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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文山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期，第47—50页 作者简介：杨永福（1968 -），男，云南文山人，文山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西南边疆史地和中国近代史研究；马亚辉（1974 -），男，河北定州人，公安边防部队士官学校讲师，文山学院人文学院客座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历史与现实问题研究。1.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文山 663000；2.公安边防部队士官学校，云南 昆明 650214 项目基金：文山学院2012年度“中国史”重点学科建设阶段性成果。 摘要: 迤西、迤东、迤南作为云南道级行政区划设置于清代，为中国西南边疆发展历史之大势所趋，对云南产生了深远影响。迤西、迤东两道的设置原因、时间与迤南道有着很大不同。迤西、迤东两道的设置，不但与云南行政区划和地理概念的历史积淀有关，还是雍正朝对云南东、西部地区治理日益深入的结果。迤南道的设置却与清朝在云南直接治理的地域向南部不断延伸有着密切关系。 关键词：云南三迤；迤西道；迤东道；迤南道；设置背景 雍正八年（1730 年），清朝为便于治理云南，将永昌道改为分巡迤西道，并添设分巡迤东道。至乾隆时期，云南又分设迤南道。因迤西、迤东、迤南三处地域占据了云南绝大部分，因此“三迤”也被作为云南的代称。鉴于“三迤”的设置对云南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便很有必要。“三迤”因何而设，迤南道的设置时间为何晚于迤西、迤东两道，史学界对这一系列问题尚未有过专门研究，查阅诸多历史文献，也语焉不详。因国家重新编修《清史》，一些新史料得以批露，疑问方得以解答，现试析如下，以向专家求证。 一、云南“三迤”设置的背景 云南道员的设置由来已久，从行政区划上为清代云南“三迤”的设置提供了历史借鉴。云南道员的设置，自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便已有之，当时分设安普、临元、金沧、洱海四道。后因云南“番蒙苗倮不时蠢动，以故联络安设，分司统辖”，巡抚王恕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 年）奏置临安、澜沧、金腾、曲靖四道。［1］清袭明制，也有道员之设。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清初各省设置布政使左右参政、参议曰守道，设按察使副使、佥事曰巡道，有兼辖全省者，有分辖三四府、州者，或兼兵备，或兼河务，或兼水利，或兼提学，或兼茶马屯田，或兼粮储盐法，各以职事设立，无定员。［2］148清军进入云南以后，为便于管理云南西部广大地域，在康熙二年（1663 年）设置分守永昌道，驻扎大理，于康熙三年又改为分巡道。清朝虽沿明旧制，但除云南分巡道外，其余道缺，并未设置。后自康熙六年至二十二年陆续题请，清朝仅于省城设粮、盐二道，兼带守巡，而两迤各府一切钱粮事件，俱责成三道盘查。［3］773至雍正八年时，云南道员的设置已有三百余年历史，不但发展比较完善，且对管理地方行政事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清朝沿袭了明朝的道员设置，并对云南的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迤东、迤西作为云南东、西部的地域名称，使用时间十分久远，在地理概念上具备了设置行政区划的前提基础。早在明代，中央政府就开始使用迤东、迤西作为对云南东、西部地域的名称。清袭明制，对云南迤东、迤西的称呼也沿袭下来。如顺治时期云南巡府袁懋功在上疏中就曾提到“云南两迤土酋，狡性叵测，叛服不常”。