土司”一词的历史观察与了解。④ 一 《明史》土司各传共十卷，包括《湖广土司》一卷、《四川土司》二卷、《云南土司》三卷、《贵州土司》一卷、《广西土司》三卷。在《湖广土司》卷首有一土司传的总序，为与“土司”观念有关的核心文字。文分三段，首言秦、汉时期设官治理西南诸蛮，“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欤”，意指土司沿革源自土官、土吏。次言“殆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说明明代土官、土吏制度的趋于完备及其精神所在。再言“尝考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指出明代土官衔号源自元代的“五司”，“五司”之外，与府、州、县之名相结合的土官名称也很多，即在州县之名前加一“土”字，如：“土府”、“土州”、“土县”等。又云“以府州县等官隶验封，宣慰、招讨等官隶武选。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分别土官的文、武体系。惟“司”、“府”、“州”、“县”本为机关名，其长官名当为“使”、“知府”、“知州”、“知县”，实际史传行文常见以机关名代称其长官，如以招讨司代替招讨史，甚或省略“司”与“使”，以“招讨”兼指“招讨司”与“招讨使”。《明史》将“土司”入传，对象为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五个布政使司辖内的土官及其辖区，分别冠以湖广土司、四川土司、云南土司、贵州土司、广西土司之名，土司是这些地方土官的总称。虽然全传总序没有针对“土司”一词考述其名称由来与定义，甚至序文中并未出现“土司”之名，只提到与土司相关之“土官”、“土吏”及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五个“土官衔号”；但传文中却陆续出现“诸土司”、“诸土司长官”等文字，土司与土官两个概念有很大的交集，土官、土吏构成“诸土司长官”，也可以省称为“诸土司”，土司乃指由土官、土吏构成的官职体系，同时可作为土官的集体代名词与单称代名词。 ___________________ ①本文引用《明史》版本为中华书局标点本《明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因密集征引史传原文，不再逐一注明页码，以省烦累。 ②本文引用《清史稿》版本为《清史稿校注》本（台北：国史馆，１９９０），因密集征引史传原文，不再逐一注明页码，以省烦累。 ③李世愉．关于建构土司学的几个问题［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２）． ④当代学者对“土司”一词的义涵有基本的共识，亦间有不同的定义与论述，龚荫．中国土司制度［Ｍ］．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２；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成臻铭．论土司与土司学［Ａ］．土司文化探究：全国土司文化研讨会论文集［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明史》既以“湖广土司”、“四川土司”、“云南土司”、“贵州土司”、“广西土司”为传名，这些传文内容自然是“土司”一词的正解。 《明史》土司各传述及许多与“土司”、“土官”有关的职官名，略加统计，去其重复，除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五司”，余如“蛮夷长官司”①、“土官”、“诸土司”、“诸土司长官”、“土官部长”、“女土官”、“土知府”、“土知州”、“土巡检”、“土县丞”、“土同知”、“土官舍人”、“土舍”、“土官百夫长”、“土判官”、“土目”、“土官都指挥”等亦常出现，这是史传叙事实际呈现的“土司”所指。其中“诸土司”、“诸土司长官”、“土官部长”都是概括性的称谓，除了显示土司群体甚多，对解释土司内涵并无实质作用。 《明史》卷４０《地理一》：“后乃尽革行中书省，置十三布政使司，分领天下州县及羁縻诸司”，“羁縻诸司”或与“土司”有关，但未见称“土司”。“又土官宣慰司十有一，宣抚司十，安抚司二十有二，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六十有九，蛮夷长官司五”，此处将长官司与蛮夷长官司并举，成为“六司”，皆称“土官”。《明史·地理志》对四川、湖广、云南、贵州、广西辖内土司，皆直书招讨司、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宣抚司、蛮夷长官司、御夷长官司各司之名，不以“土官”或“土司”相类，亦不见“土州”、“土县”之名。虽然《地理志》主要内容在呈现地方行政区的名称、沿革、层级、方位、户口，但是撰写四川、湖广、云南、贵州、广西《地理志》的史臣不可能不知其书写区域境内有“土司”或“土官”，行文但直书“六司”官名而不另将其归类为“土官”，或因《地理一》已称六司为土官，然亦可见“六司”为土官乃常识，无庸强调。