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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历史研究可以以1951年西藏的和平解放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时期来论述。从本世纪初开始到本世纪中期为止的这一时期，西藏历史研究工作，总的来说是分散的和缺乏系统的，可以视为西藏历史研究的草创时期，而后一个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则是西藏历史研究的发展和高潮时期。 一、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历史研究 本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历史研究有一个比较好的传统，即继承了19世纪末期，在民族危机加剧时期形成的边疆史地研究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优良传统。作为当时边疆学研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西藏历史研究，具有类似的特征。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1．西藏历史概述 在上述每个时期都有全面系统地介绍西藏的历史的著作和简明叙述西藏历史发展脉络的文章，诸如，马吉符《藏政撷要》（1913年刊印），对西藏地理、人种、宗教和官制等的论述；李安陆《西藏略史》（《西北杂志》1912年11月至1913年2月第1—5期）对历史进程之简要叙述；聂崇歧《西藏之今昔》（《地学杂志》19—1，2；1931年1月，3月）；以及班禅额尔德尼述、刘家驹译《西藏之史略》（《新亚细亚》2—5，1931年8月）；班禅《西藏历史》（《蒙藏月报》2—3，1934年12月）；李东佛《西藏之过去与现在》（《西陲宣化》1——，1936年4月）；马鹤天《蒙藏民族的历史概述》（《新西北月刊》5—4、6，1942年6月）等。30年代前后，出现了一批关注西藏问题的著作，在重点探讨西藏现实问题的解决途径的同时，也程度不同地涉及到西藏的古代历史。白眉初《西藏始末纪要》（北平建设图书馆 1930年），分两部分，前半叙述唐朝以来西藏与中央的关系，后半叙述近代以来涉外交涉，以及西藏面临的危机。关注近代西藏地方出现的危机，是很多学者热衷的议题，如，谢彬《西藏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6年）；王勤堉著，寿景伟校《西藏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年）；华企云《西藏问题》（上海大东书局 1930年）；吴敬恒、蔡元培、王云五编《西藏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年）；以及陈健夫《西藏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年）等。这些著述都怀抱着“经世致用”的目的，在历述西藏政治、宗教和制度现状及当前存在的、以外交为核心的关键问题之外，程度不同地为解决“西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上海正中书局 1936年），主要对西藏地理和历史沿革作了系统论述，其中历史部分按时代顺序详为论列，是一部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著。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撰著有关于西藏历史地理的著述，如吴燕绍的《西藏史大纲》，即辑录历代西藏史事，分为远古至唐宋时期历史，以及元明之崇奉喇嘛，清朝与西藏的关系，清末西藏涉外事件等。法尊的《现代西藏》（1937年，汉藏教理院印行）侧重西藏现状，同时对西藏地理，西藏历史，特别是宗教史，以及西藏的经济、交通、政治、军事、教育、外交等均有论列，最后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治理西藏的建议。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刘家驹《西藏政教史略》、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1942年，雅安健康日报社）等，也是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西藏或藏族历史论著。 2．藏族族源问题的研究 1906年8月14日《外交报》第151期发表《西藏民族源流考》的文章，探讨藏族的起源问题。次年，《广益丛报》第128号发表了同名文章。西藏民族的来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各个时期都有相关文章发表。诸如，陶志如的《西藏民族考》（《西北杂志》1、2期，1912年11、12月），问苍的《西藏族考》（《地学杂志》3期，1916年），以及黄次书的《康藏民族之起源》（《蒙藏月刊》1卷9、10期，1931年）。30年代，这一问题引起更大的关注。华企云的《西藏民族之检讨》（《边事研究》3卷5期，1936年4月）、德潜《西藏名称之沿革及其人种之来源》（《新亚细亚》21—1，1936年7月）、冷亮《西藏民族由来考》（《蒙藏月报》6—2，1936年12月）、方范九《西藏民族来源考证》（《西陲宣化》1—6，1936年4月）、李旭华《西藏民族之研究》（《河北博物院画刊》第114—140期，1936年6月—1937年7月）等也分别就这一问题做了探讨。冷亮《西藏上古史探讨》（《边政公论》，1—3、4，1941年11月）依据藏文古史传说，对西藏名称境域之沿革，有关西藏民族之起源的五种说法，即猿猴魔女相配说、印度释迦族北迁说、蒙古族分支说、西羌后裔说和汉族之分支说，以及西藏早期王统之发展，都做了介绍和分析。同时把西藏历史划分四个历史时期：西藏上古史，由民族起源（公元前27世纪）到松赞干布诞生（公元623年）；西藏中古史，有松赞干布（623年）到宗喀巴之改革宗教（1357年）；西藏近世史，自宗喀巴改革到（1357年）到英军入侵拉萨（1904年）；西藏近代史，由英军入侵拉萨到当代（1941年）。显然是作者利用熟悉藏文史书的条件，对藏族族源进行的可贵的探讨。 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地依靠汉文史书中的有关记载，大多都把西藏民族和古代的羌族和其他民族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提出了“汉藏同源说”这一著名的论断。黄箔生《西藏民族是炎黄子孙之后裔说》（《西北问题季刊》3卷1、2期，1936年7月），冷亮的《汉藏一元论》（《蒙藏旬刊》133期，《中央日报》1937年4、5月），王光璧《汉藏同源论》（《康导月刊》2卷11期，1940年7月）即是具有代表性的著述。 40年代，关于西藏族源的讨论依然在进行着。丁彇《西南民族考释》（《边政公论》1卷3期，1942年3月）涉及这一论题。姚薇元《藏族考源》（《边政公论》3卷1期，1944年1月）认为：“今之藏族，即古之羌人，部落繁多。约当东晋时其中一部名‘发’羌者，统一诸部建立大国，诸羌因号‘发’族，而对异族则称‘大发’（Teu Bod）。唐书之‘吐蕃’，蒙古语之土伯特，阿拉伯语之Tubbot，英语之Tibet，即‘大发’（古读杜拨）一名之译音或转呼也。”也就是说，藏族祖先就是古代羌人部落“发羌”的后裔。翦伯赞《吐蕃种族来源考》（《中山文化季刊》1卷4期，1944年5月）认为：“羌族之南徙西藏，盖在史前时代，发羌者，不过南徙之羌族之一支，所以土番的人种之主要的成分是南徙之诸羌，并非发羌一族，更非后来之秃发族。”驳斥了南来说等之不实说法，最后得出结论，西藏“种族之来源乃自史前以迄秦汉时代南徙诸羌之汇合。”关于发羌与藏族自称的“博”（bod）的关系，郑天挺认为，中国史传中的“发羌”，实即西藏土名Bod（西藏自称其种族曰Bod，自称其人曰Bod-Pa）之对音。他援引《说文》和段注、《广韵》，以及钱大昕有关“古读发如拨”的论断，西人Kar Gren氏拟“吐蕃”为Piwdt等以证其说。（《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八本一分册，1939年）。翦伯赞则认为，“发字古音读拨为一事，而发羌之是否为吐番又为一事。盖藏语Pod之音为‘拨’，决不能于‘拨’之前加上一个‘吐’字之音。若谓系Pod-Pa之译音，则应译‘拨巴’，而拨音总应在前。”他考证藏语中有To-Po一语，其音读如‘吐拨’，其意义则为‘上西藏’。阿拉伯语中的土伯特。英语中的低伯特等皆系其音译。所以，吐番乃藏语To-Po之直译，而非发羌之对音。进而否定了吐蕃人来自印度和缅甸的说法，确认吐蕃的原始人种系羌族的苗裔。（《吐蕃人种起源考》，《中国史论集》第2集，国际文化服务社 1947年版。）这一问题长期争论未有定论。西藏民族的名称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黄子翼《藏族名称的商榷》（《边政公论》1卷7、8期，1942年3月）就是这样方面的论述。 3．唐代吐蕃史研究 吐蕃史是西藏历史上灿烂辉煌的一章，很值得认真加以研究，而且汉文史书对吐蕃的历史，以及吐蕃与唐朝关系史有比较详实的记载。本世纪30—40年代的吐蕃史研究利用这些资料能够取得十分巨大的成就。当时史学界很多知名学者都曾经就唐代吐蕃历史中的有关问题展开论述，把吐蕃史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谭英华《吐蕃名号源流考》（《东方杂志》，43—4，1947年2月）就吐蕃的名号做了考证；任乃强《吐蕃音义考》（《康导月刊》第5卷第4期，1943年7月）对吐蕃的音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丁啸、李安宅《关于藏王（赞普）世系年代考证》（《边政公论》1卷3、4期，1941年11月）则对历代赞普的世系做了考证。关于吐蕃与“附国”的关系，也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争鸣，岑仲勉《“隋书”之吐蕃－－附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5期，1946年4月）认为，《隋书》记载的“附国”即吐蕃。任乃强《附国非吐蕃－－与岑仲勉先生商榷》（《康藏研究》第5、6期）认为：“隋之附国，为党项族（羌族）之农业古国”而非附国。 30—40年代时期，吐蕃史研究开始向纵深方向发展，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论文和在研究吐蕃史方面很有成就的专家。例如，有关唐朝两公主进藏史事研究方面，有邝平樟（《唐代公主和亲考》，《史学年报》2—2，1933年月；《唐代和亲吐蕃之公主》，《史地周刊》50，1935年8月）；伍非百（《唐代文成、金城两公主下嫁吐蕃史略》，《新亚细亚》6—6，1933年12月）；刘熙《文成公主赞助西藏文字宗教》（《蒙藏月刊》4卷2期，1935年11月）；杜叟《文成公主与康藏文化》（《戎声周报》51期，1937年10月）；冯云仙《文成公主对西藏文化的贡献》（《妇女月刊》4卷6期，1945年11月）等，对文成、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赞普和唐蕃和亲问题所做的研究。崔中石（《藏族与唐代关系之史略》，《边事研究》2—5，1935年10月）、马鹤天（《唐代对于西藏文化之影响》，《新亚细亚》12—5，1936年11月）、谭英华（《唐蕃文化关系考》，《边疆研究季刊》创刊号，1940年）对唐朝和吐蕃政治文化关系的研究。冷亮（《西藏古代史之一页》，《边事研究》，5—6，1937年5月）对吐蕃早期史事的研究。陈寅恪（《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彝泰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1，1930年5月）对《蒙古源流》涉及到的吐蕃史的一些重要史事及其影响所做的深入探讨。韩儒林（《西藏古史与传说研究》，《文史哲季刊》（中央）1—2，1943年6月）对吐蕃历史与传说的分析。韩儒林《吐蕃之王族和宦族》（《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1，1940年9月）对吐蕃王族“尚”（zhang）和宦族“论”（blon）的关系及其在吐蕃政治史中的地位的研究，纠正了劳费尔有关吐蕃的“尚”即是汉文“尚”的音译的说法，认为其正好相反，汉文的“尚”为藏文“zhang”的对音，在唐代为吐蕃宦族的通称；“论”为吐蕃“blon”的音译，除了普通意义外，是王族的通称，这两者表示吐蕃人的阶级而不是表示其地域或者姓氏，“尚论”（zhang blon）用来统称王族和宦族，或者作为政府的别名。姚微元（《唐蕃会盟碑跋》（《燕京学报》15，1934年9月）、孙绳武（《唐蕃帛锦连照碑》（《边疆研究季刊》1，1940年9月）和任乃强（《唐蕃舅甥和盟碑考》，《康导月刊》第5卷第7、8期，1943年12月）等，对唐蕃会盟碑文字和历史史事的考证。任乃强对松赞干布（《松赞冈布（569—650）年谱》，《康导月刊》第6卷第1期，1944年7月）、吐蕃驿站（《吐蕃驿变之辐射》，《边政公论》4—9~12，1949年12月）及吐蕃历史地理的研究。黄奋生《蒙古成吉思汗与西藏松赞刚布》（《蒙藏月刊》1卷11期，1941年3月），金应熙（《吐蕃之兴起》，《岭南学报》8—1，1947年12月）对吐蕃王朝的崛起的论述，等等。是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推进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藏族学者根敦群培所著《白史》一书，该书是作者1946年未完成的手稿，它第一次利用敦煌吐蕃文书资料来研究吐蕃历史的著作，在资料上和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 4．