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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元年（1821）七月初二，刑部汉尚书韩崶（fēng）到部坐堂，有直隶司的首席满官——掌印郎中舒通阿持案稿上堂，请他批示意见。舒通阿上报的是一件命案：宛平县民妇李刘氏，在都察院控告当地富户傅大指使伙计武三，将其夫李大打死，宛平县不为究办。都察院将此案移交刑部，抽签分到直隶司审理。舒通阿向韩尚书表示，现在案子司内已经审讯明白，李大确系被武三殴打后重伤不治，当时傅大并未在场，与李大之死毫无干系，村邻王刘氏愿意做证。虽然死者李大之妻李刘氏仍然不服审断，但刑部仍可行文顺天府转饬该县，强令她到县衙领取棺材，将死者下葬。 韩崶是当朝首屈一指的律学名家、断案老手。他只简要听了舒通阿的汇报，就心生疑惑。按照刑部的惯常做法，命案必须审结以后才能令死者亲属领棺收尸，断断没有案情未清，就催着领棺材埋人的道理。此外，直隶司有满汉司官多人，此案事关人命，何以只有舒通阿一人上堂回话？想到这儿，韩崶慎重起见，当场拒绝画稿，将舒通阿的呈文驳回，令其再审。 果然，没过多久，直隶司的首席汉官——主稿司官梁恩照，就愤愤然向韩崶面禀，抱怨舒通阿办理此案独断专行，不但不将被告傅大收押，还不认真审讯，本司其他官员有不同意见，他也拒不听取，恐怕其中存私舞弊，请部堂另行派员审理。韩崶当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马上与管部大学士戴均元、满尚书那彦成商议，将此案改交刑部贵州司审理，并派部内以精明强干著称的秋审处司官，前往贵州司会审。 从上下其手到真相大白复审官员接手此案后不久，便查出实情：被告傅大家境富裕，在本县有祖坟一座，傅大想让住在坟地旁边的李大为其看坟，于是派自家伙计武三向李大说明，并许给地五亩、房三间，李大含糊应允。 道光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傅大、武三与李大在村口路遇，李大称，需再加五亩地，才去看坟。见李大反悔，武三怒不可遏，揪住李大扭打起来，又在傅大的怂恿下，就地捡起一石块，打破自己的额头，打算栽赃到李大头上。李大见势要跑，傅大命武三将李大追回。武三一路追去，连殴几下，李大站立不稳，向前一扑，狠狠跌倒在地，当场死亡。 傅大恐怕干犯重罪，央求武三到官后一人顶罪，将自己开脱出来，并许诺日后照看其家属。武三答应。傅大又找到李大的妻子李刘氏行贿说和，许给李刘氏京钱五百吊，地三十亩，求她到官后不要供出自己，但被李刘氏拒绝。很快，地保将命案呈报到宛平县衙。傅大赶忙托宛平县公差花京钱三百吊，买通了宛平县的刑书、仵作，又贿赂目击人王刘氏替自己做伪证。 三月初一，知县前往验尸。仵作范志见李大尸身鼻窍有食物，大小便失禁，又因先前收了贿赂，便将李大身上致命的左耳近上拳伤及左右腿磕碰伤，都隐匿不报，只喝报说“内损身死”。李大之妻李刘氏不服，次日再验，仵作仍报伤如前，知县因其所报与《洗冤录》内“内损”情形相符，遂定为内损身死，李大耳根等处的伤势仍未验明。 李刘氏不服，于三月十二日到都察院呈控。都察院将此案咨回顺天府，改交宛平的邻县大兴审办。大兴县差役马亮是傅大的至亲，遂从中作梗，使审期一再拖延。李刘氏无奈，再次到都察院呈控，都察院遂将此案送到国家最高级的法司衙门——刑部审理。 复审结果与舒通阿所报出入如此之大，令韩崶等刑部堂官大为吃惊。寻常一桩命案官司，身为刑部直隶司掌印的舒通阿，竟然刻意不按程序办理，接案后既不将主使正凶傅大收监，又强令家属买棺结案，内中必有隐情。韩崶等人马上下令，命复审官员昼夜熬审原案人员及刑部直隶司办案书吏，务必问明内中情弊。 熬审过程中，傅大拒不招供，但直隶司书吏王黼（fǔ）荣却供认，傅大到案时，曾有本部云南司主事兴贵向自己行贿，委托照应傅大。复审官员以此为突破口，再审傅大，傅大见王黼荣招出兴贵，也只好承认与兴贵一家是世交，此前通过自己嘱托直隶司书吏照顾属实，但对于如何买通舒通阿一事，仍不承认。 韩崶等人于是上奏请旨，将本部司官舒通阿、兴贵一并革职，严加审讯。