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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信君：“华夷一统”思想的演变及对治理东北边疆的影响 摘要：“华夷一统”思想是在“大一统”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初步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完善于以后历代王朝。在治理东北边疆过程中，“华夷一统”思想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起到了消极作用。 关键词：“华夷一统”；历史演变；深远影响 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历代王朝不断积累总结前代治理边疆的理论思想、经验教训，并加以丰富、发展和完善。至清代，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完备、理论成熟的治边思想。其中，“华夷一统”的思想最具代表性，它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及疆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治理东北边疆时，“华夷一统”思想的积极作用大于其消极作用。因此，总结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并加以深入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华夷一统”思想的初步形成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中，四海一家、天人相应的思想和大一统的思想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些思想是打破以自然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夷、夏界限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华夷一统”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 先秦时期，“天”的理论在人们打破以血缘关系分夷、夏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早在殷商时期，人们观念中的“帝”是最高的神，它与人间的“王”相对，又称为上帝或天。其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周代殷后，周公对“天”的权威进行了阐释和补充，如“惟命不于常”、“天惟德是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从而把周代殷解释为“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即周代殷是上天的意志、上天的选择。随着周王朝的巩固，统治者又突出宣传天子地位的神圣性和权力的绝对性，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广泛的四海一家的思想。《诗经·商颂》曾描述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武丁时期曾经“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2]邦畿、四海即“天下一体”的分层次的疆域观。《尔雅·释地》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即“四海”是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武丁正是想一统华夷，成为“天下王”。西周时，以周王为中心，将天下划分为“五服”，即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受封的诸侯及其统辖下的各族都必须向周王进贡，对周王负有各自不同的责任。西周的五服之分虽有“华夷之辨”的内涵，但并不否定华夷为一共同体。 春秋战国是政治上大分裂的时期，也是民族大对流、大融合的时期，大一统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孔子对春秋以来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局面极为不满，提出了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强烈愿望:“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3];他推崇西周的制度:“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他对无视国君地位，危害国家统一的分裂势力表示坚决反对，如鲁国的季氏，身为大夫，却用起只有天子才可用的64人的庙堂乐舞，孔子愤怒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5]当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怎样才能达到安定时，孟子以十分肯定的口气回答说:“定于一”[6]。这说明孟子已经认识到大一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荀子则公开提出“天下为一，诸侯为臣”[7]的主张。先秦时期大一统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促进作用。 正是在这种“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华夷一统”的思想应运而生。“一统”即用华夏族的礼仪制度去改变夷狄，实现不分华夷、华夷之间的统一。既然夷、夏是以文化的不同而区别的，自然也就可以转变，即可以通过文化的传播达到化“夷”为夏的目的。因此，先秦时期人们对“华夷一统”作了许多阐述。孔子对四夷主张实行“和为贵”，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8]这个“四海之内”当然包括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而绝不会只限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对于文化落后的四夷，孔子主张用华夏族的先进文化去改造。孔子的“有教无类”即包括了夷狄。孔子在周游列国屡遭挫折的情况下，曾经想迁到“九夷”去居住。有人劝他说那地方太落后，无法居住，孔子回答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9]意思是说，“九夷”这样落后的地方，只有像他那样的人去推行礼义教化，才不会落后，即夷狄是可以教化的。孔子还说过:“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10]即通过修治文化礼仪，去吸引、感化、招徕远方夷狄之人向华夏族靠拢、学习;既然归服了，就要使他们安定。 孟子也认为夷、夏是可以变化的，他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11]在孟子看来，不论是东夷的舜，还是西夷的文王，不管他们原来是什么民族或出生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得志行乎中国”，即思想品德政绩突出，便是华夏族的圣人了。孟子认为实现“华夷一统”的途径是施仁政，他对齐宣王说，要实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12]的理想，就必须实行仁政。 荀子继承了孔子、孟子的“华夷一统”思想，并作了进一步阐述。荀子认为，民族之间的差异是由地理环境和文化习俗造成的，“干越、夷貊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13]或者说“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贩)货而为商贾，积礼仪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积靡使然。”