［4］其中“两迤”便是指云南的东、西两个方向，此时的迤东、迤西只是一片地域的名称，而非行政区划。“三藩之乱”后，康熙朝在对云南进行军事布防时，范承勋曾云：“看得滇南界居荒服，苗倮杂处，在在需兵。经前督臣蔡毓荣密题，于准增兵六千九百名数内，设立援剿左右两协，每协兵二千名，以左协驻寻甸，右协驻省城，用供迤东缓急策应。”［5］范承勋所说的“迤东”同样是指云南省东部的一片地域。至雍正时期，迤东、迤西作为云南东、西部地域的称呼已经延用了三百余年，而雍正朝对“两迤”“迤东”“迤西”三词的使用更加频繁。如云南巡抚杨明时奏报云南农业收成时说“两迤各府夏熟通计约有九分收成”；［3］372“迤东之曲靖、澄江、元江、临安、开化、广南、广西等府，俱各于五月早得透雨”；［3］625“查滇省迤东、迤西各府州县二麦、蚕豆收成，有报六七分者，有报八九分者，通计约及八分”；［3］423云南总督高其倬奏报盐政事务时亦将云南西部地区称为迤西，有“迤西地方官盐尚且难销”之语；［3］1563云贵总督鄂尔泰在谈及云南鼓铸时也将云南东部地区称为迤东，言“沾益一局在迤东，发运黔楚，似属近便”。［3］459有关雍正朝使用 “两迤”“迤东”“迤西”三词的史料非常多，使用名称的久远加上使用次数的频繁，使作为地域名称的迤东、迤西两词演变为云南两个行政区划的名称成为可能。 雍乾两朝在云南直接治理地域的扩大与对云南社会治理的日益深入使“三迤”的设置提上日程。康熙时期，清朝对云南直接治理的地域并不是很多，广大的地域属于间接治理的土司辖地，因此康熙朝只在云南迤西方向设立永昌道，驻大理。清世宗继位之后，开始在云南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至雍正八年时，云南东部、西部、南部等广大地区的土司已被消灭，改为由清朝政府选派流官直接治理。据粗略统计，雍正朝共革除云南土司17 家，遍及当时云南的 15 个府：丽江、广西、镇沅、临安、东川、曲靖、鹤庆、乌蒙（昭通）、大理、普洱、开化、元江、广南、永昌、姚安。鄂尔泰云：“从古不通声教之区，莫不献土归诚，悉为郡县，而云南自东川归辖，乌蒙、镇雄又收入内地，又镇沅、威远、者乐、茶山、橄榄坝等处俱置府州县治。”如此广大的地域在改流之后按内地模式进行直接治理，其事务之繁重与艰巨可想而知，仅设永昌道是远远不足胜任的。因此，增添道级行政区划迫在眉睫，这使得迤东、迤西两道的设置成为必然。正如鄂尔泰所说：“地方愈广，事务增繁，似不得不因时变通，以资控制者也。”［3］77乾隆时期，清朝对云南直接治理的地域仍在扩大，只是方向发生了改变，开始向云南南部方向延伸，这又为迤南道的设置创造了条件。 二、迤东、迤西两道的设置 雍正八年时，清朝对云南的经营治理更加深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推进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首先选派得力的流官来治理云南东、西部的广大地区；其次增派重兵加强对改流地区的军事弹压，并推行“以汉化夷，以夷制夷”［3］237的羁縻政策；雍正朝不但注重发展农业、矿业，稳定社会秩序，还大力开拓云南交通。清朝对云南治理的深入还表现在粮、盐两道的职责与任务日益繁重。所有察核拨运事务皆系粮道专责，而粮道又兼管水利，并委办厂局等事。云南盐政为钱粮所首重，远近各井所有煎办运销等必须事事稽查，时时调剂，而盐道又兼管驿传，责无旁贷。云南总督鄂尔泰曾如是说：“是粮、盐二道本任职事已属繁剧，若仍令盘查各府，恐不能亲身遍历，亦属有名无实。”非常有必要增设道级的行政区划来分担云南如此繁重的军政事务。 雍正朝为解决在云南所面临的以上问题，在条件与时机成熟的情况下，鄂尔泰于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二十六日上疏，奏请在云南“添设巡道，以资控驭”，即建议在云南设置迤东、迤西两道。鄂尔泰还以广西省的左江、右江二巡道与贵州省的贵东、贵西二巡道来作对比，并比较详细地规划了迤东与迤西两道的设置方案：云南迤西一带已有永昌道驻扎大理府，应将分巡永昌道改为分巡迤西道，楚雄、姚安、大理、鹤庆、顺宁、永昌、蒙化、景东等 10 府并维西、中甸、阿墩子等处皆划归迤西道管辖。其迤东一带有云南、曲靖、武定、临安、澄江、广西、广南、元江、开化、东川、乌蒙（后改为昭通）、镇沅、普洱等 13 府，应添设分巡迤东道一员来统属管辖，驻扎寻甸州。