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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65—70页。 作者简介：汪晶石，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读博士。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１３３００２ 摘要: 中国与朝鲜是古代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长久以来中外学者对于两国关系的研究笔耕不辍，同时也成果斐然。朝鲜与清的贸易关系是双方关系的重要一环，但由于史料欠缺、各国对此问题关注程度不够等原因，就此问题进行的专项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近四十年来，学界对于朝鲜与清贸易关系的研究大多为着眼于两国关系、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宏观研究，而对于诸如很多在两国贸易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两国贸易中出现的多种贸易形式等具体问题研究较少。由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掌握资料多少等方面的不同，中外学者在某些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上存在着较大分歧，但也为后世研究开阔了视野。 关键词：朝鲜；清；贸易关系；研究综述 由于清代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因此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清朝的对外贸易总体发展水平较低，同时清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又是典型的宗藩朝贡模式，这使得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学界把注意力集中在两国宗藩关系这一问题上，对两国政治、文化交流层面的研究成果颇丰，而相比之下，对两国经济贸易交往层面的研究就略显不足。在相关成果方面，中国学界往往将两国的经济关系与政治、文化交流整合在一起进行论述。因此，目前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大多体现在通史类或两国关系史的研究中，而具有针对性的专项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当前关于朝鲜与清贸易关系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两国经济关系的一般性概述的研究成果 中国较早的并且较具代表性的此类著作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朴真奭的《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这一著作将两国自公元前的原始社会到１９世纪中叶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整合在一起，用部分篇幅论述了清与朝鲜的经济文化交流。由于该书涵盖内容的时间跨度颇大，因此所涉及的清与朝鲜经济文化交流的内容较为有限，但该书中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却为该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朴真奭认为：“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清与李朝之间的贸易往来逐渐活跃起来，其形式主要有：以两国使节团互换礼物为形式进行的国家贸易、利用李朝使节团来往两国的机会进行‘使行贸易’、在两国边境地区定期举办的‘互市贸易’和走私贸易等。”［１］ 将两国经济贸易交往这一问题合并到整个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中加以论述的著作还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吉林社会科学院编写的《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徐万民的《中韩关系史（近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陈尚胜的《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版）、王小甫等著的《中朝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进入２１世纪，此类研究成果有：杨昭全和何彤梅的《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白新良的《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李云泉的《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和朴真奭等著的《朝鲜简史》（延边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等。 另外，台湾学者刘家驹的《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文史哲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亦属于此类研究。此类著作总结了各个时期朝鲜半岛与中国各个方面关系的发展特点，史料丰富、内容翔实，但终属一般性研究，所以大部分著作对两国经济贸易交流的研究提及较少。 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最受关注也是研究成果丰硕的领域。