元明清西藏历史研究 有关元明清时期西藏史的研究十分薄弱，发表的文章极少，涉及这一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和文化交流的文章，有萧飏曾《论蒙古西藏之关系》（《西北杂志》第1期，1912年11月），从蒙古西藏与世界、与中国的关系，论述到其双方之间的关系，关于蒙藏与中国的关系，分为历史关系、地理关系、政治关系和人种关系，相当全面，主要意旨是强调边疆与内地之间相互依附，呼吁国人关注边疆安全。文武《唐宋元明清历代与西藏的关系》（《开发西北》2卷1期，1934年7月）、苏大成《元明清之中藏关系》（《蒙藏月报》1卷5期，1934年8月25日）和谭英华《元番关系考稿》，后者重点探讨了双方的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关于这一时期西藏和内地宗教的关系，则有法尊《元明间与中国有关之西藏佛教》（《文史杂志》4卷9、10期，1944年11、12月）、谭英华《元喇嘛教徒对于中国艺术之贡献》（《东方杂志》41卷17期，1945年9月）、韩儒林《明史乌思藏大宝法王考》（《真理杂志》1卷3期，1944年6月）、谭英华《明乌思藏初通中国考》（《史学杂志》1，1945年12月）等。刘振清《清朝与西藏往还记略》（《北平晨报》“艺圃”8—14，15，18，19，22，25，26，31；9—1，2，1931年），探讨了清朝与西藏地方交往关系的史实，以上都是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朱祖明《明史康藏史料补正》（《中央日报》7版，1948年3月日），是有关明代西藏史料研究不多见的论著。清代西藏史的研究远远超过明代西藏史的研究成就，不仅涉及领域广泛，而且专题研究也相当深入。其中系统论述的著作，有：沈颐《西藏近世史略》（《教育杂志》2—11，1910年11，12）、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1925年）等。 清代西藏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军事管理两个方面，陈健夫《清代经营西藏之史的探讨》（《国闻周报》11—12，1934年3月）全面探讨了这一时期历史的过程；丁实存《清圣祖驱准暴藏用兵始末》（《康导月刊》6—5，6，7，、8。1945年5月，7月），罗友仁《清乾隆时福康安将军治理西藏之办法》（《边事研究》1—2，1935年1月）分别就清朝前期在西藏的几次用兵做了论述。吴丰培《文硕筹藏政策及处理隆吐设寺案始末》（《中央亚细亚》1—2，1942年10月）涉及到清朝末年抗击英国侵略，特别是对驻藏大臣文硕的评价问题。驻藏大臣制度是清朝时期管理西藏地方的一项重要制度，丁实存对此有系统和比较深入的研究，他在40年代相继发表了（《清代疆藏大臣考1》（《边政公论》1—11，12。1942年7月）、《驻藏大臣述评》（1）（2）（《康导月刊》55，6。1943年9月、10月）、《清代设置驻藏大臣纪要》（《民主评论》10—8，1948年4月）等重要论著，系统研究了驻藏大臣及其治藏事迹。黄奋生也探讨了这一问题（《清代设置驻藏大臣考》，《边政公论》1—2，1941年9月）。研究清朝初年西藏财政制度的重要论文有谢再登的《清初西藏之财政》（《康导月刊》5—6，1943年10月）等。 清朝末年，西藏地方局势变得十分的复杂，相关的重大事件也引起了藏史学界的注意，姚锡光的《川藏边界线之变迁沿革》（《地学杂志》13—4、5，1922年3月）探讨了一直处于纷争状态的川藏边界问题；吴丰培的《清季达赖喇嘛出亡考》（《中德学志》5—1，2；1943年5月）则讨论了影响当时西藏地方政局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问题。此外，与西藏地方关系密切的“巴塘事件”也引起学者的兴趣，吴丰培《记光绪31年巴塘之乱》（《禹贡半月刊》6—12，“康藏专号”1937年2月）、朱祖明《清季巴塘乱始末记》（《康导月刊》5—10，1944年1月）就是有关这一问题的专论。兰静之的《清末之西藏》（《西北问题季刊》2卷1、2合期，1936年7月）专论清朝末年西藏重大史事。 对西藏历史人物，特别是宗教领袖人物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肖颺曾的《五辈达赖喇嘛传并赞》（《西北杂志》4期，1913年2月），刘家驹《班禅达赖略史》（《开发西北》1卷5期，1934年5月）、《历代藏王及达赖班禅史要》（《开发西北》4卷5期，1935年11月；《海音潮》17卷1期，1936年1月；《西陲宣化》1卷4、5期，1936年3月），曾缄《六世达赖仓洋嘉措传》（《康导月刊》1卷8期，1939年4月），段克兴、张景苏《西藏达赖班禅世系》（《中国边疆月刊》创刊号，1948年6月）等。 5．历史地理与政治经济制度史研究 在西藏历史地理研究方面，学术界也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集成报》19期（1901年10月）发表的《西藏形胜考》，蔡雁东《西藏西隘考》（1909年），刘家驹《西藏史地常用名词释义》（《中国边疆》1卷1—4期，1942年1—4月），张法隐《西藏种族沿革地理考》（《中央亚细亚》创刊号，1942年7月）都反映了这一方面的情况。《西藏发见中之古城》（《地学杂志》14—3、4，1923年4月）介绍了当时西藏考古方面的一点信息。 西藏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是学者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特别是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尤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自本世纪初期以来不断有专文探讨这一问题，《卫藏政俗志》（《东方杂志》第4年第5期，1907年7月5日）；邹文海《西藏官制考略》（上、下）（《国闻周报》6卷4、5期，1929年1月）；蒋震亚《西藏政教制度历来相互之关系》（《新亚西亚》6卷6期）；华崇俊《康藏政治宗教教育合一之研究》（《新亚西亚》7卷5期）；冷亮《西藏政治与宗教关系》（《东方杂志》38卷14期，1941年7月）；特别是法尊的《西藏民族政教史》（重庆北碚缙云山汉藏教理学院出版 1941年）一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和比较深入的论述。 西藏的货币制度也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傅振伦《西藏银币考》（《禹贡半月刊》6卷12期，1937年2月）；冯明心《康藏货币流通史》（《西康经济季刊》9期，1944年9月）；朱祖民《西藏币制之沿革》（《中央银行月报》新2卷12期，1947年12月）都是这一方面的成果。 6．西藏地方与周边地区关系的研究。 西藏与祖国内地和各个兄弟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关系的研究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包括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也包括西藏与中国境内各个兄弟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关系，这一方面的成果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章也时有所见，诸如，傅伯锐编《中国抚绥西藏略》（1924年）；苏大成《中藏关系之史的考察》（《新亚细亚》7—3，1934年3月），刘绍禹《中藏关系之后顾前瞻》（《康藏前锋》第3卷第8、9期合刊，1936年5月），玄默《西藏与内地关系史述略》（《蒙藏月报》11—6，1940年6月），以及谭英华《历代汉藏关系研究概论》（《康导月刊》6—9、10，1947年9月）等即是。 对西藏与外界交往关系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与南亚地区的联系方面，又以同尼泊尔的关系为核心内容，此与当时清朝乾隆年间对廓尔喀的战争和双方一直存在纠纷的历史有关系。这一方面的论文，如政局时评《西藏与廓尔喀》（《新民丛报》42、43，1903年），朱祖明《清代西藏与尼伯尔通商概况》（《经济汇报》11卷4期，1945年）等，都关注到影响西藏地方经济和政治局势的尼泊尔与西藏通商贸易问题。 7．英国俄国侵略西藏史研究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国逐渐也把势力深入到西藏地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次直接出兵西藏，实施武装侵略。同时，沙皇俄国也染指我国西藏地方，加重了中国边疆地区危机的局势。本世纪上半，我国史学界对此予以极大的关注。发表了大批有关英国侵略西藏，以及在西藏问题上交涉的论文和著述，也翻译了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当时的《外交报》、《新民丛报》、《广益丛报》、《鹭江报》、《政议通报》、《万国公报》、《申报》，以及《东方杂志》、《新亚西亚》、《西北研究》、《西北半月刊》等都连续发表论文和时事评论，揭露英国侵略西藏的阴谋和事实。华企云《英人侵略下的西藏》（《新亚西亚》2卷5期）；许采章《英帝国主义侵略下之西藏》（《西北研究》5期，1932捻月）；李惟果《英国侵略西藏之肇端》（《中山文化教育季刊》2卷1期，1935年月）：熹亭《英国侵略西藏史》（《西北论衡》4卷2期）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一部分成果。对于俄国侵略西藏的历史，学术界也有论述，如《新民丛报》（21号，1902年11月30日；35号，1903年8月6日）发表的《俄侵西藏》、《俄兵入藏》等，《政议通报》（1903年9月6日和12日）连载的《俄人侵略西藏略述》等等。关于英国、俄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争夺与交涉，学术界也多所关注，大林《西藏问题与英俄对藏政策冲突之研究》（《学术界》第3、4号合刊，1933年正月15日），内容包括对西藏的概念和西藏宗教文化与中国的关系的介绍，以及英国、俄国入侵西藏的史事，双方在对藏政策出现的冲突，最后还探讨了川藏冲突与西康建省问题。关于中英有关西藏问题展开的交涉，论述很多，这是当时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涉及到国家的最高利益，史礼绶《中英关于西藏问题交涉始末》（《中华学生界》第1卷第9、10、12期和第2卷第1期，1915—1916年）、谢彬《中英藏案交涉巅末》（《国防与外交》1932年）等文都对此追根溯源，予以分析。 8．历史文献的整理、翻译和研究 （1）有关西藏古代历史的汉文文献的整理 辛亥革命前后刊印出版了许多有关西藏的资料：马吉符《藏牍劫余》（北京进化书局 宣统年间），桑波《理藩原则例内西藏资料索引》（《边疆半月刊》2—8，1937年4月），以及庚年《读驻藏大臣有泰日记》（《中央亚细亚》2—3，1943年7月）都是这一方面的成果。在有关西藏历史的汉文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吴丰培作出比较突出的贡献，他在30—40年代相继辑录了大批清代汉文中的资料，方便了学者的使用。诸如，吴丰培《卫藏通志著者考》（《史学集刊》1，1936年4月），吴丰培辑《清代西藏史料丛刊之一》（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年），《清代西藏史料丛刊之二：班禅赴印纪略》（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年），《读驻藏大臣有泰日记》（《中央亚细亚》2—3，1943年7月）；《清季筹脏奏牍》3册（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8年），《“西藏志”版本异同考》（《中德学志》14—3、4，1943年12月）等。古文献考释方面，如韩儒林《八思巴字大元通宝跋》（《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3期，1943年9月）等。此外学术界也很重视汉文资料的汇集和刊布工作，《边政导报》5期（1947年7月）刊布的《西藏史略》（资料）就是其中之一。 （2）藏文历史文献的翻译 对藏文原典的利用十分相对薄弱是本世纪上半的西藏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缺陷，也是起步时期研究工作中难以克服的障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也有熟悉藏汉两种文字的一些学者开始做牵线搭桥的工作，把一些藏文历史文献翻译为汉文，使两种文献资料结合起来，有助于西藏古代历史研究的深入。诸如，钢和泰译《十八世纪喇嘛文告译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卷3期，1923年7月），钢和泰、吴宓译的《1734年班禅喇嘛告谕译释》（见《学衡》43，1925年7月），将历史上班禅喇嘛的告谕翻译为汉文，让大家了解班禅在西藏地方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于道泉《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复成祖书》（《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1935年），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献。桑博渣著，李慰苍译《藏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记》（见《新亚细亚》2—5，1931年8月）则是向大家提供了藏文史书中有关唐蕃联姻史实的记载。