案件既经上奏，就变成了重大钦案。在道光帝的支持下，刑部从兴贵、舒通阿二人入手，再次系统审理了这件原本情节简单，但牵扯进朝廷官员的大案。 事实上，当年五月中旬，傅大听说案子已移交刑部，即欲在刑部内打点。可如何能与刑部大员攀上关系呢？他想起了自家世交——兵部侍郎哈丰阿。傅大当即面见哈丰阿，求其转托在刑部云南司当主事的儿子兴贵打个招呼。哈丰阿念及交情，就答应下来。 然而，哈丰阿与刑部直隶司掌印司官舒通阿并不认识，难以讲话。兴贵年轻初来，也难与隔着司的资深掌印交谈。琢磨多日，哈丰阿忽然想起，自己在兵部的下属郎中庆恩在调到兵部以前，常年在刑部任职，应该与舒通阿熟悉。不过，庆恩刚到兵部不久，自己虽然是长官，也不便直接向其说情，遂叫来庆恩之弟、也在兵部任职的员外郎庆志，说自己的世交傅大因为武三命案被谎告拖累，现在刑部直隶司审办，让他告知庆恩，如果认识直隶司掌印舒通阿，就求其帮忙照应，早日结案。 庆志回家向庆恩告知，庆恩遇到舒通阿后，又照哈丰阿之意说明。舒通阿当即答复：此案正在提取文卷，傅大尚未移送刑部。 几日后，傅大到案，与王刘氏等人串供，一起声明自己确实不在伤人现场。因有庆恩之言在先，哈丰阿也并未将傅大收禁刑部监狱，而是仍交回大兴县收押。至此，傅大、武三等都已画供，惟李刘氏仍坚称其夫尸身有伤，原验不实。舒通阿随即缮写稿片禀告堂官，请求下达文书给顺天府转饬大兴县，下令受害人亲属领棺结案。 这边，唯恐单走舒通阿的路子不够，哈丰阿又命其子兴贵在刑部活动，托刑部云南司皂役胡泳兴，由其向直隶司书吏王黼堂等人嘱托，并令傅大给胡泳兴京钱二百吊用作打点。此后，兴贵探知舒通阿并未将傅大收禁，且未向自己索贿，遂起意敲诈，屡次向傅大声称，舒通阿帮了大忙，必须重重酬谢。事实上，傅大先后送来的京钱六百吊都由兴贵私吞，舒通阿并未见到贿赂。 刑部将涉案诸人按律定罪，请旨定夺。道光帝下旨，主犯傅大依威力主使他人殴打而致死，拟绞监候，秋后处决。武三为从犯，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涉案人中职位最高的兵部侍郎哈丰阿，道光帝对其恨憎至极，痛斥他身为二品高官，结交傅大这样的市井无赖，已经廉耻丧尽，居然还让儿子辗转向刑部承审官员求情，实属辜恩负职，理当严办。于是下旨将哈丰阿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其子兴贵也随父一并发往新疆。 主审此案、徇私枉法的刑部郎中舒通阿，按律虽然只应在主犯傅大绞罪上减二等，断为杖一百、徒三年。但因其身为刑部承审命案官员，竟敢瞻徇别部大员情面，险些令正凶漏网，理应从重治罪，请旨发伊犁效力赎罪。 至于兵部员外郎庆志，听从本部堂官哈丰阿指使，通过其兄庆恩转向舒通阿请托，兄弟二人均属有罪，现在庆恩已经革职，念庆志情节稍轻，可免予革职，开复原官。此外，宛平、大兴、刑部收受贿赂的书吏、衙役，均按律定以徒、杖等罪。宛平知县受仵作蒙蔽，断案不实，也被交吏部议处。 司法中的人情难却一场惊动御座的大案就这样尘埃落定。放开傅大、武三这两个倚仗财势、杀人行贿的无赖不说，单看涉案的几名官员，除了受贿说情的兴贵，其他如哈丰阿、舒通阿，以及庆恩、庆志兄弟，都并未收受贿赂，只是碍于人情，就不问缘由，帮助傅大压和命案，最终牵连在内，或遣戍或罢官。 碍于人情，是清代司法舞弊中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在许多惊天大案里，真正收受贿赂的官员并不多，大都是囿于亲戚、同乡、科举同年、官场同僚等千丝万缕的人情关系，而陷入其中。这是传统中国人情社会的写照。 一般而言，这类碍于人情造成的司法舞弊，更多的是体现在地方基层政权当中。一方面，地理范围越小，范围内的人与事利益关系就越大。以州县为例，虽然官员是外来的流官，但衙门里的书吏、衙役都是本地人，与原被告双方容易产生利益关系，从而干涉、左右案情；另一方面，品级相近、关系相熟的官员容易通融枉法，而品级悬殊、交往较少的官员，彼此间坚持原则的可能性更大。 因此，相对而言，高居中央的刑部，地位要超脱一些。首先，刑部地处京城，与各省路途遥远，以当时的交通通讯状况，较难和各级地方法司串通。