外国学者对于古代东北亚国家间经济贸易关系的研究也常有涉及，且研究视角更加多元，观点也与中国学界略有不同。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以及其他东北亚国家并非像传统学者认为的那样落后，甚至在某些方面要强于欧洲，直到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东方世界才开始衰落，而西方也正是在此时才上升到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２］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和美国学者彭慕兰。彭慕兰认为：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从国土面积上来看，用来与中国进行比较的对象不应该是如英国、法国这样的某一个欧洲发达国家，而应该是整个欧洲。如此便可以发现欧洲既有像英国、法国这样发达的西欧国家，同时也有相对落后的东欧国家；中国虽然有较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但也有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而当时中国东部地区的发达程度并不次于西欧。［３］这种观点无疑与中国现阶段的多数观点有所不同，虽然并未对这一时期朝鲜与清的经济贸易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但也可以引起我国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再思考。 此外，东方学者也有较为独特的观点。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对古代东北亚朝贡贸易问题进行了探析，并提出“东亚经济圈”的概念。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很快得到东北亚多国学者的认同，其著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已于１９９９年出版中文译本，在中国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该书作为一种宏观研究，更加注重理论阐述，对于朝鲜与清的经济贸易关系这类具体问题并未深入探讨。 韩国方面，崔光植的《韩国贸易史》（海上王张保皋纪念协会２００４年版）、李憲昶的《韩国经济通史》（法文社２００６年版）等也对１７至１９世纪间的朝鲜经济进行了分段研究，但对朝鲜的对外贸易状况亦未作深入的研究。［４］［５］ 除韩国学者外，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日本学者也对朝鲜与清的贸易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成果有：畑地正宪的《关于清朝与李氏朝鲜的朝贡贸易———特以郑商的兴替为中心》（《东北地方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３期）、寺内威太郎的《清朝初期的珲春和朝鲜———从朝鲜史料看珲春的形成过程》和《关于近世朝鲜咸镜道的边境贸易》（《中朝韩日关系史研究论丛》第２辑，延边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等。以上文章或选取众多清商派系（或家族）之一的郑商作为研究对象，或从两国边境的两个地区———珲春、咸镜道入手展开对两国贸易的研究。可见，日本学者更加注重具体细节的微观研究。 由以上成果可知，关于两国经济关系的一般性研究除中、韩两国学者外，日本乃至西方学者也都有所关注，其受关注的范围不可谓不大，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一研究包括中国在内也尚在起步阶段，有些研究还不是很到位。因此，也可以说关于这一问题受关注的程度还略显不足。 二、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综合性研究 此类研究中国大陆方面较为系统的研究著作出现较晚，直到近２０年才有相关著作，且数量也较少。尹永日的《朝鲜与清贸易关系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可以说是近世两国经济贸易交往研究成果的代表。该书较有针对性地对朝鲜与清宗藩贸易的概念和性质、朝鲜与清贸易的具体形式、私贸易、开市贸易、双方当时的贸易政策及其背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翔实的阐述。［６］此后有吉林大学冯正玉的博士论文《１７－１９世纪朝鲜对清贸易研究》（２０１１年），该文从经济学视角，运用数据统计、计量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对１７－１９世纪朝鲜对清的贸易研究进行了深化和细化，但作为一篇单向研究的经济学论文，该文并未对当时清官民在朝鲜进行的贸易有所涉及。 相比之下，对这一论题的研究，中国台湾学者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就非常重视。张存武是最早对朝鲜与清之间的贸易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研究的台湾学者，其著作《清韩宗藩贸易：１６３７－１８９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７８年版）从宗藩关系的建立及其规制、使行贸易、边市、宗藩贸易之功能［７］四个方面几乎对两国间贸易的所有问题都有所涉及，史料、数据丰富而详细，研究、立论具体而精当，堪称此项研究的经典之作。然而稍有遗憾的是，由于张存武在进行此研究时年代较早，韩国林中基的《燕行录全集》（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２００１年版）尚未问世，因而张存武的著作未能引用《燕行录全集》中很多颇有价值的史料和数据，因此不得不说此著作尚存一定的局限性。 