兰鸿登、伍尚献合译《藏王弃宗弄藏御敕》（《戎声周报》78期，1938年5月）也是唐代时期吐蕃一篇重要的藏文文献，这些翻译活动同当时学者相对重视吐蕃史研究有着密切关系。刘家驹译《松赞干布与西藏法律之源流》（《新亚西亚》2捐期，1931年8月），刘立千译《西藏政教史鉴》（在《康导月刊》1940年7月至1943年10月各期连载）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形。功德海著，刘立千译《西藏宗教源流简史》（《康藏研究》月刊26、27、28、29期，1948—1949年）是西藏宗教史方面的重要著作之一。语自在妙善（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著，刘立千译《续藏史鉴》（即《西藏王统纪》，成都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1945年11月）等。 （3）对国外学术研究成果的翻译与借鉴 这一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日文和英文，例如，翻译成田安辉的《英藏交涉沿革》（《湖北学报》第1集第28、29、30册，1903年11月）；《华北译著编》卷30的《西藏英国交涉始末纪》（1904年）；种山译《英侵西藏关系文件（1904年）》（《边疆研究季刊》1期，1940年9月）；四川西藏研究会译太田保一郎编《西藏》（1907）、山县初男撰《西藏通览》（1909年），以及河口慧海所著的《西藏文化发达史》（《西北月刊》22—24，1925年），印度塔拉克纳斯著、薛桂轮译《英国侵略西藏史》（《国闻周报》1927年4卷42—44期）。其中山县初男撰《西藏通览》，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藏的地理气候、人种风俗、政治宗教、语言文字、交通贸易、军队建设等等，算是一部颇为详尽的指南。而河口慧海所著的《西藏文化发达史》则是从学术层面了解西藏文化的一部著述。三十年代的翻译主要来自英文，其中包括英国人贝尔（Charles Bell）的两部著作，以及其他作者的论著论文。贝尔的这两部著作在学术观点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准，其中贝尔原著，宫廷璋汉译《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年）是一部通史性的著作，后面附录有唐朝与吐蕃、西藏与尼泊尔、英国，西藏与蒙古等协定和约等资料，此即所谓的《西藏外交文件》（王光祈译，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4月印刷）。而贝尔原著，董之学、傅勤家汉译《西藏志》（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年）则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藏有关情况。此外，有荣赫鹏著、孙际旦译《印度一西藏》（《西北问题研究会会刊》季刊创刊号，1934年10月）；索科斯基著、内田宽译日、何健民译汉《西藏探险史》（《新亚西亚》5卷3—5期，1933年3—5月）；麦克皋温著，孙梅生、黄次书译《乔装到拉萨》（《蒙藏旬刊》91—100期，1934年9月—1935年3月）；朱正明译《英国侵略西藏简史》（《亚洲世纪》3卷2、3期，1938年9月）；彭国元译《罗马教传入西藏简史（1625—1721年）》（《蒙藏月报》13卷8、9期）。 20世纪上半的西藏历史研究，主要成就体现在吐蕃史和清代西藏历史研究方面，尤其是清末西藏历史以及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历史的研究方面，已经开始注意使用藏汉文研究成果，以及借鉴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对汉文资料的发掘还不够深入，对藏文文献的使用还十分有限，对元明时期西藏历史的研究还极为薄弱。相对而言，每个历史时期研究的视野还比较狭窄。 二、1951年以后的西藏历史研究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古代史的研究开始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首先是在研究方法上，确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立场和观点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全面加强了社会史的研究，使传统史学获得新的活力。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新学科的出现和推动的因素，文献资料的发现和利用的因素，人才的培养与成长的因素，学术交流推动的因素等，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形成合力，使西藏古代历史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1．西藏古代历史文献整理翻译成就 （1）藏文文献整理与翻译 首先是金石碑刻和敦煌古藏文文书资料的整理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一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王尧和陈践等教授。他们在前人和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合作翻译整理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初版，1992年增订版），编译《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年）、编著《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王尧进一步研究和翻译整理吐蕃金石碑刻文献，出版《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民族出版社 1999年）。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0年）也是可贵的成果。 藏文史籍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成绩显著，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史籍文献，如萨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民族出版社，1981年）；蔡巴·贡噶多吉《红史》（民族出版社，1981年）；班钦·索南查巴《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郭诺·循奴白《青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年）；大司徒·降曲坚赞的《朗氏家族》（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年）；智观巴·贡却丹巴绕布杰的《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 1982年）；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释迦仁钦德《雅隆尊者教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松巴益西班觉《松巴佛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土观·洛桑却季尼玛《土观宗教源流》（甘肃民族出版社，1984年）；巴俄·祖拉陈瓦的《智者喜宴》（民族出版社 1986年）；布顿·仁钦珠的《布顿佛教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郭若扎西《郭扎佛教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阿旺洛珠扎巴《觉囊派教法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编，益西楚臣等整理《铁虎清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第司桑结嘉措《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夏扎·扎西坚赞《西藏本教源流》（民族出版社，1985年）；芭丹杰桑布《本教源流宏扬明灯》（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等等。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和自治区档案馆等单位，也在藏文古籍文献的整理方面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西藏自治区专门成立了藏文古籍出版社，收集到藏文古籍珍本200余部，一批珍稀藏文古籍陆续整理出版。西藏人民出版社和西藏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一批藏文古典名著和历史档案丛书，已经公开发行的藏文古籍有200多种、100多万册。包括《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汉藏史集》、《青史》、《红史》、《贤者喜宴》、《萨班全集》、《萨迦世系谱》、《多仁班智达传》、《颇罗鼐传》、《噶伦传》等，由西藏著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主编的西藏古籍丛书，其中很多就属于藏文历史名著，诸如：达龙·阿旺曲杰的《达龙教史》（1992年），达察·次仁旺杰的《洛绒史籍》（1994年），《西藏史籍五部》（1990年）等，都是稀见的藏文历史典籍。此外，西藏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合作编著的《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藏文本，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年），是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央政府关系史研究方面的中央资料汇集。大批珍贵藏文史籍的面世，为西藏历史研究的深入产生了积极影响。 （2）藏文历史文献的汉译 在藏文古代历史文献的汉译方面，这一时期也有不菲的成就，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学者有郭和卿、刘立千、吴均、陈庆英、蒲文成、黄颢、汤池安等人。出版的著作有：布顿原著，郭和卿译的《佛教史大宝藏论》（即《布顿佛教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郭诺·循奴白原著，郭和卿译《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1983年）；萨迦·索南坚赞原著，刘立千译《王统世系明鉴》（民族出版社，1981年）；土观·洛桑却季尼玛原著，刘立千译《土观宗教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另有陈庆英、仁庆扎西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年）；秘明珠著，段克兴译《西藏历史——巴协》（《甘肃民族研究》1981年创刊号、1982年第1—2期）；班钦·索南查巴原著，黄颢译《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巴俄·祖拉陈瓦原著，黄颢译《智者喜宴》（部分，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1987年》）；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黄颢译《青海史》（《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3期）；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原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阿旺贡噶索南原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萨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大司徒·降求坚赞著，赞拉·阿旺、佘万治译，陈庆英校《朗氏家族史》（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9年）；松巴益西班觉原著，蒲文成译《如意宝树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五世达赖喇嘛原著，陈庆英、马林、马连龙译《云裳－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1991年）；丹津班珠尔原著，汤池安译《多仁班智达传》（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 [宋]阿底峡发掘，卢亚军译《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陆莲蒂、王玉平等译《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觉囊达热那特著，佘万治译《后藏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格桑卓噶等编译《铁虎清册》（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1年）等等。 