其次，刑部官员与地方法司的考绩追求完全相反。清代议处制度设计的连带性过强，容易造成地方官内部上下遮掩，官官相护。比如命盗案件疏防处分，除处分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州县官及当地绿营武官外，向上要一直连带处分到知府、道员和绿营副将。是以州县官讳盗，即便被上司发觉，也未必肯于揭发。相对于地方官，刑部官员在处理咨题奏案时，受到处分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从雍正末年起，刑部司官如果将情节不实的错案驳改，还可以获得纪录两次的奖励。这与地方官妥办刑案是职责分内，一有出入即遭议处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此案原被告双方都生活在北京城的附郭县——宛平，其中一方又是本地大户，这是刑部官员也被牵扯其中，成为傅大等人贿买对象的重要原因。 另外，傅大虽然并不直接认识本案的审讯者舒通阿，但却与一位满洲高官——兵部侍郎阿哈丰相熟。满人，特别是其中上层多居京，相互之间有密切的婚姻圈联系。他们进入官场后，也和传统的汉人士大夫一样，通过科举同年、官场同僚等仕宦关系相互熟识。因此，相对于汉族京官群体，满洲京官在婚与仕的双重作用下，人情联系更加紧密，此案中的哈丰阿，作为一个与案件审理毫无干系的兵部侍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转托多人，实现了为傅大说请的目的。幸而最终遇到与这个人情圈毫无关涉、又肯秉公办事的刑部侍郎韩崶，案件真相才得以大白。 刑部的纠错机制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清代刑部的“纠错”机制还有颇多可以借鉴之处。 首先，嘉庆以后，刑部各司形成满洲掌印、汉人主稿并重的局面。本司的重要事务，都要由掌印、主稿商量处理，如果有人试图打破这种局面，就会被视为“专擅”，乃至另有隐情。本案舒通阿是直隶司掌印，该司的“一把手”。按照刑部各司稿案呈堂的程序，掌印用印钥换回司印，加盖在文稿上，是回堂前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果掌印本人有作稿回堂的能力，为人专横，罔顾同司官员的意见，就可以做到独断专行。各司另设主稿司官之后，虽然掌印在体制上仍然具有司内最高地位，但主稿的汉官通常在业务能力上更胜一筹，二者形成势均力敌的格局，可以相互制衡，类似舒通阿案这样的情弊才有机会被及时发现纠正。 此外，到了嘉庆年间，刑部的法律专业化程度已经非常之高，每天坐堂主理部务的“当家堂官”，尤系经历内外的资深法学专家。比如首先揭发此案的尚书韩崶，从二十岁起就在刑部任职，升任知府、按察使等地方官，不数年而回任刑部侍郎，为官五十余载，绝大多数时间都从事断狱问刑的司法工作。韩崶办案犹以逻辑严密著称，在他从刑部司官外放知府时，管理刑部事务的大学士阿桂与他执手告别，曾感慨：“部中作稿尚有丝丝入扣如君者乎！”（韩崶《韩桂舲先生自订年谱》）这样资深的阅历、严谨的性格，使韩崶虽然仅是个汉尚书，但在刑部内却具有绝对的权威，就连排位在他之上的管部大学士戴均元、满尚书那彦成，在政务方面都唯他马首是瞻。因此，此案虽事涉满人大员，但部内满官亦不能稍有掣肘。 在清朝中后期人的眼中，刑部已成为行政效率高、专业化程度高的代名词。如清人将刑部秋审处官员、河道官员（河务）、久任边疆（边才）的官员并称为“专家学”，即有今人所谓“技术官僚”之意。又如“六部诸曹司事权皆在胥吏，曹郎第主呈稿画诺而已，惟刑部事非胥吏所能为，故曹郎尚能举其职”（徐珂《清稗类钞》）。本案即是刑部自身纠错能力的一个典型证明，可为时人的褒奖之语做一注脚。 作者简介 郑小悠，女，1987年生。历史学博士，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馆员，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