[14]荀子认为，加强中国与四夷的经济联系，是“华夷一统”、天下大治的基础，他说:“王者之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间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15]即君主通过经济制度和手段，加强联系，使近处的人竭尽全力效忠国家，使远处的人不辞辛苦前来归服，不管多么闭塞偏远的地方，没有不服从驱使而安于政教的，使四海之内如同一家人一样。荀子这种通过经济制度和经济联系使四海归服，接受政教，达到天下大治的思想，为“华夷一统”的思想变成现实提供了方法和途径。这使“华夷一统”思想前进了一大步。 先秦时期关于“华夷一统”的民族思想和通过加强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来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华夷一统”思想的发展及在治理东北边疆中的运用 “华夷一统”的思想形成后，对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开拓，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一思想既为中国(中原)汉族所掌握，也为在东北建立割据政权的其他民族所掌握。当时虽有中国与边境之分、华夏与夷狄之争，但在思想认识上都不违反“华夷一统”这个多民族的思想。 秦朝国祚虽短，但却在“华夷一统”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宣称“皇帝之德，存定四极……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宁。”[16]为了维护大一统的局面，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否定了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在东北则沿用燕国时期的郡名，仍设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此外，秦朝还在东北南部推行统一的法令、文字、历法、车轨、度量衡等。这些重要举措的实施，使“华夷一统”观念深入人心，也使东北南部地区完全处于秦中央政权的有效统辖之下，成为秦王朝统一整体的一部分。 西汉时，“华夷一统”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对于“华夷一统”的认识，时人司马相如有过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论述:“《诗》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糜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主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越，四面风德……遐迩一体，中外祈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天子之急务也。”[17]在这里，司马相如明确指出“大一统”包括华夏(中原地区)和夷狄(边疆地区)在内;汉武帝面临的“急务”是要实现对夷狄的统一，并施加“政教”，“用夏变夷”，以达到“遐迩一体，中外祈福”的目标。再如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在朝廷召开的一次盐铁会议上，在讨论盐铁国营和酒类专卖等问题时，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不是要不要“华夷一统”，而是如何对待和实现“华夷一统”的问题，即他们共同把中国(中原)和夷狄(四夷)视为一体。代表朝廷的大夫说:“故王者之于天下，犹一室之中了”[18]，“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腹心也”[19];代表民间的文人也说:“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统”[20]，“王者博爱远施，外内合同，四海各以其职来祭”[21]，“故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22]可见，西汉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华夷一统”和“天下一体”思想非常强烈。体现在治理东北边疆方面，主要是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武帝派卫青、李息率兵北上，重创进犯辽西、渔阳等地的匈奴;又派彭吴东进，迫使东秽脱离卫氏朝鲜，归服汉朝。汉遂于其地设置了苍海郡(今朝鲜江原道)。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亡卫氏朝鲜，在其境内设置了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不仅恢复了燕秦在朝鲜半岛的所辖区域，而且还有所扩大。汉四郡的设置进一步密切了东北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往来联系，促进了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东汉立国后，由于长期战乱和自然灾害，社会经济极度残破。因此，光武帝刘秀制定了有利于稳定统治的施政方针，也就是刘秀自己所说的“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23]，即奉行“仁政”，采取“柔和”政策，是为了与民生息，让社会恢复生机，最终达到边境安宁的目的。 建武二十七年(51年)，当有人建议乘匈奴饥荒、自相分争，相机征伐匈奴时，刘秀说:“《黄公石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24]主张对周边各族采取俱存不扰的政策，即对夷狄实行仁德之政，以达到天下安定的目的。在治理东北边疆时，刘秀取消了王莽时代的反动民族政策，改善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采取军事威慑与“慰纳赏赐”相结合的策略，促使高句丽、鲜卑、乌桓、夫余等民族“遣使奉献”，并设立带方郡、辽东属国进行管理，从而维持了东北近半个世纪和平安定的局面。 到了十六国时期，由于民族之间的大迁徙、大融合，华夏的中国变成了华夷共存的中国。少数民族取得了在“四海”和中国建立地方和割据政权乃至北朝的资格。过去在北方是通过汉族政权维系中国与四夷的关系，现在是通过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来维系中国与四夷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民族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华夷一统”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提出了能否作皇帝不因华、夷而异，只要是有德者皆可受天命为皇帝，皆可为中国正统的思想。匈奴人刘元海(匈奴汉国高祖)在称帝时说:“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25]氐族人苻坚(前秦世祖宣昭皇帝)称帝时表示:“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26]苻坚对于少数民族落后而又被歧视的状况欲加改变，他想使各民族能够平等相待。他说:“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前秦尚书郎裴元略也向苻坚谏道:“敦至道以厉薄俗，修文德以怀远人，然后一轨九州，同风天下。”北魏孝文帝常说:“人主患不能处心公平，推诚于物。能是二者，则胡、越之人皆可使兄弟矣。”[27]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治理东北边疆时，基本上实践了“华夷一统”的思想。前燕(鲜卑慕容氏所建)控制东北时，在东北地区置平州(管辖昌黎、辽东、乐浪、玄菟、辽西和带方六郡)，另设营州管理高句丽人聚居地区。同时，推行汉化政策。前秦统一东北后，对其他少数民族采取安抚和册封政策，保持了良好关系，并通过其他少数民族的帮助，平定了苻洛的叛乱。前秦灭亡后所建的后燕(鲜卑慕容氏所建)和北燕(鲜卑化汉人冯跋所建)基本上沿续了前燕、前秦的治边政策。北魏(鲜卑拓跋氏所建)统一东北后，在处理东北割据政权及各少数民族关系时，交替使用安抚或武力征讨手段，维持了东北边疆的稳定。尤其是孝文帝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推行汉化，从而加快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封建化步伐，促进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并为隋唐时期再次走向大一统奠定了重要基础。 