藏文学术著作的翻译也有新的进展，如东噶·洛桑赤列著，王玉平、郭冠中译《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中国社会科学民族研究所1980年；陈庆英汉译本，民族出版社1985年）；毛尔盖·桑木旦著，赞拉·阿旺楚成、佘万治译《藏族史齐乐明鉴》（载《四川藏学研究》1—3，中国藏学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1995年）；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汉译《西藏通史》（西藏古籍出版社 1996年）等等。大大方便不熟悉藏文的学者对西藏历史的研究和了解。 （3）汉文资料的整理 在有关西藏历史的汉文文献的注释方面，成就十分突出的是王忠先生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 1958年），该书旁征博引，用心甄别，使研究唐代吐蕃史的这一重要资料的价值凸现出来，有助于人们对这一史料的使用和相关史实的认识。此外，还有《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联出版社，1955年）；《解放军报》（1959年4月23日）发表的《文成公主与西藏》（资料）等，也是相关专题的资料汇集。 在80年代以后，藏史界对汉文资料做了进一步的搜集整理工作，从浩瀚的史书中将有关西藏的资料选编出来，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一方面的著作有：张其勤原稿，吴丰培增辑的《清代藏事辑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吴丰培辑《清代藏事辑要续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苏晋仁等校注《（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正》（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1年）；苏晋仁编《资治通鉴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顾祖成等编《明实录藏族史料》（1—3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顾祖成等编《清实录藏族史料》（1—10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范学宗等编《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8年）、陈燮章、索文清、陈乃文编《藏族史料集》（1、2、3、）（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1983年、1987年、1993年）；陈乃文、陈燮章辑《藏族编年史料集》（1、2）（民族出版社，1989年、1990年）；汤开建、刘建丽辑《宋代吐蕃资料集》（1、2，四川民族出版社，198年、1989年）；西藏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组织编写的《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在碑铭搜集与考释方面，黄颢对北京地区与西藏有关的碑铭石刻搜集考释，编著成《在北京的藏族文物》（民族出版社 1993年）一书。 在汉文档案整理方面，藏学研究中心及其辖下的中国藏学出版社做了突出的工作，出版了许多重要历史文献，诸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7册，1994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199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5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社会科学院合编《西藏山南基巧和乃东琼结社会历史调查资料》（1995年）等；拉巴平措等主编《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中国藏学出版社）等。 （4）国外成果的翻译 国外西藏历史研究起步比中国要早，在方法上也有许多优势，学习借鉴别人的成就，对于推动中国藏族史学研究的发展十分必要，我国学者也在这一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这一方面的成果有：图齐原著，李有义、邓锐龄汉译《西藏中世纪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印 1980年）；黎吉生原著，李有义汉译《西藏简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印 1979年）；石泰安著，耿昇译、王尧校《西藏的文明》（西藏社会科学院编印，1985年）；石泰安著，耿昇译《川滇甘青藏民族走廊的古部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毕达克著，沈卫荣、宋黎明译《西藏的贵族和政府》（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伯戴克著，周秋有译《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与西藏关系》（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法]A·麦克唐纳著，耿昇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佐藤长著，邓锐龄译《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4期，1988年第4期）、《元末明初西藏的形势》（《民族史译文集》1981年）；张琨著，李有义、常凤玄译《敦煌本吐蕃纪年之分析》（《民族史译文集》1981年）；佐藤长著，黄颢译《唐代从青海湖到拉萨的路线》（《民族史译文集》1981年）；以及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尧等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所翻译的大批国外学术论文。 关于17世纪以来西藏传教士、探险家和武装入侵者在西藏活动的情况，西方有不少著述，为了解和研究的需要，也出版和重版了不少国外的学术著作和资料，例如：荣赫鹏原著，孙熙初译《西藏的过去与现在》（汉译作《英国侵略西藏史》（西藏社会科学院，1983年）；查尔斯·贝尔著，冯其友等译《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1985年）；古伯察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弗莱明著，向红笳译《刺刀指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约翰·麦格雷格著，向红笳译《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彼得·霍普柯克著，向红笳译《闯入世界屋脊的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年）；埃德蒙·坎德勒著，尹新建、苏平译《拉萨真面目》（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托斯卡诺著，伍昆明、区易柄译《魂牵雪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 这一时期港台地区的学者也在史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藤枝晃原著，黎本真节译《吐蕃支配期之敦煌》（《大陆杂志》23—11，1961年12月）等。 2．西藏史前史与文物考古研究 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在解放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成绩有目共睹。至今考察发现了60余处石器时代遗址、20处古代崖画遗址、240余处古墓葬，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科研价值和学术意义。昌都卡若遗址、拉萨曲贡遗址、古格故城，以及大批吐蕃墓葬等，为西藏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证据。 50、60年代，西藏的考古工作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散见的旧石器遗物和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人们逐渐认识到西藏所在的青藏高原地区人类活动的古老性，这一时期的成果有：丘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2-3合刊）；林一璞《西藏塔工林芝发现的古人类遗骸》（《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第3期）。70年代，考古工作依然持续而分散地进行着，戴尔俭《西藏聂拉木县发现旧石器》（《考古》1975年第1期）；新安《西藏墨脱县马尼翁发现磨制石锛》（《考古》1975年5期）；王恒杰《西藏自治区林芝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5年5期）；张森水《西藏定日发现的旧石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1966—1968年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 1976年）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有一定代表性的成果。这一时期的文物研究工作也开始起步，韩慕义《八思巴帝师大元通宝碑》（《中国文化研究》3期，1957年9月）；王冶秋《步辇图》（《人民日报》1958年5月23日）；安守仁《八思巴朝见忽必烈壁画》（《文物》1959年7期）；胡嘉《有关文成公主的几件文物》（《文物》1959年7期）；张林《关于驻藏大臣的几件文物》（《文物》1959年第7期）；王毅《西藏文物见闻记》（1、2、3、4、5、6，1960年6、8—9、10期，1961年1—6期）；王尧《布达拉宫有关文成公主的几幅壁画》（《文物》1963年4期）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考古事业迈上新的水平，科学的发掘工作全面展开，西藏的文物考古成就斐然，学术界对西藏的古代历史文化有了更加清楚和深刻的认识。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试掘报告》（《文物》1979年第9期）；童恩正、冷健《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等，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 有《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以及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整理，索朗旺堆主编，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阿里、昂仁、扎囊等地县文物志。专著和论文集有：童恩正《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90年）；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都程度不同地反映出这一领域的研究成就。 相关的论文有：王尧《唐蕃会盟碑疏释》（《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侯石柱《近年来西藏境内吐蕃时期考古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3年第2期）；霍巍《西藏高原史前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从考古材料看吐蕃与中亚、西亚的古代交通》（《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何周德《西藏扎囊斯孔村墓群的调查与试掘》（《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1期）；西藏文管会普查队《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使出铭”》（《考古》1994年第7期）；石硕《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中国藏学》1992年第1期）等，对吐蕃文物遗物和前吐蕃时期西藏地区古迹作了探究，并试图考察西藏古代文明的发展脉络。 3．