迤东道衙署使用原有裁存援剿左协副将衙门即可，勿须另建。迤东道所需衙役等人，即于粮、盐、迤西三道衙门抽拨，亦勿须添支。所有访辑逃盗、盘查钱粮及土司承袭等一应事件，两巡道按照各自管辖府州分别管理，如有谬误，照例分别处分。至于劝农课田，勘河查路，稽察保甲，严拿匪类，宣讲圣谕广训，晓谕《大义觉迷录》，俱令两巡道不时督查。一旦迤东道、迤西道设立以后，粮道专管粮储、水利，盐道专管盐政、驿传，如此一来，各道不但任务均分，负担减轻，且不致出现“有名无实”之职，对云南边方事务大有裨益。因“迤东地方新辟、新改处甚多”，为保证新设迤东道的社会稳定，鄂尔泰举荐心地明晰，办事勤慎的元江府知府迟维玺来担任迤东巡道。［3］77鄂尔泰有关设置迤东、迤西两道的建议最终付诸实施，根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迤西道与迤东道于雍正八年正式设置。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又规定，云南迤东、迤西二道，均兼水利衔。［2］148 雍正朝在前朝所设永昌道的基础之上，改设迤西道，并添设迤东道，而未设迤南道。究其原因，当有如下两点：其一，查阅相关史料得知，“迤南”一词最早见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八月初十日大学士管云贵总督杨应琚与云南巡抚汤聘所呈给清高宗的奏折之中，主要内容便是疏请在云南添设迤南道。［1］而在此之前，尚未发现有“迤南”一词作为云南南部的地理名称出现，那么迤南道在地理概念上便缺乏设置行政区划的基础。其二，雍正朝对云南南部直接治理的地区虽然有所扩大，但其对云南治理的重点为云南东、西两个方向，这与历朝对云南的经营有着密切关系。历史以来，中央王朝对云南的治理重点地区是以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保山、腾冲这一条线路为中心，对云南南部的治理力度相对较小，清代康雍两朝亦是如此。因此，受历史发展惯性的影响，雍正朝依然将云南的治理重点放在东、西两个方向，在设置巡道之时，仅设置了迤东、迤西两道。 三、迤南道的设置 迤南道的设置为中国西南疆域发展历史之大势所趋，虽然晚于迤东、迤西两道 38 年时间，但其设置已经成为必然，只是时间问题。雍正朝在云南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从改土归流涉及的地域来看，云南南部占了很大一部分，有镇沅、临安、普洱、开化、元江等府，改土归流不但使中央王朝对云南直接治理的地域日益扩大，且向云南南部不断延伸，这种趋势在乾隆时期还在继续。云贵总督杨应琚与云南巡抚汤聘在奏疏中说乾隆朝拓地广远，“天威远震，外域荡平”，且“普洱府十三土司之外复设有孟艮、整欠二土司，更有猛勇、猛竜、补哈、猛撒等处头目纷纷归附，新入版图者又不下六七千里，而后此之望风向化者正自有人”。云南南部不但直接治理的地区扩大，更有许多土司归附，倾心向化。迤东道驻扎曲靖府之寻甸州，所辖有云南、曲靖、临安、澄江、东川、昭通、武定、广南、广西、开化、元江、普洱、镇沅等 13 府，地方辽阔，路途绵长，平日分巡稽查实属难周，云南督抚认为“设官分职，必须量地方之紧要，幅员之广狭，建置得宜，方足以收治理之益”。［1］也就是说，迤东道管辖地域过于广大，道员无法充分发挥其治理职能，必须增设巡道一级的行政区划，以解决上述矛盾。 乾隆朝对云南的治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比雍正朝更加深入，要求在云南设置更加完善的行政区划来与之相适应。在政治领域，云南南部诸多地区已是朝廷选派流官治理，并推行保甲制度，由政府直接派驻军队加强对当地社会的弹压。在经济领域，推行内地的生产方式，政府直接向当地百姓征收赋税和扶助农耕。在文化领域，政府推行内地的封建教育内容与模式。而迤东道远驻寻甸，相距所属各府，其间远者几及二三千里，至于云南南部最新归附的地方，距离府治寻甸州更加遥远，一切文书往来，必须经旬累月之久，内地社会治理模式在云南南部很难得到彻底推行，“平时既虑耳目难周，遇事更恐迟延贻误，是迤东道分巡十三府，实有鞭长莫及之虞”。