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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江：国家、民族与疆域——如何研究中国古代疆域史 一 近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相继组织编撰了两部颇有影响力的疆域史著作，一部是林荣贵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一部是吕一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两部大著在内容上相互衔接，而且也在同一年问世。两书可以说是体大思精的皇皇巨著，代表着当今中国学界疆域史研究的水准。 就个人而言，我对这两项成果抱有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是代表性。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中国边疆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历代学人辈出，成果蔚为大观。但仔细分析，传统边疆学实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舆地学，一是“四夷”研究，成果也多体现在这两个方面。特别是舆地学，侧重舆图和山水分布走向研究。近代学科体系建立后，舆地学变身为地理学，“四夷”研究则进化为民族学以及边疆民族史学。这一格局迄今未改，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边疆区域与主要少数民族分布在时空上是重叠和一体的。现代意义上的疆域史研究与中国转型为现代国家的背景相联系，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内忧外患的伤心际遇刺激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疆域历史变迁的宏观综论的史著。包括苏演存《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1916年)、葛绥成《中国边疆沿革考》(1926年)和《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1931年)、顾颉刚和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1938年)、夏威《中国疆域拓展史》(1941年)、蒋君章《中国边疆史》(1944年)、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1946年)等。这些著作均秉承“史料即史学”的观念，在史料上主要依据传统“二十四史”中的相关材料连缀成篇，虽然勾画了历史上王朝疆域变迁的图景，但限于旧的史观，少有涉及疆域形成和变迁规律方面的理论探讨。这些著作中以《中国疆域沿革史》论述最为详尽，影响也最大。其后，随着时局动荡，两岸分治，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也分道扬镳。在大陆地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政治条件和外交政策的限制，边政和疆域问题成为学术禁区，只有个别领域如历史地图研究在历史地理学科内得到了发展。70年代，近代疆界研究得到解禁，但疆域史研究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全面复苏，标志之一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设立。其后10年间，相关研究仍以边疆民族历史和地理为多，直到1995年才出现了第一部刘宏煊的《中国疆域史》(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虽是个人成果，但作为其理论基点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则是学术界研讨多年形成的共识。该书提出的疆域形成五阶段说，本质上也还是学界主流的“四阶段论”。[1]最近10余年来，疆域史领域呈现出丰收景象。标志性的成果，一是1999年开始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边疆通史丛书》(包括《中国边疆经略史》、《东北通史》、《北疆通史》、《西域通史》、《西藏通史》、《西南通史》、《中国海疆通史》)，二是上述2007年问世的两部疆域史著作。两相比较，前者侧重边政制度和民族视角，因为研究积累雄厚，易于蒇事;后者侧重地理沿革，难度更大，代表着疆域史研究的新高度。 二是精品意识与合作精神。这是应该特别提及的。近20年来，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学术界出现了价值观的混乱，整体呈现出功利倾向。学术、项目、成果，都与职称、评奖、荣誉相关，从而最终都与“孔方兄”连在一起。数量至上必然引导速度第一，粗制滥造屡见不鲜。令人欣慰的是，两书的主编都是治学严谨、学养深厚的专家。在他们的垂范下，课题组全体成员孜孜矻矻， 20年专注于一项研究、一部著作，若没有精益求精的精品意识和对学问的敬畏之心，是不可想象的，令人钦敬。撰写者之间的合作精神在今天更是令人称道。研究团队多达20人，都是研究有素的专家。他们散处各地，各有专攻，却能往复切磋，合作攻关，这与当下师生之间、同行同事之间不时爆出的反目、攻讦，适成鲜明的对比。 三是理论上的继承与创新。理论上的继承和创新可以概括为:体系完整、内容丰富、观点鲜明、论证充分。《中国古代疆域史》坚持理论指导思想上的“一条主线”，即中国古代疆域史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酝酿、形成和发展的疆域史。