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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及其西使记研究述评 王继光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兰州 730030)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1期 陈诚《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是明代唯一的使西域的亲历记录。明人四裔之书，凡涉西域者，无不以之为根本材料，清修《明史》，其《西域传》亦多所采摭。但对此书的认识与研究，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一 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曾征集到四库馆编修程晋芳家藏本的《使西域记》(即《西域番国志》的删节本)，但馆臣并未将之录入《四库全书》，而是仅列入《四库全书总目》的“传记类存目”(《四库全书总目》卷64)。四库馆臣指斥该书不足有：1．“其所载音译，既多讹舛”；2．“且所历之地，不过涉嘉峪关外一二千里而止，见闻未广，大都传述失真，不足征信。” 平心而论，四库馆臣对陈诚《使西域记》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 其一，作为明代唯一的一份西域诸国诸地的亲历记录，《使西域记》于译名译语均采用直言直译，音译基本准确。汉译的用词，有旧文可据者，大都沿用旧文，如“撒马儿罕”、“哈烈”、“俺得准”、“沙鹿海牙”等国名、地名；无旧文可据者，则以汉文直译，如“锁鲁檀”，系阿拉伯语Sul- tan的对音，亦作“算端”、“苏丹”，意为君主；“米尔咱”，系波斯语meer-za的对音，是对王子的尊称，陈诚解释说“犹华言舍人也”；“刁完”，系波斯语deevan的对音，朝廷辅臣之意；“撒力马力”，系波斯语Salām alaykum的变音，平安、健康之意；“撒兰”，波斯语Salām的对音，致敬问候之意；“纳马思”，波斯语namaz的对音，意为礼拜、祈祷……诸如此类的音译，大多准确，无明显讹误。“既多讹舛”的评语，概因四库馆臣囿于闻见，不通阿拉伯、波斯文字，主观臆断，无知昏聩所致。 其二，陈诚受命西使，最远抵达哈烈，即今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城，“且所历之地，不过涉嘉峪关外一二千里而止”的指责，既昧于地理，言不符实，哈烈距嘉峪关一万二千七百余里，撒马儿罕距嘉峪关九千九百余里，岂止“一二千里”。王命所系，陈诚出使西域诸国的地域，朝廷有明确指令，陈诚焉能跑到更远的地方?至于“见闻未广，大都传述失真，不足征信”云云，更是无知之妄语，其误尤甚。陈诚《使西域记》的亲历性、纪实性、唯一性，历来为学界认同，明人著述凡涉“四裔”者，有关西域部分无不以陈诚《使西域记》为根本材料，清修《明史·西域传》亦多有参考采摭。随着这一专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陈诚《使西域记》内容之权威、翔实、可信，已为更多的研究者所重视，愈来愈显示出其珍贵的学术价值。四库馆臣于是书只作“存目”处理而不录书，又复在提要中妄加贬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轻于立言，实不足为凭。 由于《四库全书》是乾隆朝敕修钦定的一部官书，因此，《总目提要》的评价乖误，给后世造成了极大影响。有清一代，《使西域记》罕见流传，几至亡佚，就是明证。直至20世纪，留心四裔边事与中外交涉的学者，方才注意到明代这部唯一的西域亲历记录，搜岩剔薮，多方寻求，使得该书重现于世，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真正意义的研究、评价即始于此。 二 最早注意并着手研究陈诚及其西使记的是日本学者。 20世纪初，日本的东洋史学摆脱传统汉学的羁绊，开始独立形成阵容强大的中国学研究，他们对中国古史系统重新审视整合，构建全新体系，从而涉及到为传统汉学忽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明代中西交通史上的西域使者陈诚及其著述始被提出。1927年，神田喜一郎在《东洋学报》上刊出《明的陈诚使西域记》长篇论文，爬梳史料，荟萃明人文集、笔记的有关记载，详加考证，以述其是，诚为本专题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创始之功，应予充分评价。1931年，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问世，对明代陈诚所著西使记反映的西域文明给以充分的重视，视陈书为信而有征的史料。1932—1933年，藤田丰八的《东西交涉史研究》之“南海篇”、“西域篇”相继刊行，从东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评价了陈诚的奉使之劳和著述之功。1938年，又有满井隆行的专题论文《明代陈诚的西使》，载于《山下先生还历记念东洋史论文集》。这一系列著述和论文的发表，显现出20世纪初日本东洋史学的发展态势和开拓精神。应该承认，对明代丝绸之路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日本学者已经先行一步了。 几乎与之同时，中国学者对陈诚及其西使记的研究也开始起步。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和直接的原因，是陈诚《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两种明钞本的新发现。 