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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21—26页 作者简介：张安福（1972—），山东临沂人，历史学博士，石河子大学新疆屯垦与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吐鲁番学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工作人员，研究方向：新疆屯垦史。新疆石河子，832003。 摘要：自汉唐以来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应对东北、北部草原和西北的“三北”游牧势力威胁，一直是历代中央王朝的重要战略目标。其中，西北边疆安全是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在维护西北边疆安全策略中，屯垦戍边是现在新疆地区最为成功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西北边疆安全；屯垦戍边；策略选择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代中央王朝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阿诺德·托因比的挑战与应战理论认为，在谋生条件相对容易的地方，人们不需要耗费过多的精力去同大自然斗争，而在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大自然会造就人们坚韧的性格，而且在游牧地区，财富是牛羊而不是土地，掠夺要比生产容易得多，因而游牧民族往往能征善战，攻城略地是家常便饭[1]（P169）。为了应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侵袭，应对西北边疆的安全威胁，屯垦新疆就成为历史的选择。 一、新疆的战略地位及所面临的主要威胁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和丝绸之路的枢纽地位。许多学者对新疆的战略地位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认为新疆跟中亚地区一样是大国势力极力影响和控制的区域①。 新疆的地理环境。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处于欧亚大陆腹地，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是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以及欧洲联系的前沿要冲，西汉以来的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战略地位都极为重视。到清代，面临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新疆的战略地位更为凸显。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封疆大吏认为：“自古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将无安眠日”[2]（卷46，P37）。左公之言可谓一语中的，这是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新疆之于国家安全重要性的高度概括。 新疆的人文环境。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并存的地区，这一突出的特点也是影响新疆社会稳定和西北边疆安全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民族政策的有效落实，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普遍增强。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既有正面效应，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在平等、民主、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政策的导引下，各社会群体的接触和交流日趋频繁，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和矛盾相互碰撞、相互摩擦，同时也会在不断地碰撞和交流中相互容纳和认同，然而，随着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逐步增强，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之间的摩擦会随之增多，民族关系比以往更为复杂，加之现实社会中的各民族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一旦被误导，就会朝着极端化方向发展，出现对抗性的矛盾。正如英国学者休·希顿-沃森所阐述的：民族主义者疯狂地热衷于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常常得到敌视本国政府的另一国政府的帮助……很可能导致可怕的国内战争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若发生在核武器时代，很可能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3]（P632）。