除著作外，此类研究论文出现最多，且集中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和９０年代，主要有：杨昭全的《近代中朝贸易（１８４０－１９１８年）》（《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９年第４期）、吴士英的《清初中朝经济交流略论》（《山东大学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４期）、曹力强的《清政府对朝鲜海关的控制》（《东北师大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２期）、李秀莲的《光绪初年中朝商贸关系的嬗变》（《安徽史学》１９９７年第４期）、戚福康的《皇太极统治时期（１６２７－１６４４后金（清）与周边贸易之研究）》（《吉林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６期）、段光达的《东北亚地区各国间近代贸易关系的形成及其特点》（《史学集刊》２００１年第２期）、高伟浓的《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中朝外交和贸易体制的演变》（《朝鲜学论文集》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李云泉的《清代前期对藩属国的封赏与朝贡贸易》等。以上文章在论述的时间段上各有偏重，几乎涵盖自清初（后金）时期至１９世纪后期（清末）中朝之间贸易关系的形成、发展、嬗变及特点等各个方面，也对两国的贸易形式有所提及。此外还有李宗勋、陈放的《略论朝鲜与清朝贸易的形态和意义》（《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４期）。该文对两国在宗藩关系双边贸易下的公贸、私贸和密贸等三种贸易形式均作了介绍和分析，并指出：从１７世纪后半叶到整个１８世纪朝鲜王廷基本上持鼓励与清朝贸易的政策，贸易符合朝鲜藩属国与清朝宗主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各自需要。［８］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朝鲜与清贸易交往的高峰阶段，也正是此时，传统的更倾向于政治交流的官方贸易已经难以满足两国对经济发展日益迫切的需求，而经济发展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因此私贸和密贸就在公贸的掩护下应运而生。李宗勋也对私贸与密贸的合法性做出了界定，即私贸一般指在公贸过程中的非法贸易形态；密贸是指私商们进行的纯粹意义上的非法走私贸易。［８］同时，他也指出：这三种贸易形态，有时往往交织在一起，很难加以具体区别。在贸易形态的构建下，朝清贸易的发展有较明显和清晰的变化和发展过程。［８］ 韩国学者全海宗的《清代韩中封贡关系考》（韩文稿收入《韩中关系史研究》（一潮阁１９７０年版）；中文版收入《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一文，侧重从经济角度论述了朝鲜与清的朝贡贸易关系，该文引用大量数据对两国贸易额、贸易旅费、贸易所得等进行详细计算。全海宗的结论是：朝贡贸易对于朝鲜来说非但没有获利，反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获利方更可能是清朝。中国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古代中国作为宗主国与藩属国间的朝贡贸易往往恪守厚往薄来的原则，因此在朝贡贸易中，获利的往往是藩属国。［９］显然，全海宗的观点与中国学界主流观点相悖。与张存武的研究一样，此研究问世时间较早，也未能参考林中基的《燕行录全集》，因此全海宗获得的数据不够全面，其计算难免有些许误差。另外，该文偏重于两国封贡关系与朝贡贸易的相互关系研究，对于两国间朝贡贸易以外的贸易形式的研究也很薄弱。 在韩国学界，有两个研究成果应引起足够重视，即金翰圭的《韩中关系史》（ａｒｄｈｅ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和金钟园的《朝清交涉史———以贸易关系为中心》（西江大学大学院，洋史学科博士学位论文，１９８３年）。金翰圭在《韩中关系史》中以大量篇幅较系统地论述了朝鲜与清之间各种形式的贸易活动及其性质，并强调指出双方的贸易在总体上朝鲜方面损失偏大，因贸易的性质毕竟是朝贡贸易。这一观点与我国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的“薄来厚往”是相左的。［１０］金钟园的研究成果是韩国到目前为止关于朝鲜朝与清朝贸易关系研究的最为翔实、最为全面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对相关问题进行专门分析的宏观性研究成果，亦有特殊的研究价值。但该研究时间跨度过广，对私贸及密贸涉及偏少，更缺乏贸易关系中利用数字统计分析的这一重要方法。［１１］ 三、关于使行贸易的专项研究 使行贸易是朝鲜与清贸易的最初形式，同时也是其主要形式。相关专著尚未出现，但２１世纪以后学界一些关于两国使臣往来方面的研究著作对使行贸易问题有所涉及。刘为的《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以作为整体存在的“使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使者”（或使团）的任务与目的、组成与选拔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使者”（或使团）在古代中朝国家关系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１２］该书用一部分篇幅介绍了两国交往过程中贡品礼物与回赐、加赏和使行往来的经济活动等问题，内容不仅涉及了朝鲜使团的经济活动，如“八包”贸易、栅门后市、“沈阳八包”贸易等，还对清朝使团的经贸活动作了一些简述。但正如作者所言，这些问题“不在本书研究范畴”内，故也未能充分展开。