先是1930年，辅仁大学出版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六册，是专题史料的系统辑录与编次，为中西交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至今仍是治中外关系史的基本参考著作。其明代与中亚、西域的交通史料，即汇录了陈诚著述。 1933年初，北平图书馆购进天津李氏藏书，内有《独寤园丛钞》四种，系光绪间沈登善本。其中两种，即为《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的明钞本。这一新发现当即引起中外关系史专家向达的注意，“因抄一册”，着手研究，并在当年的《禹贡》2卷3、4期合刊上，公布了这两种珍贵的明钞本。向达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校勘明钞；二是补抄日本神田喜一郎辑录的文献资料目录，介绍给中国学界，以为进一步研究之助。 陈诚《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两种明钞本的发现和向达的整理刊布，学术意义是重大的。首先，记录明代陈诚使团西去行程道里的《西域行程记》第一次面世，为陈诚西使路线和明代丝绸之路的去向提供了翔实细微的亲历资料。明代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路线由晦而明，不再是一片空白。其次，明钞《西域番国志》的发现，于传世同书的《明实录》本、《万历野获编》本、《学海类编》本、《丛书集成》本之外，又出现了一个字数远多于传本的繁本。尽管当时还无法考究其版本渊源，但无疑是最接近原貌的足本。不仅可订正传世节本的脱衍、讹误，而且增出西域诸国山川风物民俗的许多新资料，大大丰富了对15世纪西域诸地和中亚诸国的认识，推动了研究的深化。第三，由于这两种明钞本的发展，诸卷所无，足征独到，使中国学者对陈诚及其西使记的研究，一开始就比日本学者站在一个更高的新起点上。 193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由谢国桢主持刊印《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10种，其《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两种，即据新购进明钞本影印。谢国桢为两书分别作跋，介绍明钞版本及相关问题。 国立北平图书馆明钞《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影印本的刊行，不仅与向达整理本有同样的意义，而且为学界提供了明钞本的本来面目。加之该版本通行易得，对深入研究大有裨益。此后，凡治西域史地及中西交通史者，大率依此本为据。 三 此后，由于战争及诸多因素，陈诚及其西使记的研究竟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末，这一研究才重新活跃起来，形成一个研究高潮，直接推动力是陈诚《竹山文集》的重新发现。 陈诚《竹山文集》曾著录于《四库全书》“别集类存目”(《四库全书总目》卷175)，也有明刻本二种、清刻本二种刊行。但岁久传湮，已极为罕见，以至一些学者竟以为此书亡佚，不复见于人间。 据最新调查，正统本、崇祯本二种明刻本《竹山文集》已不存世。国内仅存二种清刻本，一为雍正七年刻本，藏江西省图书馆，今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一为嘉庆二十四年刻本，分藏甘肃省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 《竹山文集》的重新发现，为陈诚家世、生平、交游、仕历及《使西域记》的版本渊源提供了大量新的资料，陈诚研究中隐晦不清、久悬未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由此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陈诚及其西使研究中，最早提出的是与陈诚同行的李暹问题。1936年，谢国桢影印明钞时，以为二书署名的李暹乃中官李达之误，造成陈诚西使及版本作者研究上的一大疑点。1983年，鲁深发表《关于李暹及其西行》(《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一文，根据王鸿绪《明史稿》、焦蚣《国朝献征录》及方志资料，澄清了李暹非李达。陈诚西使，李暹实与其事。 1984年，田卫疆发表《论陈诚出使西域》(《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1、2期合刊)，1985年，薛宗正发表《陈诚及其西域记行诗文》(载《西域史论丛》第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对陈诚西使所历及其著述作了较为系统的评价，并在明代中西交通的大背景下，高度评价了陈诚西使的历史功绩和重大意义。但由于二文未使用《竹山文集》的相关资料，也产生了一些臆断失误。如对陈诚晚年“致仕”原因。薛文仍沿用明沈德符的说法，以为陈诚后期致仕“是政治失意的结果”。由于朝廷赏赐不公，“于是愤而辞官，以亲居终老了”。进而断言，“他(陈诚)之所以遭到罢斥，似乎还同廷谏忤旨，以及同当时朝廷、内廷内部的党派倾轧有着某种关联”。闻见未广发生这些失误是不难理解的。其次，对于陈诚家世、生平事迹、西使活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无新的进展。 最先征引《竹山文集》资料以推进该专题研究的是王继光。