而且，“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4]（P30）因此，由于新疆民族文化、宗教习惯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所带来的冲突必然存在，势必会影响新疆社会的稳定和西北边疆的安全。 二、中国传统社会面临安全威胁的应对策略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历代中央王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修建长城、开发西域都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有关。中原王朝屡次受到游牧敌对势力的侵犯，如秦汉时期的匈奴、魏晋时期的鲜卑、隋唐时期的突厥、宋元时期的契丹与女真、明清时期的蒙古和满族等势力都对中原王朝造成重大威胁。由于受政治局势、国力强弱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历代中央王朝经营新疆的策略各有不同，既有积极的军事征服政策，也有被动保守的和亲政策和羁縻笼络政策，对新疆远悬塞外的地域特点和敌对势力倏忽远近的游牧特点来说，这些策略大都是应时之策。 军事征服，一时之效。汉代开始到清代乾隆年间，军事征服常常是历代中央王朝统一西域初期采用的策略。较有代表性的是汉武帝初期和清代康熙时期对西北和北方侵扰势力的征伐，虽得一时之效，但难以长久。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最后也是以“罢轮台屯田诏”而从西域撤回军事力量。清代也是历经康熙的三次亲征，大败新疆的噶尔丹准部势力。噶尔丹死后，清政府即命策妄阿拉布坦领有准噶尔故地，但是准噶尔部与清朝政府之间仍然是貌合神离，最终还是在乾隆年间通过大规模的屯垦戍边才彻底打败了准部，完成了统一新疆的目标。军事征讨之所以难以有久远之效，主要原因是新疆远离内地，地广人稀，大批军队进疆作战，后勤补给十分困难。即使战争取得了胜利，如果驻扎大量军队，国防耗费太大，反之，则难以巩固战果。因此，军事征服只是短期行为，实现一定的战略目标后，在漫长的后勤补给线上，很难有长效成果。 和亲政策，短期行为。和亲政策至少可追溯到西汉高祖之时，汉朝的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王昭君等相继嫁匈奴或乌孙，其后，唐朝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吐蕃，以及清朝与蒙古的长期和亲政策，都是为了以和平的手段解决西北边疆安全问题。和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但是和亲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面对较强大的敌对势力时，和亲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双方的关系，“丛林法则”仍然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汉初与匈奴和亲，虽然经常赠送匈奴大量贵重物品并开放关市，但仍未阻止匈奴的南下攻掠，匈奴屡略城地，夺牲畜，掳人口，“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5]（卷四十九《食货志》，P2278）。而且，和亲政策常常受到和亲主体的限制，往往一代而终，缺乏持续性，即使是清代的和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形成合力以共同管理中原王朝，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但也最终瓦解。 羁縻政策，动荡隐患。羁縻政策的核心是“因俗而治”，即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诸如两汉时期的属国制、唐宋时期的羁縻府州制、明代的羁縻卫所制、以及清时的土司制、盟旗制、伯克制等。从效果看，羁縻制的实施只能暂时维持这些区域的归属和稳定，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制度制约了羁縻地区的发展，导致边疆与内地因经济水平和管理制度相差太大而产生新的边疆危机。以唐朝为例，唐王朝曾在西域盛极一时，势力达到西域葱岭以西和巴尔喀什湖以西地区，但这些地区地域悬远，唐政府直接管理的成本太高，因此实行遥领的羁縻府州政策，利用少数民族上层管理地方区域，有效节约了西域管理成本，提高了唐王朝在西域的影响力。但是，目前学界对于唐朝在西域地区实行羁縻管理政策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认为这种政策会加大边疆地区的离心力和强化个体民族的自我认同，常常引发内部动荡和叛离中央政权的行为②。淡化民族认同，强化国家与共同文化认同是现代多民族国家的世界性趋势。 屯垦戍边，千古之策。屯垦戍边是一种寓兵于农、兵农合一、以劳养武、劳武结合的军政制度和经济制度。新疆地处西北边陲，远离中原经济中心，路途艰险，遇有战事，运粮非常困难，如果长期靠内地供给军粮，不仅政府财政难以负担，而且还会有断绝粮饷的危险，战争也往往因此而遭遇失败。“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屯田之利，由是兴矣。”