《明史》列传有湖广土司、四川土司、云南土司、贵州土司、广西土司等传，而《地理志》对这些地区的土司皆称土官而不称土司。 《明史》卷７６《职官五》有“土官”条，所述包括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的正、副、属官。统计全国土官“渐为宣慰司者十一，为招讨司者一，为宣抚司者十，为安抚司者十九，为长官司者百七十有三”，“军民府、土州、土县，设官如府州县”，“其府州县正二属官，或土或流，皆因其俗”。“又有番夷都指挥使司三，卫指挥使司三百八十五，宣慰司三，招讨司六，万户府四，千户所四十一，站七，地面七，寨一，并以附寨番夷官其地”。《职官志》无“土司”之名，只有“土官”条目，其内容包括土官的官职与土官的衙门，还涉及与土兵有关的都司、卫、所。其土官论述包括了“六司”与“六司”之外的各类土官，内容涵盖较广，惟其说明过于简略，对土官职官体系仍有些语焉未详。 《明史》卷９０《兵二》：“后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二十一，留守司二，内外卫四百九十三，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三百五十九，仪卫司三十三，宣慰使司二，招讨使司二，宣抚司六，安抚司十六，长官司七十，番边都司卫所等四百七”，明制宣慰、招讨、宣抚、安抚、长官等“五司”隶武选，为都司所辖，系全国军事制度的一环，此处将土官“五司”与他官并列，但言其“司”，而未言其“土”。在四川都司、四川行都司、云南都司、贵州都司、湖广都司项下则皆另列“土官”条目，内容不外“六司”，惟广西都司仅列卫所，无土官条目。西番有宣慰使司、招讨司，亦不列土官条目。《兵志》卫所述至千户所而止，亦未分辨一般千户与“土千户”。由此观之，《明史·兵志》的制度概念是“先都司卫所后土官”，不言土司，但言土官，土官概念实际仍以“六司”为主。 《明史》土司各传、《地理志》、《职官志》、《兵志》皆有“土官”之名，所指皆以“五司”或“六司”为前提，仅土司各传与《职官志》所言土官扩及“五司”或“六司”以外的土官。“土司”之名仅见于土司各传传名与传文，传文中主要为“诸土司”、“诸土司长官”等概略用语。就史传表述语境而言，《明史》多言“土官”，而冠以“土司”之名，并以“土司”为传名，其中分际颇值得注意。 二 《清史稿》《土司传》共六卷，包括《湖广土司》、《四川土司》、《云南土司》、《贵州土司》、《广西土司》、《甘肃土司》各一卷，内容较《明史》《土司传》简略。除各卷卷首有一概述，其余多为近乎履历表形式的各 ___________________ ①《明史》卷３１０《湖广土司》：﹝施州·宣德二年﹞“兵部议以四百户以上者设长官司，四百户以下者设蛮夷官司”，蛮夷官司当即蛮夷长官司。 土司沿革，鲜少叙事，十分精简。全传总序置于《湖广土司》卷首，文分九段，第一段谓西南诸省“在宋为羁糜州”，“在元为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等土司”，袭《明史》《土司传序》旧文而径改“土官衔号”为“土司”，直接指称元代“五司”为“土司”，反映出以修史时的“土司”概念对元代“五司”所作的历史解释与土司制度形成过程中“五司”的关键地位。第二段主要内容为雍正四年鄂尔泰的奏言，其中提到“土府”、“土官”、“土司”、“土目”、“土府州县峒寨”等名词，行文流畅无碍，似乎这些名词已颇为习见。第三段“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完全抄录《明史》《土司传序》，且与前文称元代五司为“土司”显有出入。第四段至第七段，分别记录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今土司之未改流者”，包括四川有宣抚使二、宣慰司五、安抚使二十一、长官司二十九；云南有宣慰使一、宣抚使五、副宣抚使二、安抚使三、副长官司三、土府四、土州四；贵州有长官司六十二；广西有土州二十六、土县四、长官司三。第八段谓“凡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司之承袭隶兵部，土府、土州之承袭隶户部”，土司贡赋“各因其土产”，“皆折以银，而会计于户部”。第九段说明雍正七年因川陜总督岳锺琪奏，四川巴塘、里塘等处设宣抚司三、安抚司九、长官司十二、副土官四、千户三、百户二十四，“内巴塘、里塘正副土官原无世代头目承袭，请照流官例。如有事故，开缺题补，与他土司不同”。 总序之外的土司各传传文述及与土司相关的名称甚多，略加统计，去其重复，除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五司”，所见尚有：土司、①土长官司、副长官司、土官百户所、土知州、土舍、土总百户、土百户、副土百户、土百长、土千户、土目、巡检土司、副巡检土司、土巡检、副长官、左副长官、右副长官、土通判、土知事、副土司、正土司、土都司、土千总、土把总、土弁、土外委、土知县、土县丞、土主簿、土典史、土州同、土州判、土同知、土吏目、土推官、土指挥使、土指挥副使、土指挥同知、土指挥佥事、外委土司（官）等。“土司”官职名称洋洋大观矣！ 