［1］再加上云南南部普洱地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但管辖版图内的各个土司，且外接缅甸、南掌诸夷，实为边疆军事扼要之地，必须选派大员驻扎，方足以资控制，一旦遇有各种边外事务，亦可就近速为筹办。为便于加强对云南南部的治理，乾隆朝添设巡道一级的行政区划甚有必要。 有鉴于此，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八月初十日，大学士管云贵总督杨应琚、云南巡抚汤聘疏云：“为滇省版图愈扩，道员旧制未宜，酌情添设，以资控制，以裨地方事。”请求在云南添设迤南道。内容如下：建议于普洱府添设迤南道一员，驻扎府城，管辖普洱暨附近之镇沅、元江、临安四府，普洱道居中调度，方为制内控外之道。而迤东道所管辖的 13府，除将普洱、镇沅、元江、临安四府分隶迤南道管辖外，该道尚管九府，所属地方还是非常辽阔遥远，巡察难周，应将曲靖、广西、广南、开化、东川、昭通、澄江七府仍归迤东道管辖，其余云南、武定二府及附近省城，查各省附郭之盐道亦有分管地方之例，则划归事务较少驻扎省城的云南驿盐道管辖。如此一来，云南全省酌量分管，则云南南部临边要地得有大员弹压，不但足以控制外夷，遇事即可迅速办理，而云南内地又再量地分辖，远近适均，事无隔越，于边陲地方甚有裨益。云南督抚还建议，若能添设迤南道，因其地处边要，外控诸夷，应请加兵备道衔，酌拨弁兵管隶，俾得壮声威而资控驭。再迤南道新设，边外新附之处所有应办事务，均须该道会同总兵官就近迅速查办，员缺十分紧要，必须才具干练、熟悉边情之员方能胜任，云南督抚经过详虑，推荐于边外情形深为熟悉的镇沅府知府龚士模担任。［1］杨应琚与汤聘的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乾隆三十一年，云南增设迤南道一人，驻普洱府治，以镇沅、元江、临安、普洱四府归其管辖；云南、武定二府分隶云南驿盐道；曲靖、广西、广南、开化、东川、昭通、澄江等七府仍归迤东道管辖。乾隆三十二年又规定，云南驿盐道、迤南道、迤西道均加兵备衔。乾隆三十三年，云南驿盐道所辖之云南、武定二府，又改归粮储道管理。［2］148-149 四、结语 迤东、迤西、迤南三道设置之后，在长达 140余年时间里，其下属各级政区虽然不断发生变化，但作为云南道级的行政区划却一直保留下来，直到民国初期才被裁撤，而“三迤”作为云南的代称直到现在还依然使用。“三迤” 作为道级行政区划在云南的最终设置，不只是清朝对云南行政区划的改革和完善，还反映出清朝对云南政治控制的加强与社会治理的深入，表明中国政府在清代对云南广大地区实施了比元明两代更加直接而有效的管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等同于内地。 参考文献： ［1］ 滇省版图愈扩，奏请添设迤南道，裁改永北府事（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初十日）.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M］. 档号 01-0263-015，缩微号 01-036-26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 ［2］ 方国瑜 . 主编 . 云南史料丛刊（第 8 卷）［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3］ 张书才.主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8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4］ 云南巡抚袁懋功题陈固结土酋之策.明清档案（第37册）［M］.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 ［5］ 范承勋 . 请移援协驻防疏［M］// 雍正云南通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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