[6]（卷五〇三《邦计部·屯田》，P6026）凡有军兴，必有屯政。最初汉武帝讨伐匈奴及西域敌对势力时，由于没有组织屯田，粮草供应成为战争中的突出问题，多次因缺粮而大败而归，“道远多乏食，士卒不患战，患饥”[7]（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P3175）。因此，有效进行屯垦是解决前线战士军粮问题的重要渠道。从太初四年（前101）开始，西汉开始设置“使者校尉”、“侍郎”、“司马校尉”、“都尉”等临时的屯田管理机构进行屯田，神爵二年（前60）正式设立西域都护进行屯田管理。唐代与清代在统一新疆与守卫新疆的过程中，也同样将屯垦作为戍边、安边的重要策略。到清代时，屯垦不仅成为供应前线士兵粮草的保障，而且成为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融合文化的重要策略。可以说，自西汉时期开始的屯垦戍边，历代相承，汉、唐、元、明、清各代，均把屯垦戍边作为军事、政治、经济上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随时局而制定相应政策，不断建立、健全屯垦机构和各级官吏专司其事。屯垦戍边既能在广袤的边疆地区开垦实边、防御外敌入侵，又能解决大批军队驻守的供给问题、防御内部势力的分裂反叛。由此，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大都在新疆长期实行屯垦戍边的制度。 三、应对国家西北战略威胁的历代新疆屯垦绩效评价 新疆是中国历代屯垦最为典型的地区，其屯垦时间之长、屯垦范围之大、屯垦形式之多、屯垦效益之高，都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从汉唐时期的兵屯为主，发展到清代时期的军民并举，从单纯战略防御的军饷供应到新疆经济大开发的有效途径，均体现了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战略地位的认识程度在逐步加深和提高，屯垦绩效也从最初的政治绩效发展到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文化绩效并举，从而有效地保障了西北边疆政治、军事安全以及文化、社会安全。 第一，有效保障了西北边疆安全。传统中国社会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游牧敌对势力。“草原社会的统治不是像中国那样以土地所有权为基准的。没有一个单独的牧场是有价值的，因为没有一个牧场经得起长时期的放牧。因此，移动权比居住权更为重要；在食物缺乏的时候，他们对中原王朝的兴趣远远大于中原农耕对草原的兴趣”。所以，“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与草原是不可能调和的。”[8]（P40）汉唐时期，中原王朝面临的正面威胁来自草原游牧与农业中国之间的内蒙古地区，侧翼是新疆的草原绿洲和沙漠绿洲。随着匈奴游牧民族深入中国内地，在可能的情况下，中原王朝就必须进占更远的据点以攻防草原的侧翼，西域的绿洲就成为汉唐中央王朝重点经略的区域，以兵屯为主、民屯为辅的屯垦戍边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形式。 西汉首开西域屯垦，最主要的目的是攻占匈奴的侧翼，“断匈奴右臂”，解除匈奴对西汉的正面威胁，其中也不乏对西域珍品的逐求和宣威国力的期冀，大宛不服，天马不来，大夏、乌孙、轮台等国就会藐视汉庭。西汉王朝的战略地位，加之兵屯具有组织性强、见效快的优势，因此成为主要的屯垦形式。东汉时期的“三通”西域时期，在战略要地伊吾、楼兰、伊循、金满城、车师、高昌等地屯田，“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西域都护府和西域长史府先后设置，使东汉时期的西域仍然与中原地区联系在一起，成为抵御匈奴、柔然等游牧民族侵扰的战略防线。 唐代的西域屯垦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首先是“断突厥右臂”，其次是“断吐蕃左臂”，特别是吐蕃先侵河湟，后占西域，甚至一度占领长安，成为唐王朝的最大威胁，“他们可以成为附庸，也可以劫掠中国与中亚交通的走廊，也有与蒙古地区匈奴建立联盟的危险”[8]（P349），这种威胁与唐祚相始终。因此，唐代对西域屯垦管理的重视程度远超汉代，西域的屯田形式和管理制度更为完善，在招抚伊吾之后，设西伊州进行兵屯管理，此后，随着唐代对西域控制范围不断扩大，兵屯地域遍及天山南北，甚至远及今天的中亚地区，“西北边患，荡然一清”[9]（卷一百十六《喻安西北庭诸将制》，P606）。唐代盛时，“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10]（卷三十七《地理一》，P960）。西北远及咸海、巴尔喀什湖区域，有效控制着中亚和新疆地区，这些功效的取得与唐代在西域的屯垦是分不开的。 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因此对于蒙古、新疆和西藏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视，为了形成对中原地区的战略优势，把包括满营、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五营八旗精锐兵力千里迢迢从东北遣往新疆屯田。清代新疆安全环境日趋复杂，前有准噶尔部的对立、大小和卓的叛乱，后有资本主义兴起后的沙俄、英国对新疆的觊觎和侵夺，内困外忧，促使清政府加大了对新疆的屯垦开发和建设力度。