《清史稿》卷５２３《广西土司》所称土司行政区或加“土”字，如：东兰土州、忻城土县；或不加“土”字，实则仍多为土州、土县，对照《雍正广西通志》、《清朝文献通考·舆地考》、《嘉庆重修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即可知②。永顺“长官司”称“正土司”，土巡检所辖则称某某土司，如：白山土司、兴隆土司等。土司行政区加不加“土”字与何处可用“土司”作为土官衙门与土官的单称代名词，并无一定章法，行文草率，“土司”概念混乱。 《清史稿》卷８１《地理二一》：“﹝云南﹞共领府十四，直隶厅六，直隶州三，厅十二，州二十六、县四十一；又土府一，土州三，土司十八”，既然将土司与土州、土府并列对举，则概念上土司并不包含土府、土州，此所谓“土司”，实指土官“五司”，案：该志文中各府实际出现的有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四司。《清史稿》卷７６《地理一六》：“﹝四川﹞都领府十五，直隶州九，直隶厅三，州十一，厅十一，县百十八，土司二十九”，案：本卷所录土司数当为四十一，实际所指为宣慰、宣抚、长官三司。《清史稿》卷８２《地理二二》：“﹝贵州﹞共领府十二，直隶厅三，直隶州一，厅十一，州十三，县三十四，土司五十三”，其所谓的“土司五十三”，实指长官司。《清史稿》卷８０《地理二十》：“﹝广西﹞领府十一，直隶厅二，直隶州二，厅八，州十五，县四十九，土州二十四，土县四，土司十三，在庆远者曰长官司”，也是将土司与土州、土县并列；所谓“在庆远者曰长官司”，实际为永定长官司、永顺正长官司、永顺副长官司，其余的但称土司，如白山土司、兴隆土司等。《清史稿》卷７０《地理十一》：“﹝甘肃﹞领府八，直隶州六，直隶厅一，州六，厅八，县四十七”，未言领有土司，且全卷亦未出现其它与土司有关的名称，与《清史稿》卷５２４《甘肃土司》：所述“实则指挥同知、宣慰司、土千户、土百户，皆予世袭，均土司也”，相较，土司概念出入甚大。 《清史稿》卷１２４《职官四》有“土司各官”条，有“司”有“官”，不再只称“土官”。其中提到的土司官名 ___________________ ①如《清史稿》卷５１９《土司一》有“容美土司”，卷５２０《土司二》有“卭部土司”、“土司先受官军约束”等语，此际“土司”皆为单称特指。 ②参：《清史稿校注》卷５２３《土司五·广西》相关各条校注。 包括：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副千户、百户、百长、宣慰使、宣抚使、副使、长官、副长官、安抚使、土千户、土通判、土知事、土巡检、副巡检、土知州、土州同、土知县、土州判、各品土官（正六品、从六品、正七品、正八品、正九品、从九品、未入流）、土知府、土同知、州同职衔、土县丞、土主簿、土典史、土驿丞、土吏目、土游击、土都司、屯守备、土千总、屯千总、土把总、屯把总、土都司、土守备、千总衔、把总衔、武土官（六品、七品），并及番部僧官国师、禅师、僧纲、僧正等，将“土司各官”做了极大化的概括，土司概念扩大了不少。 《清史稿》卷１４１《兵五》：“土兵惟川、甘、湖广、云、贵有之”，“土兵之制，甘肃、四川、两广、湖南、云、贵或隶土司，或属土弁，或归营汛。甘肃土兵附番部。四川土兵附屯弁、屯蕃。湖南土兵附练兵、屯兵。别有番民七十九族，分隶西宁、西藏”，土兵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隶属，虽与土司有关，但其性质为兵制的一环，非土司所必有；惟辖有土兵的土官、土司，自然也会出现在《兵志》中。《兵志》将“土司”与“土弁”并举，可见两者有所区别，土弁不属土司；这与《职官志》将“土弁”系统的千总、把总列为土司对照，两者对土司的具体认知仍有差异。 三 明、清土司有许多是易代之后前朝土官归附朝廷，“以原官授之”。《明史》《土司传序》谓洪武初“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清史稿》《土司传》则将“授”、“实授”、“外委”、“袭”、“世袭”及有无“印信”、“号纸”等列为必书项目，皆可见土司是朝廷命官，必须由朝廷册命与勘验。《清史稿》卷５２４《甘肃土司》谓“实则指挥同知、宣慰司、土千户、土百户，皆予世袭，均土司也”，显示世袭是土司的构成条件，这些当然都是与土司制度有关的内容与观念。 《清史稿》卷５２１《云南土司》将土司与土府、土州并列对举，无独有偶，《清史稿》卷５２３《广西土司》亦将土司与土州、土县并列对举，皆有文、武隶属不同之意含，土司不包括土府、土州、土县而专指“五司”或“六司”。正史“志”、“传”多出于众人之手，若非有完善体例与精审润稿，彼此出入异同乃至错乱讹误在所难免。土司是明、清重要制度，《明史》与《清史稿》对其着墨甚多，《土司传》、《地理志》、《职官志》、《兵志》皆有述及，除内容详略有别，观念亦有所差异。本文将上述资料略作整理，可知《明史》与《清史稿》中“土司”的核心观念是“土官”，土官的核心对象是“五司”与土府、土州、土县及其官吏。由于制度变迁、书写主题与史臣水平等因素，《明史》与《清史稿》相关“志”、“传”呈现的土司概念与具体所指，出现了各自表述的意趣，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平添后人引述解读时的讨论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