王小甫等著的《中韩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中，也用了大量篇幅对使行贸易作了相应的介绍，该书认为：“所谓使行贸易，就是两国使节除完成政治外交使命外，还携带货物银两在对方京城进行的贸易”。［１３］书中还对使行贸易的商品作了一些介绍和统计，同时该书也涉及了八包贸易的内容。宋慧娟的《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也涉及了一部分使行贸易的内容。宋慧娟认为：“使行贸易是使者往来途中所进行的交易，它包括会同馆贸易，团练使后市和栅门后市……”［１４］并提出：宫廷贸易是纯粹的政治行为，不能算作一种贸易形式。此外，徐东日的《朝鲜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燕行录〉〈朝天录〉为中心》（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一书虽非关于朝鲜与清使行贸易的专门研究，但该书颇为详实地介绍了朝鲜朝使臣入华的使行活动。其中包括朝鲜对清的朝贡、朝鲜使团的情况、朝鲜使团的行使路线及馆所等问题，虽然篇幅有限，但也对使行贸易的参与人员———朝鲜行使这一人群作了较为详细的交代，并列举了几位具有代表性的朝鲜行使，如赵宪、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等人的生平、作品及思想等。［１５］这些成果也为使行贸易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 相关论文成果主要有：刘为的《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该文对朝鲜使团的主要贸易形式———“八包”贸易的相关内容如其形式、缘起、影响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并认为清朝作为宗主国不仅在政治地位上给予以朝鲜特别的待遇，在经贸往来方面的政策也是颇为优厚，“除对出口物资有一定的限制外，朝鲜使团似乎可以携带任意数量、任意品种的物资、在几乎任意的地方、与任何商人或民众进行贸易”。［１６］但由于篇幅所限，这一部分也未能充分展开。同时，文章也对经济贸易发展对两国思想文化交流的影响及朝鲜王廷对此做出的反应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等方面做出了诠释，并指出：“１８世纪后期开始，朝鲜王廷制定一系列限制制度，加强对使团贸易的控制，使之演变成僵化的半官方贸易，导致使团贸易的萎缩和衰退”。［１６］ 朝鲜对清使行贸易中，朝鲜译官的作用可谓非同小可。前韩国高丽大学教授柳承宙的《朝鲜后期对清贸易过程———１７、１８世纪赴燕译官的贸易活动为中心》（《白山学报》第８号，１９７０年６月）专门以译官在贸易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为切入点，揭示了一些朝清官贸过程中的众多私贸元素。［１７］ 此外，相关论文还有刘静的《从〈燕行录〉看１８世纪中国北方市集———兼论中朝文化交流与文化差异》（《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３期）、张杰的《清代朝鲜使团与满族雇车业述论》（《满族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等。以上成果或从极其宏观的层面对清代朝鲜使团或使团贸易制度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或从极具体的问题如满族雇车业切入，总体来说可谓两极分化，而关于使行贸易的专项研究国内学界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 四、关于朝鲜与清边境贸易的专项研究 由于朝鲜和清边境线较长，概括起来可称为“两江一山”，“两江”即鸭绿江和图们江，因为两国在“两江”流域都进行着边境贸易，所以此类研究又可分为图们江流域边境贸易和鸭绿江流域边境贸易两个研究方面。关于两国在图们江流域边境贸易的相关论文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出现，主要有：王崇时的《会宁、庆源开市———谈清代吉林与朝鲜的边境贸易》（《吉林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２期）、苏建新的《清代吉林地方与朝鲜的互市贸易探究》（《北方民族》１９９２第４期）、刁书仁、关大虹的《清至近代以来延珲地区的对外贸易》（《中朝关系史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郭庆涛的《试论１７世纪中叶至１８世纪清朝与朝鲜的会源边市贸易》（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６辑）、王臻的《清朝对李朝图们江地区的边境贸易简论》（《东疆学刊》１９９９年第４期）等。这些文章对两国边境贸易的时代背景、发展、消亡、影响等内容均有所涉及，特别是对会宁、庆源两地的开市贸易作了大量研究，如王臻在其文章中对两国关于开市问题的态度和限制政策，会宁、庆源两地开市的频率以及交易货物的种类、数量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等问题均做出了交代，并且提到：“那些赴市进行官定贸易的人员往往私自挟带货物，在官定贸易完毕后，与朝鲜商民私下交易，这即我们所称的‘私人交易’”，同时也提到两国对于“私人交易”的反应及措施。［１８］这一观点也证明了在官定的开市或互市贸易下有着规模不小的私贸或密贸的存在。 关于两国在鸭绿江流域边境贸易的相关论文集中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主要有：陶勉的《清韩中江贸易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于一贫的《中江税收与近代中朝边贸》（《涉外税务》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王臻的《清朝与朝鲜在鸭绿江地区的边境贸易述论》（《延边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等。