1984年，他在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部翻检到嘉庆己卯刻本《竹山文集》，发现了大量新资料，据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986年，王继光在苏州中亚史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陈诚及<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研究》(《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1990年)。这篇长达4万字的论文，首次系统论述了陈诚的家世、生平及一生的主要业绩，探讨了陈诚西使记的传世版本系统、内容、史料价值，并对涉及西域史、中亚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廓清辨析，引起与会学者的兴趣和关注。会议认为此文“以新的观点、新的材料对某些课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填补了空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8期)。此后，王继光又发表了《(西域番国志)版本考略》(《文献》1989年第1期)、《<西域行程记>与别失八里西迁考辩》(《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对陈诚西使记的版本源流及别失八里王国的西迁时间作了进一步考证。 杨富学亦根据《竹山文集》提供的新材料，对陈诚及其西使记进行了一些研究。他的《关于陈诚及其西行的几个问题》(《新疆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援引《竹山文集》中《历官事迹》、《奉使西域复命疏》及有关序跋资料，考证了陈诚的生卒年、陈诚西使的次数、出发地，并对陈诚西使传世的两种著述合署陈诚、李暹提出质疑。他与曾彩堂合著《陈诚史料的新发现》(《新疆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系统评述了陈诚研究中几次大的史料发现，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在陈诚的家乡——江西吉水县高抗下陈家实地调查中，获取了陈诚家谱资料，与《竹山文集》所收《历官事迹》印证研究，陈诚生平行止得到可靠确证。此文还公布了《竹山文集》中所不收的一些陈诚佚诗，可考见陈诚居休后的生活、思想。这些史料新发现对陈诚生平事迹研究，无疑是一大贡献。杨富学的相关研究还有《陈诚<与安南辩明丘温地界书>笺释》(《江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和《陈诚边塞诗论稿》(《兰州学刊》1995年第5期)。 1987年，宁夏人民出版社《西北史地资料丛书》中出版杨建新等人《古西行记选注》一书，内收《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两种，所据之本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本。这是陈诚西使记的第一个注释本，注文虽简，但对该专题研究，仍不失参考价值。 马曼丽、樊保良合著的《古代开拓家西行足迹》(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一书在10位西行旅行家中，亦有陈诚评传一篇。生平事迹参照了《竹山文集》的相关资料，评传从中西文化交流与明初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诸方面，高度评价陈诚其人其书，重点考证了陈诚“西行沿途之史地”，但将《西域行程记》中的别失八里王马哈木误认为是瓦刺顺宁王马哈木，乃一明显失误。 1998—1999年，刘迎胜先后发表《白阿儿忻台及其出使》(叶奕良主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永乐初明与帖木儿帝国的使节往来》(《庆祝王仲翰教授八十五华诞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二文，涉及陈诚西使事迹，二文的最大优势是揭出利用了同一时代的波斯文史料《盖亦速丁游记》等著作，弥补了汉文史料的缺失不足，并在明初亚洲格局的大背景下，清理了永乐时代明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 最近的研究论文是2002年刊于《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十五辑上的张文德《明朝出使中亚帖木儿王朝的使臣》一文，其第三节“陈诚的出使”较为系统地评述了陈诚出使西域的业绩贡献，辨析了一些史料歧异之处，但亦有一些失误。如对陈诚的最后任职，该文订正了晁中辰《明成祖传》、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中“陈诚升为都转运使”之讹，但却发出“《明史稿·陈诚传》称他累官右通政，不知其依据”的疑问，进而推测“或许与曾任通政的李暹混淆”。其实，陈诚晚年曾以“光禄寺右通政”重新起用，事具谈迁《国榷》，王鸿绪《明史稿·陈诚传》即以引为据。 