隋唐时期，由于统一的中原王朝十分强大，因此，“华夷一统”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从自然人的认识出发，提出了夷狄也是人的思想，他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怎样才能保证四夷如一家呢?唐太宗认为首先要因势利导，他说:“朕于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皆顺众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帅九州之民，凿山槎木，疏百川注之海，其劳甚矣，而民不怨者，因人之心，顺地之势，与民同利故也。”其次是施以教化，他赞同中书令温彦博对待少数民族的“圣人之道，无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无类……收居内地，禀我指麾，教以礼法，数年之后，尽为农民……”[28]的建议，主张对少数民族采取教化措施，以达到“四海如一家”的目的。正因为唐太宗有宽大的胸怀和开明进步的民族思想，他才将府州制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他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以府州的形式将边疆各族变成国家的编户，变过去的“蛮貊之乡”为“冠带之域”。据统计，唐朝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先后设置94个府州。普遍设立羁縻府州，确实是一项重要措施，它的发展承前启后，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行政基础。 武则天统治时期，“华夷一统”的思想得到了传承。圣历元年(698年)宰相狄仁杰说:“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执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之前的神功元年(697年)还上疏说:“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纪，声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则三代之远裔，皆国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方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赋，获其土不可耕织，苟求冠带远夷之称，不务固本安人之术，此秦皇、汉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业也。”正是唐朝这种“华夷一统”、“用夏变夷”思想的发扬光大，才使各民族心悦诚服地归顺大唐统治。仅以东北为例，当时出现了中国型的民族和政权，由原来华夷不同制度变成了“车书本一家”的华夷同制的中国。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海东盛国———渤海国在东北的出现。 辽、金时期，在民族的统治地位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即由以汉族为主统治中原的历史，转变为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统治中原的历史。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南北对峙，同属一家，即宋是中国，辽、金也是中国。因此，这一时期的民族观念也有了很大进步。北宋司马光、王安石等批判了传统的“正闰观”，主张不分华、夷均为正统，反对尊宋贬辽。同时，辽、金也承认南北为一家，宋人、辽人、金人同为一家之人。辽兴宗在致宋仁宗的信中承认:“今两朝事同一家”(见《续资治通鉴·答宋仁宗书》，辽兴宗重熙十二年);《契丹国志》卷20《致宋帝商地界书》也说:“虽境分两国，克保于难知，而义若一家，共思于悠永”;《大金吊伐录》卷1亦载:“虽贵朝不经夹攻，而念两朝通和，实同一家，必务交欢。”“和好之后，义同一家”;《金史·唐括安礼传》载:“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辽、金特别是金，上承唐之府州，在东北地区普遍设立京、府、州、县制度，将边远的各民族、各地区纳入其管辖之下。金末于各地设行省、行六部，开我国省制的先河，为后来元朝在全国普遍设立行省创造了条件。 元朝时，“中华一统”的观念掀开了新的一页。国号“大元”即具革新的意义。过去建国号“不以义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要一时经制之权宜”，非经久之长策。元朝“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取易经乾元之义”，建国号“大元”。即以中原的道统协天下，“见天下一家之义”。从此，天下各民族便成为一体的中华民族。 元初，许衡向忽必烈建议:“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朔漠，则无事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汉食熟，反之则必有变。以是论之，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29]。徐世隆也说:“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元为中国帝，行中国事，其民为中国人，族为中国族。 元朝的中外观念是合一体内的中外为“中华一体”的观念。《元史·外夷传》把元朝统一的地区视为中国，而把邻国视为外(四海)，即元代的四海观念基本上是邻国的观念;元朝仍有中外观念，但它不是分华夷、分中外的“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旧观念，而是在统一中国内的内地与边疆的新观念;元朝已经形成包括八荒在内中华一宇区域的统一观念。如元吴师道诗即有:“今日八荒同一宇，向来边徼不须论”的名句，即把原来视为“外”的少数民族地区，“比于内地”。元朝视全国为“内地”，即中国。《元史·地理志·序》:“自封建变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而高丽守东藩，执臣礼惟谨，亦古所未见。”元于绝大部分地区设行省、路、府、州、县，变“蛮貊之乡”为“内地”，即纳入“中华一体”之中，中国包括中原、东北边疆各民族在内。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也有歧视少数民族的言论，但他要恢复的是以汉族为统治民族的中国，也多次强调要实现“中华一体”。他说:“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宁如一。”[30]明太宗则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认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者，皆朕赤子，岂有彼此”。他反对把少数民族视为“豺狼”的观点，认为“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岂闻于华夷”，从这些思想出发，明太祖和明太宗制定了许多有利于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在东北，明朝根据女真各部的居住区域，设立卫所，任命其首领为卫所的官员，允许他们率其部族进京朝贡;在女真人与汉人居住的交界地区设立马市，允许他们用自己的产品换取生产、生活必需品等。这些举措，维护了明朝在东北的有效统治。 清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后，清朝统治者的夷夏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康熙帝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可见守边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31]雍正帝则说得更为透彻:“历代以来，各蒙古自为雄长，亦相互战争，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统。历前明二百余年，我太祖高皇帝开基东土，遐迩率服，且各蒙古又复望风归顺，咸禀正朔，以迄于今。