以上文章均对两国在鸭绿江流域的中江互市作了介绍，并提出在中江互市的掩盖下也存在着私人交易，即“中江后市”。其中王臻还特别提到除中江互市、中江后市外的另一边疆贸易形式即栅门后市，如其文中所说：“这是一场既有官定公市又有使行贸易、商人走私贸易形式的边疆互市”。［１９］ 此外，费驰的《清代中朝边境互市贸易的演变探析（１６３６－１８９４）》（《东北师大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３期）是一篇关于互市贸易的专项研究。文章从后金改国 号 为 清 写 起，至 中 日 甲 午 战 争 为 止，以１８８２年作为时间节点将中朝边境贸易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出中朝边境贸易在１８８２年前后存在着明显变化。如“政治因素逐渐淡化，互市后期边境贸易通商要素更自由化、交易形式和制度的规范化及清政府对于互市贸易管理的专门化”［２０］等，这无一不体现着此时的中朝贸易已经开始试图打破传统的宗藩贸易体制进而向近代贸易模式转变。 由此可见，关于朝鲜与清边境贸易的研究并不多见，对图们江流域边境贸易的研究比鸭绿江流域稍多一些，但也多见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而对鸭绿江流域边境贸易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主要成果集中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至２０１０年以前，近年以来亦鲜有成果问世。 综上所述，对于朝鲜与清经济贸易关系的研究学界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且主要集中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但总体来看以宏观研究居多，很多方面尚缺乏更加细致的研究。朝鲜与清的贸易关系中出现了多种贸易形式，如私贸易、后市贸易、“八包”贸易等，但是学界对于这些贸易形式的分类研究做得还不够具体，只有在综合性研究中对以上贸易形式作了简单的介绍，尚无专门性的研究成果；对于这些贸易形式之间的联系也尚无细致的分析。而对朝鲜与清贸易形式的分类和梳理又对理清研究这一论题的逻辑至关重要。应该说，理清朝鲜与清贸易中所涉及的各种贸易形式是研究整个清季两国贸易关系的关键一步，也是未来相关研究的理论之基。私贸易是朝鲜与清贸易关系中尤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学界相关成果尚属空白，未来对于这一论题的研究颇有前景。 总的来说，对于朝鲜与清贸易关系这一论题研究最为具体的当为台湾学者张存武和韩国学者全海宗，其他国内外学者就专项研究而言皆难出学者的史观、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各有不同，因此观点和结论也不尽相同，但这也为后世研究开阔了视野和思路，对相关论题的研究也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１］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２］［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３］［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４］［韩］崔光植：《韩国贸易史》，汉城：海上王张保皋纪念协会，２００４年。 ［５］［韩］李憲昶：《韩国经济通史》，首尔：法文社，２００６年。 ［６］尹永日：《朝鲜与清贸易关系史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７］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１６３３－１８９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７８年。 ［８］李宗勋、陈放：《略论朝鲜与清朝贸易的形态和意义》，《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９］［韩］全海宗：《清代韩中封贡关系考》，汉城：一潮阁，１９７０年；［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１０］［韩］金翰圭：《韩中关系史》，汉城：ａｒｄｈｅ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１１］［韩］金中园：《朝清交涉史———以贸易关系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西江大学大学院，１９８３年。 ［１２］刘为：《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１３］王小甫等著：《中韩关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１４］宋慧娟：《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１５］徐东日：《朝鲜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 ［１６］刘为：《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１７］［韩］柳承宙：《朝鲜后期对清贸易过程———１７、１８世纪赴燕译官的贸易活动为中心》，《白山学报》第８号，１９７０年。 ［１８］王臻：《清朝对李朝图们江地区的边境贸易简论》，《东疆学刊》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１９］王臻：《清朝与朝鲜在鸭绿江地区的边境贸易述论》，《延边大学学报》２００２ 年第３期。 ［２０］费驰：《清代中朝边境互市贸易的演变探析》，《东北师大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３ 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