藏族族源问题研究 藏族族源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课题，70年代末以来发表了很多论文探讨这一问题，诸如：包寿南《藏族族源考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安应民《藏族族源新探》（《西藏研究》1984年第3期）；韦刚《藏族族源探索》（《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唐嘉弘《唐代吐蕃赞普的族属新探》（《郑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东噶·洛桑赤列《论西藏古代文化、宗教、民族的渊源》（《西藏研究》藏文版1984年第2期）；日贡·多吉卡《略谈藏族族源》（《西藏研究》藏文版1985年第1期）；格勒《论古代羌人与藏族族源的历史渊源关系》（《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和《藏族源于‘发羌’的几点质疑》（《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芈一之《论藏族的来源和形成－－兼谈青海藏族来源问题》（《攀登》1986年第2期）；恰白·次旦平措《聂赤赞普是西藏人——略论‘波杰’世系起源》（《西藏研究》藏文版1986年第4期）；欧朝泉《试论藏族先民的由来》（《青海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李文实《藏族源流与汉藏关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毛尔盖·桑木旦著，扎呷译《藏族族源及有关称谓辨析》（《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何耀华《古代羌人与藏区土著居民的融合》（《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韩康信、张君《藏族体质人类学特征及其种族源》（《文博》1991年第6期）；王辅仁《关于藏族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建校40周年学术论文集》，1991年）：韩康信《藏族种族探源》（《西藏研究》1995年第2期）等，通过探讨，学术界逐渐抛弃了一些传统的错误的说法，比如西藏的人种外来说，以及王族“南来说”等，却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藏族与“发羌”的关系上，也有极少数学者依然持吐蕃王族为鲜卑拓跋部后裔说。但是，大多数学者比较倾向于西藏民族本土说，及吐蕃王族本土说，其中恰白·次旦平措等人的说法最具代表性。 4．唐宋吐蕃史研究 唐代吐蕃史依然是西藏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学术专著，成就斐然。五十年代是个高潮，出现不少有很高水平的成果。例如，在唐蕃会盟碑的研究方面就有：张政烺《跋唐蕃会盟碑》（《文物》1959年第7期）；于道泉《联盟碑》（《人民日报》1959年4月26日）；常任侠《拉萨“唐蕃会盟碑的”盟文与建筑》（《现代佛学》1959年第11期）。唐蕃关系方面就有：杨志玖《唐朝是否征服过吐蕃》（《历史教学》1955年12月）；韩国磐《吐蕃和唐的亲善关系》（《学术论坛》1959年第3期）；王忠《唐代汉藏两族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等。王忠《松赞干布——藏族的历史英雄》（《历史教学》58—6，1958年6月）也值得一提。六十年代前半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是王忠的相关成果，特别是他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 1958年），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许多研究成果。 八十年代以后，吐蕃史研究进入崭新阶段，呈现出一派辉煌景象。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专门研究唐代吐蕃史，或者以研究吐蕃史为主专著，例如：安应民《吐蕃史》（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年）；王尧《吐蕃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常霞青《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陈小平《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 1989年）；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石硕《吐蕃政教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薛宗正《吐蕃王国的兴衰》（民族出版社 1997年）；南喀诺布《古代象雄与吐蕃史》（藏文本，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5年）；以及一些以研究唐代吐蕃史为主要内容的论文集，如王尧《西藏文史考信集》（台湾；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年）；石硕《吐蕃政教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青海省博物馆编辑的《唐蕃古道——资料选编》，方便了读者检索有关这一问题的相关论述与资料。而张永溪主编的《青海省志·唐蕃古道志》（黄山书社1996年）一书，则是西藏研究唐蕃交通的专著。 关于吐蕃的王朝的制度史研究成绩显著，陈庆英《试论赞普王权和吐蕃官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王尧、陈践《吐蕃兵制考》（《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安应民《吐蕃初期建制考释》（《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陈楠《吐蕃告身制度试探》（《西藏研究》1987年第1期）；汶江《吐蕃官制考——敦煌藏文卷子PT1089研究》（《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熊文彬《两唐书吐蕃传制度补正》（《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顾吉辰《唐代吐蕃官名考》（《西藏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等。至于吐蕃在广大辖区所采取的管理制度与机构，学术界也有相关的研究成果，荣新江《通颊考》（《文史》第33集，中华书局，199年）；刘小兵《吐蕃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思想战线》1990年第3期）；杨铭《吐蕃时期河陇军政机构设置考》（《中亚学刊》第4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刘进宝《关于吐蕃统治经营河西地区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1期）等即是。 吐蕃王朝的崛起与扩张史和衰亡史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安应民《吐蕃王朝建立以前的青藏高原与松赞干布祖父两代的统一事业》（《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何耀华《早期吐蕃史事考》（《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马德《吐蕃统治敦煌初期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杨铭《吐蕃统治下的河、陇少数民族》（《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薛宗正《吐蕃末世史考述》（《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等即是。 唐蕃关系是一个重要研究内容，80年代以后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如刘小兵《唐蕃和盟关系研究》（《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谭立人、周原孙《唐蕃交聘表》（《中国藏学》1990年第2期）；顾吉辰《唐蕃聘使表》（《西藏研究》1990年第2期）等。 对吐蕃王朝时期人物及事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松赞干布、赤松德赞、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噶尔家族等人物身上，赤列曲扎、蔡贤盛《略论吐蕃迁都的原因及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历史功绩》（《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吴丰培《唐代吐蕃名相禄东赞后裔五世仕唐考》（《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王尧《吐蕃大相嫡孙拔川郡王考》（《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期）；吴逢箴《金城公主对发展唐蕃关系的贡献》（《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杨铭《吐蕃迎金城公主遣使考》（《西藏研究》1987年第4期）；米玛次仁《与金城公主有关的几个问题》（《西藏研究》藏文版，1989年第4期）；苏晋仁《蕃唐噶尔（论氏）世家（上、下）》（《中国藏学》1991年第1、4期）等。 关于吐蕃时期历史纪年和赞普生卒年代问题，则有：蒲文成《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生卒年考》（1、2、3，《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1984年第2、3期）；南卡洛布《藏族历史的纪元》（《西藏研究》藏文版1989年第2期）；索朗顿著《吐蕃第一藏王聂赤赞普至六十甲子之首年年间的年代考》（《西藏研究》藏文版1988年第二期）；多识《松赞干布到朗达玛诸赞普年代考证》（《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土登平措《松赞干布至朗达玛间的年代考》（《西藏研究》藏文版1990年第2期）。 吐蕃奴隶制度研究的论文有：黄颢《唐末吐蕃奴隶起义述略》（《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常凤玄《古藏文文献所见奴隶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4年）、《关于古代藏族社会中的奴隶浅析》（《民族史论丛》1，中华书局1986年）；穷塔杰《略论吐蕃王朝时期“豪奴千户”与“驯奴千户”》（《西藏研究》藏文版1993年第2期）；齐陈骏《略述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及张议潮领导的沙洲起义》（《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4期）等。 吐蕃史研究学术争鸣论文有：巴桑旺堆《关于吐蕃史研究中几个“定论”的质疑》（《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我对“松赞干布年谱”的质疑》（《西藏研究》1985年第1期）；南卡洛布《研究藏族古代历史只管见》（《西藏研究》藏文1988年第3期）；南卡诺布著，马连龙、索南才让译《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藏研究》1985年第3期）等。 我国港台地区学者也在吐蕃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严耕望有关西藏和青藏高原地区交通路线的研究，王吉林关于唐蕃关系的研究（《唐初与吐蕃关系的发展》、《大非川之役到安禄山之乱时的唐蕃关系》、《唐玄宗时代唐与吐蕃的战争》）；苏莹辉关于吐蕃统治河西时期相关问题的研究（《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大陆杂志》29—7，1964年10月；《论敦煌县在河西诸州中陷蕃最晚的原因》，〈大陆杂志〉41—9，1970年11月；〈论索勋张承奉节度沙州归义军之起讫年〉，〈敦煌学〉1，1974年7月）等；饶宗颐对维州在唐蕃交往中的地位（《维州在蕃汉交涉史上之地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1969年10月）和吐蕃占领沙州的年代的研究（《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依顿悟大乘正理决考证》，〈东方文化〉9—1，1971年1月）等。以及林冠群对赤松德赞生平事迹的研究（《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研究》，台湾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 民国76年即1987年6月）和对吐蕃历史诸多问题的系统（《李唐、回纥、吐蕃三边关系之探讨》、《墀松德赞时期吐蕃与李唐关系》、《唐代吐蕃政治制度之研究》、《论唐代吐蕃史以及史料》、《论唐代吐蕃之对外扩张》、《由地理环境论析唐代吐蕃向外发展与对外关系》、《唐代前期唐蕃竞逐青海地区之研究》、《墀松德赞父子时期吐蕃政情之分析》、《唐代吐蕃的社会结构》、《唐代吐蕃的女主—墀玛蕾》、《啦拔布考》、《唐代吐蕃的僧相体制》）等，成就十分突出。 