清代统一新疆的大业，历经康、雍、乾三代，前后七八十年，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终于平定了准噶尔上层贵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乱，但长期的战争致使新疆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社会经济崩溃。据计算“边陲之事，用兵之费，雍正年间，西北两路，费至五六千万。乾隆年间统计军需及一千七百余万”。因此，战后新疆社会秩序的重建，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之后，和卓后裔的叛乱活动持续数十年之久，社会耗费更是无法估计。如在平定张格尔之乱中，清朝先后调集官兵约5万多人，每月用粮1.5万余斤。大批军粮需从天山北路屯垦区和内地运送前线，北疆屯垦所积累的粮食、物资在平定叛乱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清代后期，整个西征与塞防从光绪元年（1875）到新疆建省，历时约十年，左宗棠一直实行的是边屯垦边进军的策略，甚至在进军新疆的前一年就开始了在新疆的屯垦活动。“要筹军粮，必先筹民食，乃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依靠兵力行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2]（P6）。 第二，促进了新疆经济开发。新疆屯田的最初目标是解决士兵粮食的长途短缺问题，其后开始了开发建设新疆的历程。自两汉起，在对匈奴战争中，军队给养的供应非常困难，“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5]（卷九十四下《匈奴传》,P1664）。实行屯田以后，取得了“益垦溉田”、“多田积谷”的显著效果，从而部分解决了前线士兵军饷不继的问题，原来需要每月用谷196030斛的军队，实行屯田后，每月只需要政府供给谷27363斛[5]（卷六十九《赵充国传》，P2986）。 清代的多种屯田形式及其移民开发，开始了新疆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清统一新疆之后，乾隆就提出移民开发的政策。屯垦区东至巴里坤，西达伊犁，北至塔尔巴哈台，南抵库尔喀喇乌苏，从绿营兵到维吾尔农民、汉族移民、遣犯、商人，都投入到垦荒的热潮中。北疆的粮食生产不仅大大满足了清军设防之需，而且开始外调，如乾隆末年，仅伊犁仓库存粮50余万石，可供伊犁驻军食用三年之久。从经济区域分布看，改变了汉唐以来重南轻北的屯垦局面，天山北麓成为开发的重点，形成了包括伊犁、乌鲁木齐在内的北疆经济重心，奠定了其后的经济发展格局。从西汉以来，历代在新疆的屯垦，主要都分布在南疆各绿洲，而北疆地区的屯垦很少，即使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到巅峰时期的唐朝，十大垦区中，南疆也占六个，而北疆只有四地，且均散布在新疆的东部地区。在三大屯垦中心中，龟兹、西州都在南疆，只有庭州一地在北疆。由于历代政府长期集中在南疆地区屯垦，造成清朝以前新疆历史上长期的南农北牧的局面。纪昀曾描述乌鲁木齐“流人既多，百工略备”，“酒楼数处，日日演剧，数钱买座，略似京师”，出现了人口繁盛，各业兴旺，“四方之物，并至而会”的繁荣局面[11]（卷29《实业二·商》，P2459）。 第三，形成了民族团结、文化融合的良好局面。新疆屯垦带动了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汉代在开展兵屯和民屯的过程中，西域民族杂糅相处，在语言、习俗、文化、信仰等领域相互交融，共同发展，增强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提高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因此，汉代首开屯垦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绩效是不可估量的。西域屯垦使西域在版图上与中原王朝连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此后，虽经王朝更替和变迁，西域始终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在抵御外敌侵略、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一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期，以高昌等为代表的西域诸国仰慕中原文化，以附属中原为正宗。由于汉文化在少数民族中广为传播，在西域社会中形成了较好的社会基础，加之唐代民族政策的包容和开放，使唐代西域的民族文化融合与民族团结成为唐代前期西域社会的共识。 清政府消灭准噶尔后确立了屯田开发方针，绿旗兵起了屯田先遣队的作用。他们垦荒积谷，伐木造屋，许多人后来携眷驻守，成为土著居民，与后来移居新疆的汉民构成汉族主体居民。迁移内地的维吾尔族重归吐鲁番、哈密旧地，逃到南疆的维吾尔族部分又回到伊犁种地，这两部分人构成后来维吾尔人的主体，原准噶尔首领舍楞率领的牧民安置在科布多附近，与留居原地的牧民构成新疆蒙古族的主体。新疆建省后，随着屯田事业向新的广度发展，为南疆维吾尔地区与内地更进一步经济文化来往和交流创造了条件。