此外，陈诚西使的专题论文还有文颖的《陈诚诗中的西域各城》(《新疆历史研究》1987年2期)，宗兰君的《陈诚与<西域行程记>》(《丝路》1986年1期)，李江的《陈诚出使西域事迹考》(《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12期)、《陈诚与<陈竹山先生文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期)，马骏骐的《陈诚和<西域行程记>》(《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5期)，段海蓉的《谈陈诚的西域纪行诗》(《新疆大学学报》1996年2期)和《再论陈诚的西域纪行诗》(《西域研究》1996年3期)，王继光的《陈诚及其西使记：文献与研究》(《暨南史学》第二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陈诚西使及洪永之间明与帖木儿帝国关系》(《西域研究》2004年1期)、《陈诚家世生平考述》(《西域研究》2005年1期)、《陈诚家世生平续考》(《西域研究》2006年1期)、《<西域番国志>与<明史·西域传>》(《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1期)。于此均作了有益的探讨和深入的考察。 陈诚及其西使记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华书局，1997年7月第一版)的校注本。此书以《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本为底本，由周连宽校注，于1985年完成。但中华书局谢方在1986年的苏州会议上获知《竹山文集》发现的消息后，即约请王继光携《竹山文集》复印本赴京补充校正，并由王继光撰写《关于陈诚西使及其<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作为《代前言》刊于书前。这个校注本广集众本，又以新发现的《竹山文集》本补充校正，应该说是系统完整的最佳版本。尤具参考研究价值的是本书附录分四个专题(该书附录的四个专题资料为：1．陈诚撰有关诗文；2．陈诚李暹传略；3．有关序跋、书录资料；4．西行送行诗文)，辑录了大量相关资料，可为进一步研究之助。 1997年，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刊行《竹山文集》雍正七年(1729年)刻本，张文德据之作《周连宽先生校注本<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拾遗》(《西域研究》2004年3期)，校正了清嘉庆刻本《竹山文集》的一些疏误。 大约与国内新一轮研究高潮同时，甚至更早一些，西方一些汉学家对陈诚西使及明与中亚地区的关系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予以关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学者莫里斯·罗萨比。1970年，莫里斯·罗萨比出版了他的专著《明代中国与哈密和中亚的关系：1404—1513年》(安阿伯，1970年)，涵盖的时代是永乐至正德朝。1975年，又出版了《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中亚》(纽约，1975年)，对明朝及以后与中亚各国各地的双边、多边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1976年，莫里斯·罗萨比又以《明代到亚洲腹地的两位使者》为题(美《通报》，1976年)，专文评价了陈诚出使西域的事迹。1983年，他又将陈诚的《西域番国志》译成英文，刊登在美国的《明史研究》17上。这是陈诚西域著述的第一个英译本，对推进西方学者对陈诚西使及明代西域史研究有重要意义。美国学者研究陈诚的专题论文还有菲里西亚·梅科的《一位15世纪的中国使节在哈烈》(《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93年)。 1998年，俄国学者潘克洛多娃将《西域番国志》、《西域行程记》译为俄文，并加注释刊布。2006年，哈萨克斯坦东方研究所的巴哈提·依加汉博士来华访问时，提到他已将《西域番国志》、《西域行程记》译为哈萨克文，并根据中外文史料，作了注释研究。这样，陈诚的西使记已有了英文、俄文、哈萨克文三种外文译本，使陈诚及其西使记的研究更具国际意义。 四 综观陈诚及其西使记的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中外学者启其开端，经近一个世纪几代学人的搜采耕耘，已取得了长足进展，概而言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认识理念的进步。清人对陈诚及其西使记的认识受传统理学的禁锢，囿于当时的学术氛围，一直沉陷于无知境地，其集中表现是清代“汉学家大本营”的四库馆对陈诚西使记及《竹山文集》的不屑一顾，不仅只列于存目，且提要多昏聩讥讽之言。但自神田喜一郎、满井隆行、向达、谢国桢、张星烺诸前辈以来，学界已逐渐认识到陈诚西使是15世纪中西交通史上的一大盛事，堪称姊妹篇的《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一记行程道里，一叙山川风物，是明代唯一亲历西域的实况记录，是明代洪永时代积极开放的外交政策的产物。正是这一认识理念的飞跃，引发了学者们的强烈兴趣和广泛关注，形成专题研究的态势，从而使之步步深入。 2．陈诚生平事迹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清修《明史》，不为陈诚立传。其生平事迹仅见于王鸿绪《明史稿》(《明史稿·列传23》)及江西的几种方志(主要有康熙、雍正、乾隆、光绪《江西通志》，万历、顺治、康熙、乾隆、道光《吉安府志》，康熙、乾隆、道光《庐陵县志》等)。大多辗转相抄，失于简略。