宋朝时期，西藏地区处于分裂状态，文献记载十分缺乏，和内地联系比较密切的是河湟地区的青唐吐蕃政权，对这一政权的研究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诸如；祝启源《角厮罗—宋代藏族政权》（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刘建丽《宋代西北吐蕃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以及芈一之、汤开建、顾吉辰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藏文著作则有：诺章·伍金著《西藏割据史》（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1年）和土登平措《西藏割据时期年代考》（《中国藏学》藏文版1990年第1期）等学者的相关论文。 5．元代吐蕃史研究 元代西藏史研究，在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有了新进展，王忠《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制度的发展》（《历史研究》1959年第5期）；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等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此外，还有山西师院中国古代史教研组《元时史上有关西藏的几个问题》（《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4期）等相关论述。王森《关于西藏佛教历史的十篇资料》（民族研究所印 1965年；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更名为《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利用藏文资料，吸收国外的最新成果，对元朝时期的吐蕃地方制度做了深入和系统的论述研究，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成果。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萨迦寺发现的元代纸币》（《文物》1975年第9期）也是当时难得一项成果。 80年代以来，元代西藏史的研究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出版了一些列系统研究成果，如：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7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 1986年）有关元代西藏部分；邓锐龄《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 1989）；仁庆扎西《仁庆扎西西藏学研究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9年）；陈庆英《八思巴评传》（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张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樊保良、水天长主编《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王启龙《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等。 研究元朝历史方面比较有代表性成果比较多，诸如：陈得芝《元代乌思藏宣慰使的设置年代》（《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集，1984年）；洛桑群觉、陈庆英《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驿站》（《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陈庆英《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陈庆英、仁庆扎西《元朝帝师制度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仁庆扎西《西平王府今地考》（《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期）；杨仁山《昔日万户府 今地在何方》（《西藏研究》1985年第3期）；黄颢《元初对西藏人口等的普查及其意义》（《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王辅仁、陈庆英《八思巴传略》（《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沈卫荣《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行政体制研究》（《西藏研究》1988年第3期）、《元朝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考》（《历史地理》第7辑）等；陈庆英《元代宣政院对藏族地区的管理》（《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元代帝师制度及历任帝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2期）、《元代乌思藏本钦纪略》（《元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 1992年）、《关于元代西藏的户籍清查》（《海峡两岸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与教学研讨会文集》1996年）；邓锐龄《元代杭州行宣政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张云《答失蛮其人及其经略吐蕃考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Stod hor考辨》（《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元代西藏地方“止贡之变”及相关问题考释》（《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等。 台湾地区学者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十分巨大，早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札奇斯钦，他的代表作之一《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正中书局，1978年）；张骏逸的相关研究也很有代表性（《元朝与西藏萨迦派关系之研究》、《宣政院与吐蕃》、《蒙藏早期关系之探讨》、《中国历朝主权在西藏的继承及确立——由行政观点看》）；此外，其他学者也有零散的论述，如陈又新（《元朝时期的萨迦派略述稿—以萨班、八思巴叔侄为主》）等。 6．明代吐蕃史研究 明代西藏史研究也有飞速的发展，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对帕木竹巴政权的研究是核心内容，王忠《评李查逊（西藏简史）关于明代西藏地方历史的谬论》（《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王森《宗喀巴传论》（《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吴均《从（西番馆来文）看明朝对藏区的管理》（《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牙含章《明代中央和西藏地方帕竹政权的关系》（《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王继光《明代中央政府赴藏地使者事辑》（上、下、《西藏研究》1986年地、2期）、《明代中央政府赴藏地使者事辑补》（《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冯汉庸《明代西藏“贡道”研究》（《西藏研究》1989年第1期）；马文余《明朝前中期中央王朝对藏族地区的治理》（《西藏研究》1989年第1期）；杜长风《明代乌思藏朝贡述略》（《西藏研究》1990年第3期）；陈一石《明代茶马互市政策研究》（《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邓锐龄《“贤者喜宴”明永乐时尚师哈里麻晋京纪时笺证》（《中国藏学》1992年第3期）、《明初使藏僧人克新事迹考》（《中国藏学》1992年第1期）、《明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事迹考》（《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杜长顺《略论明朝对西藏的施政》（《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祝启源《明代藏区行政建置史钩沉》（《藏学研究论丛》第5集，1993年）；恰白·次旦平措《明朝对西藏高僧的封号》（《中国西藏》1996年第3期）；王献军《帕木竹巴政权与明王朝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陈楠《大智法王考》（《中国藏学》199年第期）；陈庆英《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等。尹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是比较系统研究明代西藏历史的专著。港台学者，也有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如：杨启樵《（评）左藤长“明代西藏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3—1，1970年）；王美霞《三辈达赖喇嘛与俺答汗法主关系建立之研究》等。 7．清代西藏史研究 清代西藏史研究一直比较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成就也比较突出。关于清朝治理西藏的政策方面，发表的论文很多，诸如：朱永嘉《清代（1793）年在西藏的重要措施》（《学术月刊》1959年第6期）；陈鸣钟《清朝前期中央对西藏地方政治制度、宗教制度改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1期）；吴丰培《清代驻藏官员的设置和职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王辅仁《略论清朝前期对西藏的施政》（《清史研究》第2辑，1982年）；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刘忠《试论清代前期驻藏大臣对藏区的政策》（《青海民族研究》创刊号，1988年）；蒲文成《从清朝与七世达赖喇嘛的关系看清朝对西藏的施政》（《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马林《雍正治藏思想初探》（《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清代驻藏防兵的设置及其沿革》（《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2期）；胡岩《马拉僧格驻藏考》（《中国藏学》1991年第4期）；孟庆芬《清代皇帝与达赖喇嘛并非“宗教关系”》（《民族研究》1991年第6期）；赵富良《试论张荫棠“查办藏事”及其治藏方针》（《西藏研究》1992年第2期）；史筠《清王朝治理西藏的基本法律－－“西藏通制”》（《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余长安《论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政策》（《中国藏学》1992年第3期）；陈景富《清圣祖巡陕与其经营蒙藏边疆的方略》（《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赵云田《清朝治理蒙藏地区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许广智《联豫在西藏推行近代化改革的历史作用及评价》（《西藏研究》1995年第1期）；石硕《清朝前期治藏特点极其相关问题》（《西藏研究》1996年第1期）；李鹏年《试谈乾隆治理西藏措施》（《中国90年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0年）；赵云田《略论清朝理藩院对西藏的治理》（《西藏研究》1984年第3期）等。 关于清朝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和采取金瓶掣签确定活佛转世等制度方面，也是一个集中的热点，出版的专著有，吴丰培、曾国庆《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5年）；吴丰培、曾国庆编撰《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台湾学者萧金松《清代驻藏大臣之研究》等。发表的论文，有柳陞祺、邓锐龄《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的经过》（《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邓锐龄《关于琦善在驻藏大臣任上改定藏事章程问题》（《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祝启源《从金瓶掣签谈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问题》（《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欧朝贵《清代驻藏大臣衙门考》（《西藏研究》1988年第1期）；蒲文成《清代以来西藏的第巴、藏王和摄政》（《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张羽新《驻藏大臣政治地位和职权的历史考察》（《中国藏学》1998年第2期）等。 