从此，“关内汉、回携眷来新疆就食、承垦、佣工、经商者络绎不绝”，“其后土、客生息蕃然，岁屡有秋，关内汉、回挟眷承垦，络绎相属”，不但内地众多的汉、回族民众进入南疆地区种地生产，而且也有不少维吾尔族农民群众迁往北疆和内地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在绥来县、伊犁宁远县、塔城厅、库尔喀喇乌苏、精河，都有相当数量的来自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地的维吾尔人户种地或务商，新疆各族人民更为广泛而频繁的来往和交流，使新疆、包括南疆维吾尔地区的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维吾尔、回、蒙古、锡伯、哈萨克、汉等民族交错居住的局面，加速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交流与融合，“生齿日众，边境安谧，岁事屡丰”。以汉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为主体的三大民族，在新疆屯垦开发的过程中团结互助，互通有无，形成了融洽的民族关系和生活空间。 四、结论 在新疆进行屯垦戍边，是汉代以来历代中央王朝应对边疆威胁的战略选择。至清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世界格局发生剧烈变化和动荡。从国际范围看，历经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对外殖民和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时期，出现了许多国家战败分裂和民族对立的问题；从国内局势看，新疆曾一再遭遇列强觊觎、入侵和内部叛乱及民族纷争的危局，因此，新疆屯垦有效保障了西北边疆安全，成为新疆屯垦戍边的集大成时期，当然，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和中央政权式微，使20世纪前期的新疆先后出现了两次进行民族分裂的重大事件，这是屯垦戍边衰弱的重大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总结历代新疆稳定和屯垦戍边关系的基础上，决定创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担当起西北边疆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融党、政、军、企于一体的社会组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屯垦五十多年中，有效地发展了新疆的农业、工业、商业经济，成功抵御了外敌的侵扰，保障了国家安全。其间，屯垦制度不断创新，屯垦模式不断丰富，屯垦绩效日趋显著，新疆兵团的屯垦事业已经成为国家西向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保障国家西北边疆安全、地区稳定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释: ①20世纪初，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认为“谁拥有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谁就拥有欧亚大陆；谁拥有欧亚大陆，谁就拥有世界。”见冯绍雷：《20世纪的俄罗斯》，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74页；随后，斯皮克曼对此进行了更为明确的阐述：“谁统治了边缘地带，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见朱听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②薛宗正认为羁縻政策“无疑起着积极的，有益的历史作用，但却是唐朝综合国力相对虚弱和承受力有限的政策反映”，随着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羁縻政策有着一定的副作用，即：羁縻政策的要领并非在于强调华夷之间的认同而是在于强调华夷之间的差异，差异的发展势必萌发离心力和分解力”，见薛宗正：《安西与北庭》，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页；吴玉贵认为对于远在葱岭以西的羁縻州府更多的是徒具形式，只是表示西域诸国对唐朝的隶属关系，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樊文礼对羁縻州府持肯定态度，认为“唐朝以少数民族部落建立羁縻府州，是顺应其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发展形态而制定的一项制度。”而且具有灵活性，“一旦羁縻州内部发生变化或处于某种政治，军事的需要，羁縻州可以升为正州，反之，则可以将为羁縻州”，见樊文礼：《唐代羁縻州府的南北差异》，载《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第二次会议暨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10月重庆，第698页。 参考文献： [1]夏保成，刘凤仙.国家安全论[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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