且内容主要述其使西域史实，至于陈诚的家世、仕履、生平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扑朔迷离，一向不得其详，猜测臆断，亦复不少。但经学者们爬梳搜求，索隐钩沉，重新发现陈诚《竹山文集》、陈诚家谱资料后，陈诚的祖籍、家世、生卒、登科、仕宦、交流、谪戍北平良乡、予修《永乐大典》、一使安南、三使西域、家居赋闲、晚年起用等生平活动，均一一浮现出来，由知之甚少到基本理清，取得了重大突破。 3．廓清了陈诚西使记的版本系统。陈诚传世的使西域著作两种，一是记行程道里的《西域行程记》，一是叙山川风物的《西域番国志》。前书一直以明钞流传，版本无歧异；后书则有繁本(6000余字)、简本(2000余字)两个系统(繁本系统有《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本、《豫恕堂丛书》本、《竹山文集》本。简本系统有：《明实录》本、《万历野获编》本、《学海类编》本、《丛书集成》本)。经比勘研究，繁本系统源自陈诚家藏本，即《竹山文集》本。简本系统则出自《明实录》，是陈诚使西域报告的节抄本。最具学术价值的应是《竹山文集》本，不仅保存了陈诚使西域报告的原貌，且有陈诚赋闲家居后的补遗及大量陈诚生平交游史料。《西域番国志》版本系统的整理廓清，不仅在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上有其价值，而且为中亚史、西域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翔实的史料和可靠的依据。 4．陈诚西使记的文献价值得以充分发掘利用。与汉唐丝绸之路研究相比，明代丝绸之路研究一直处于沉寂态势。这一方面是因为海路交通兴起，陆路交通的地位、作用日渐下降，远不如前。另一方面，资料的阙略也是一个因素。陈诚《西域行程记》按日计程，是明代中西交通的亲历记录，也是明代仅见的丝绸之路行记，填补了明代丝绸之路记载的空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西域番国志》于西域诸国山川风物的描绘记载，涉及到当时西域各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蕴含着极丰富的社会内容，陈诚西使所历西域诸国诸地的方位、疆域、山川、形势、居民、隶属、沿革、古迹、建筑、气候、物产、贸易、货币、税收、衡器、宗教、语言、文字、民俗，等等，都有详细记载。尤其对中亚帖木儿帝国的记载，其细致、翔实是同时代其他著作所不能替代的。多年来，学界正是凭借陈诚西使记的亲历记录，推进了若干专题的研究和探讨，其文献价值还在不断认识之中。学术研究前疏后密，势所必然，陈诚西使记文献价值的进一步发掘利用，还有待时日。 5．加深了对明初积极开放外交政策的反思和再认识。明代的外交政策，立国之初的洪永之际，是积极开放的，颇有点承蒙元之余绪的势头。显示出一个新生政权的勃勃生机。削平群雄、混一海内的朱元璋，是踌躇满志的，急于向世界宣告大明新王朝的创立，缔造出一个“四夷宾服、万方来朝”的万世基业；“靖难”上台的朱棣，总有挥之不去的“建文”情结，不惜四方遣使，“耀兵异域”，树立大明天子的恩德权威，稳固其“正统”地位。虽然出自不同的政治目的与心态，表现在外交政策上都有积极开放的姿态。是故四处遣使，联络不绝，造成明初半个世纪开放外交政策的格局。这种积极开放、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无疑加强了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但从实质上讲，这一外交政策的基石，既非骑马游牧民族的征伐进取精神，也非近代西方商人扩大海外贸易市场的经济意识，而是“四夷众卑而承一尊”的狂妄、偏执帝王心态。明太祖立国时就讲，“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明太祖实录》卷68)。以后，又在《皇明祖训》中谆谆告诫后世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之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皇明祖训·箴戒》)。列朝鲜、日本、安南等为“不征之国”。成熟的外交方略背后，透出的是封建大国中心论调。至于从侄子建文手中夺取了皇位的明成祖，总是心怀疑虑，始终为建文“逃遁”所困扰，遣使四方，几于上穷碧落下黄泉。出于高度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意图，明太祖、成祖父子两代的外交与民族政策深深地打上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印记，是他们国内政策的延续。其一是纳经济贸易于政治轨道，以“朝贡”形成官方垄断，“禁约下人私通外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明太祖实录》卷139)，严禁民间交流及经济往来，形成有明一代“惟不通商，而止通贡”(《续文献通考》卷53)的怪圈；其二，满足于四夷宾服、万方来朝的愚昧虚骄，违反贸易的等价交换原则，“宁厚无薄”(《明太祖实录》卷62)，厚赐来贡，以至“外夷”、“内番”频频“违例朝贡”，造成政府经济上的沉重负担。 历史是一面镜子，映照或折射出的图像是五光十色、千奇百怪的。明初积极开放的外交政策及为其子孙后世奠定的祖宗成法，透视出封建专制主义的种种弊端，其对历史发展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从陈诚西使的使命中可以得到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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