关于西藏地方高僧和清朝中央政府之间政治宗教联系及相关制度的论文，则有：王辅仁《达赖五世朝清考》（《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陈庆英《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噶玛巴·攘迥多吉两次进京事略》（《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邓锐龄《清初禅化王入贡请封始末及意义》（《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关于1652—1653年第五辈达赖喇嘛晋京的两个问题》（《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张云《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形成与版本问题》（《民族研究》1997年第5期）、陈庆英《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探讨》（《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李凤珍《试论清代西藏递丹书克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桑丁才让《略述清代西藏丹书克的有关问题》（《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等。 关于清朝在西藏地方用兵问题的论文，有：罗丽达《1717年准噶尔侵扰西藏及清朝平定西藏的斗争》（《清史研究集》2，1982年）；邓锐龄《1720年率军进入拉萨的清军将领--延信》（《中国藏学》1999年第4期）、《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等。 关于西藏地方内部纷争问题的论文，有：佘万治《从藏文‘颇罗鼐传’看1727年西藏两派噶伦之争的真相》（《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李凤珍《试论罗卜藏丹津之乱与西藏》（《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次仁顿珠《阿尔布巴之乱及其性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蒲文成《试论雍正“癸卯之乱”的历史渊源》（《西藏研究》1985年第1期）；王玉平《略论十八世纪的卫藏战争》（《西藏研究》1987年第2期）；佘万治《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事件的真相》（《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6期）；胡岩《阿尔布巴事件的前前后后》（《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等。 关于西藏边界问题和反对外来侵略问题的论文，则有：王春瑜《辛亥年间帝国主义策划的“西藏独立”事件初探》（《史学月刊》1957年第7期）；周伟洲《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陆水林《1840年—1841年西藏与森巴在阿里地区之战原委》（《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等。此外，阎明《试论清朝的西藏钱币暨清廷维护西藏主权之措施》（《中国钱币》1984年第4期）；巴桑罗布《藏军若干问题初探》（《中国藏学》1992年特刊）等对相关问题做了有意义的探讨。 港台地区的学者也有十分显著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庄吉发（等）、胡进杉（《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之原因探讨》、《清康雍乾三朝西藏事务宫中档满汉奏折汇编》、《清朝宫中档西藏事务汉文奏折专辑》、《清乾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的研究》、《故宫博物院档案与西藏研究》等）、冯明珠（《廓尔喀之役的前因后果——兼论18世纪末清廷与西藏及英属印度政府的关系》、《论析清季中英西藏交涉中的‘主权’问题—兼论19世纪中叶以来西藏境域及印藏边情》、《论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从廓尔喀之役到华盛顿会议》（出版社）等）等人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档案所开展的相关研究，杨嘉铭（《政教合一制度下西藏地方政府当权者之研究（1750—1911）》、《清季西藏宗城营官研究》、《满清治藏之军事措施》、《清代西藏对中央的进贡制度》、《琦善治藏》、《清代西藏官钱概述》、《康藏分界问题浅谈》、《达木蒙古与清代西藏边防》等）对清代相关制度的研究，吕秋文（《中英西藏交涉始末》、《清季英俄在西藏的角逐》、《清季末叶英国对藏政策之研究》、《西藏地方与中央隶属关系之形成与发展》等）对清末有关西藏问题的对外交涉的研究，以及陈又新（《甘丹颇章政权建立之经过》、《第六辈班禅额尔德尼进京始末》、《乾隆五十八年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初探》等）和陈子和（《英印侵略西藏边境述要》、《十三世达赖喇嘛第一次离藏出走始末》等）等有关清朝时期西藏地方历史的研究。 有关清代西藏史研究的论著，有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成崇德等《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199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2年）；苏发祥《论清朝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民族出版社，1999年）等。 8．西藏与中央政府及相邻地区和兄弟民族关系史研究 （1）西藏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 历代中央政府和内地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和友谊，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代有专论，诸如：李有义《一千五百年来的汉藏民族关系》（《新建设》1952年第6期）、《藏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的传统友谊》（《光明日报》1956年4月20日）；马伟《明代时期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12月）；阴法鲁《唐代西藏马球传入长安》（《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子元《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历史关系》（《民族研究》1959年第4期）、《文成公主与汉藏友谊》（《民族研究》1960年第3期）；于番《从主权和宗主权说到中国对西藏地方的关系》（《人民日报》1959年6月5日）；王忠《唐代汉藏两族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逢振镐《略论唐代西藏和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3期）；成文昌《西藏原始文化同黄河流域的亲切关系》（《历史教学》1979年11期）；包寿南《汉藏关系的重要一页——唐蕃使臣往返述要》（《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俞敏《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芈一之《文成公主与汉藏关系》（《思想战线》1980年第2期）；苏晋仁《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黄颢《唐代汉藏文化交流》（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藏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 1985年）；格勒《略论西藏的原始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兼论西藏原始文化的一些地方特点》（《民族研究》1986年第3期）；何耀华《从远古文化遗存看藏区与祖国内地的关系》（《思想战线》1986年第4期）；李延恺《从文化交流看汉藏关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黄万纶《唐宋时期西藏同内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历史考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元明清以来西藏地方同祖国经济关系纪略》（《西藏研究》1988年第3期）；罗秉芬《唐代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敦煌古藏文佛经变文研究》（《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多识《汉藏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1、2，《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1994年第2期）；张云《吐蕃的起源及其与中原的文化联系》（《甘肃民族研究》1996年第3—4期）；周润年《历代噶玛巴活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等。 相关的专著则有：格勒《论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8年）；黄玉生等《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5年）；刘忠《汉藏文化交流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等。 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周琨田《汉藏两族的传统关系》，（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丛书1“西藏研究”，台北1960年8月）；吕秋文《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隶属关系促成之原因》（《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等。 （2）西藏与相邻地区的关系史研究 西藏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一直引起学者的兴趣，藏史学界有不少的研究成果，有关吐蕃和东部地区各族的关系的论文，如格勒《古代藏族同化融合西山诸羌与嘉戎藏族的形成》（《西藏研究》1988年第2期）；杰当·西饶江措《吐蕃铁索桥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冯智《吐蕃南诏神川铁桥》（《西藏研究》1992年第2期）、《滇西北吐蕃铁桥遗址及古藏文石碑考略》（《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和志武《藏文化对纳西文化的影响》（《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4年）；和少英《浅论藏族文化与纳西文化之交汇》（《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郭大烈《论历史上纳西族和藏族的关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赵橹《南诏北臣吐蕃吐蕃发微》（《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芮一夫、王吉林等人关于唐朝与南诏关系的研究（芮一夫《唐代南诏与吐蕃》，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丛书1《西藏研究》，台北 1960年8月；王吉林 有关吐蕃与西北民族的关系的研究论文，其中探讨与西域地区关系的论文有：郭峰《唐代前期唐、蕃在西域的争夺与唐安西四镇的弃置》（《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马国荣《唐代吐蕃在新疆的活动及其影响》（《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杨建新《唐代吐蕃在新疆地区的扩张》（《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张云《吐蕃与西域诸族的关系》（《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唐代吐蕃与西域的文化交流》（《甘肃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吐蕃在西域的部落及其组织制度》（《甘肃民族研究》1992年第2—3期）、《吐蕃统治西域的各项制度》（《新疆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王小甫《盛唐与吐蕃在西域的较量（720—755年）》（《新疆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高永久、王国华《吐蕃统治下的于阗》（《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殷晴《古代于阗与吐蕃的交通及其友邻关系》（《民族研究》1994年第5期）等。