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32]这些都是强调“华夷一统”的精辟论断，也是清朝治理东北边疆，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正是在这种民族思想的指导下，清王朝建立了一个比历代王朝疆域都要大得多的统一帝国，并使这个帝国内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真正实现前所未有的“中华一体”。在东北，清朝设立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管辖东北广阔的区域;实行噶珊制度、盟旗制度管理少数民族地区;开辟驿路交通、设置内地卡伦，加强联系与守卫;对于沙俄的入侵给予坚决回击。这些举措，保持了东北的和平与稳定，维护了“华夷一统”的良好局面。 总之，“华夷一统”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治理边疆的战略性指导思想，它对促进民族团结、融合，开拓边疆、领土，发展民族经济、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这一思想，也对历代治理东北边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和某个王朝某个皇帝认识水平的偏差，“华夷一统”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治理东北边疆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华夷一统”思想指导下，中国丧失了一些国土。仅以中国古代王朝对朝鲜的“赐让土地”为例。唐王朝在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后，唐玄宗从新罗“比岁使来，朝贡引继，岁隔沧海，无异诸华”[33]的思想出发，将江以南之地赐给新罗。辽圣宗统和十一年(993年)，在高丽答应与辽修好，行辽年号，向辽朝贡时，辽朝便“诏取女直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34]，高丽利用辽之慷慨，获取了兴化、通州、龙川、铁州、郭州、龟州6镇。金太宗在高丽奉表称臣之后，又将保州之地赐予高丽。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在高丽国王的一再请求之下，元将东宁路地区60余城赐还给高丽。明成祖朱棣本着“朝鲜之地亦朕度内”的态度，将三散等10处女真人的地方交与朝鲜管辖，从而使朝鲜的统治范围达到了图们江南岸。清朝在对长白山的历史归属和现实情况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将鸭绿江源和图们江源之间长白山以南的地方让给了朝鲜。唐、辽、金、元、明、清诸朝对朝鲜的土地赐让，虽有种种原因，但与“大一统”的“华夷一统”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大片领土的丧失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是主权的具体体现，没有土地就没有国家的生存;国与国的友好关系，决不能以牺牲国家领土主权为代价。乾隆帝曾说过:“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35]因此，作为后人，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守土有责”。 [1]《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463页。 [2]《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623页。 [3]《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521页。 [4]《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467页。 [5]《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465页。 [6]《孟子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670页。 [7] 王先谦：《荀子集解》，世界书局，中华民国24年，第219页。 [8]《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503页。 [9]《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491页。 [10]《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502页。 [11]《孟子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725页。 [12]《孟子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671页。 [13]《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页。 [14]王先谦：《荀子集解》，世界书局，中华民国24年，第91—92页。 [15]王先谦：《荀子集解》，世界书局，中华民国24年，第102页。 [16]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45页。 [17] 班固：《汉书》，卷57，司马相如传，中华书局，1962年。 [18] 桓宽：《盐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6页。 [19] 桓宽：《盐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4页。 [20] 桓宽：《盐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7页。 [21] 桓宽：《盐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5页。 [22] 桓宽：《盐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0页。 [23]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68—69页。 [24]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695—696页。 [25]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649页。 [26]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935页。 [27]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4440页。 [28] 刘煦：《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162—5163页。 [29] 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3718-3719页。 [30]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太祖实录》，中央研究院，1984年，第1048页。 [31] 《承德府志·卷首一》，康熙钦定本。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大义觉迷录·卷1》，见《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4—5页。 [33]《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五》，嘉庆十九年扬州全唐文局刻本。 [34] 脱脱：《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143页。 [35] 《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1169页。 作者简介:刘信君(1962—)，男，内蒙古赤峰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 （原刊《北华大学学报》2006年10月第7卷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