吐蕃与回鹘的关系问题，比较系统地予以论述的是尹伟先的《畏吾尔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年）一书，以及樊保良《回鹘与吐蕃及西夏在丝路上的关系》（《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等。 西藏与高原南部地区兄弟民族关系史研究方面，也有不少论著，如：张江华《门藏历史关系刍议》（《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陈立明《珞藏文化交流试探》（《西藏研究》1994年第3期）。 吐蕃与蒙古的关系研究方面，也不断有著作发表，如王辅仁、陈庆英《蒙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李凤珍《试论桑结嘉措执政时期的蒙藏关系》（《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1984年）等。 吐蕃与西夏研究方面则有：桑珠《西夏王族迁入西藏时间献疑》（《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史金波《藏族文化和西夏王朝的历史渊源》，《中国西藏》1989年第2期；张云《论吐蕃与党项的民族融合》（《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张云《吐蕃与党项的政治关系初探》（《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3—4期）、《论外来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南色《浅谈西夏与西夏王朝》（《西藏研究》藏文版1990年第3期）；陈庆英《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初探》（《藏学研究论丛》第5辑，1993年）。此外，青藏高原其他民族与藏族关系方面也有论文探讨，如马伟《撒拉族与藏族关系述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等。 9．西藏与南亚、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关系史研究 关于中国西藏与南邻诸国的边界问题，有黄盛璋《清代西藏阿里地区中印边界的历史研究》、《清代中锡边界历史研究》、《清代中不边界历史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边界历史地理研究论丛》1980年）等文专门探讨。王文静《1641—1793年中国西藏与锡金（哲孟雄）的关系》（《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杨铭《吐蕃与南亚各国关系史述略》（《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及相关问题研究》（日《东方学报》第66册，1994年）；孙修身《唐初中尼交通四题》（《中国藏学》2000年第4期）等。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王宏伟《中印边界问题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则是系统研究中国西藏印度边界问题的专论。 吐蕃与中亚和西亚地区之间的关系，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相关的论文有：索朗顿珠《古波斯国与古代西藏关系考》（《西藏研究》藏文版1992年第3期）；张云《本教古史传说与波斯祆教的影响》（《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等。 10． 外国侵略西藏史研究 关于英国和俄国侵略中国西藏地方历史的论著，主要有：周伟洲《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2年）；王远大《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三联书店 1993年）；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0年7月），以及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都从不同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相关的论文比较多，诸如：丁名楠、张振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西藏的罪恶历史》（《历史研究》1959年第5期）；张广达《沙俄侵略西藏考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黄万纶《英俄对西藏经济侵略的历史考察》（《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王远大《尼古拉二世致达赖喇书看沙俄侵略我国西藏政策的变化》（《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李茂郁《十七至十八世纪天主教侵入西藏和西藏人民反洋教的斗争》（《民族研究论文选》第1辑，1983年）；陈一石《印茶倾销西藏与清王朝的对策》（《民族研究》1983年第6期）；柳陞祺《汤姆斯·马吝入藏始末》（《西藏研究》1986年第2期）；石楠《关于英俄争夺西藏的矛盾与冲突》（《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吴从众《英国入侵西藏东南地方史略》（《西藏研究》1988年第3期）等。 11．通史、区域史与专门史 西藏通史是西藏历史研究在一定阶段成果的体现，比较有代表性的通史著作有：李霖灿《西藏史》（台北 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1953年12月）；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藏文，西藏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汉译本）、《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黄奋生编著《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 1979年）等。 关于西藏区域史研究的著作有：傅崇兰主编《拉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李光文、杨松、格勒主编《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重庆出版社，2000年）；谢廷杰等编著《西藏昌都史地纲要》（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涉及青海和云南两省藏族历史的著作有：黎宗华、李延恺著《安多藏族史略》（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年）；陈光国《青海藏族史》（青海民族出版社1997年）；王恒杰《迪庆藏族史》（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5年）等。 专门史有：李东园《西藏邮货考》（台北 中国集邮半月社 1958年）；东噶·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民族出版社1981年）；肖怀远《西藏地方货币史》（民族出版社1985年）；多杰才旦、江村罗布主编《西藏经济简史》（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5年）；格桑陈来〈藏族医学史〉（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7年）；陈庆英《中国藏族部落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 1995年）；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5年）；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1—6，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7—1991年），格勒等《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欧朝贵、其美编著《西藏历代藏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民族出版社1993年）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相关领域的成就。 人物研究的著作有：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 1984年）、《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7年）等。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等。 藏史学家文集：《南喀诺布选集》（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年）；《东噶洛桑赤列选集》（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8年）；《恰白次旦平措选集》（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3年）。 关于西藏历史上相关问题研究的论文很多，诸如：汪钦《评李有义先生研究西藏的论著中有关历史部分》（《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一丁《关于西藏史实的几个问题之商榷》（《历史研究》1959年第9期）；王辅仁、陈庆英《关于藏族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王尧、沈卫荣《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3期）；年须《谈藏族铁匠种姓的历史渊源》（《西藏研究》藏文版1990年第3期）；喜饶嘉错《辛亥革命时西藏人民的祝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1962年9月）等。 12．西藏当代史 西藏当代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十八军进藏、昌都战役、“十七条协议”的签定和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平定叛乱、民主改革，以及西藏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成就等方面。如为庆祝昌都和平解放五十周年而出版的《曙光从东方升起——昌都战役与和平解放西藏记实》、《为西藏和平解放而战——昌都战役回忆录》、《昌都战役文献资料汇编》等，比较集中地收录了有关昌都战役和西藏和平解放的资料，具有较高的价值。西藏改革开放以后局势的变化，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也出现了一些专题探讨的论著，如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研究室编印的《新时期西藏农村的改革十七年》（1997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编《西藏家庭四十年变迁》（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等。《西藏自治区概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当代中国》（西藏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等都比较简明地展示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西藏所走过的发展里程。在西藏地方革命史的研究方面，则有《西藏革命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书出版。而最系统和全面反映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西藏地方各方面成就的著作则是由江村罗布主编《辉煌的二十世纪新中国大纪录——西藏卷（1949－1999）》（红旗出版社1999年），该书分绪论、历程、经济成就、社会成就、机构、文献、人物、企业和大事记等部分，比较全面和详尽地介绍了西藏五十年的成就，是研究西藏当代史十分重要的一项成果。 资料来源：西藏文化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