为了划清与“中原王朝疆域论”的界限，作者从类型和层次的角度提出了历史时期中国疆域的特点问题，并着力做了探讨。认为历史上中国疆域有多种类型，如统一王朝疆域、分立王朝疆域、内外各族中小政权疆域和分散民族地区等。层次则包括直接辖区和特别(羁縻)辖区。此外，在古代疆域形成分期、形成方式、统一与分裂的关系诸问题上，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在古代疆域形成方式问题上，传统的看法有“今日中国疆域上溯说”和“盛清疆域上溯下续说”，作者认为均非首选，进而提出今日中国疆域是200万年以来“疆域由自然形态向政治形态，由古代向近现代发展”的结果。对此，我是赞同的。考古界在20年前已经得出结论，远在新石器时代国家还在萌芽时期，今日中国境内的各个文明已经形成了“满天星斗”态势，并逐渐呈现出向中原汇聚的趋势，为三代以后“华夷五方”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二 任何研究成果都是阶段性的，都有不断完善和推进的余地。具体到中国疆域这一课题，我认为至少存在着如下应该进一步阐述的问题。 一是影响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变动的因素。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是汉族与边疆民族的关系。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历史上统一与分裂交织。古人讲，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种说法当然不科学，完全没看到这种形势上的循环在实质推动着“多元一体”的趋势。对此，《中国古代疆域史》的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实质性分裂”的看法，如何理解这个貌似矛盾的提法?我以为，政治上的分裂并没有割断文化上的联系。政治上是对峙的，但文化上则仍然血脉相连。华夏文明的强大吸引力决定着政治上的“分久必合”，其内在的逻辑是文明的维系高于政治上的分合，前者比后者更重要。我们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应回避分裂时期，但即使是分裂时期也是多民族国家。南北朝不必说，宋、辽、金、西夏也都是多民族国家。统一时期彼此交流，战争甚至掳掠在本质上也是文明间沟通、交流的方式。应该重视对文明维系机制的研究。其二，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领土、疆域观念。中原王朝和边疆民族政权基于不同的民族或族群，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对土地的依存关系不同，所以对土地的观念也不同。比较而言，农耕文明更重视疆界;而游牧文明则疆界意识淡薄，这自然会影响其疆域观念、领土观念，进而影响到其对疆土的管理体制。历史上各边疆民族政权也有自己的“边陲”地带(如17、18世纪的准噶尔王国、西藏地方政权都有自己的藩属)，并入大一统王朝后如何处理，应该关注。其三，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的疆域界限。政治上的疆界，即各政权实际的管辖范围，屡有变动，这是容易观察的。我们还应注意文化(文明)的疆界，注意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的扩展与收缩，因为其对外围地区有重要的影响。汉朝、元朝对朝鲜半岛，汉朝、明朝对安南，都是显例。其四，大一统观念汉族统治者有，边疆民族统治者也有。这一点应该充分重视。 二是明确在疆域发展中各个文明、各民族的历史作用。毋庸置疑，今天的中国疆域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各民族在疆域形成中的作用也不应等量齐观。客观地说，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是缔造疆域的主体，大体上，唐以前汉族的作用大，唐以后则是北方民族功绩多。雍正帝曾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2]评价是较为客观的。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值得我们研究并加以解明。 三是重视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获取有益的营养。现代学术的一大特点就是无国界。由于历史传统，西方学界对中国边疆民族研究始终保持着浓厚兴趣，对中国的疆域研究也非常关注。以往由于政治原因和立场不同，中国与西方学者在该领域多有因误解引起的交锋，甚至画地为牢。由于对古代中国定义上的不确定性，中国古代疆域的概念也成为争议对象。推究起来，这种误解主要是由于双方的国家、民族观念不同，本质上还是中、西国家传统不同造成的。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而西方国家则多是单一民族国家。不过，双方依然存在着共性，那就是国家是建立在特定的民族共同体之上的政治实体，疆域则是国家的现实基础和基本要素，三者是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应该在此基础上讨论古代中国的国家和疆域特点，以求得共识。 近年来西方的一些研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首先是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理论”。吉登斯著有《民族—国家与暴力》，[3]提出了著名的“民族—国家理论”。按照他的分类，有三种类型国家: (1)传统国家。包括城邦、封建国家和官僚帝国。主要特征是阶级分化、城乡分化(政府控制力只在城市，不及乡村)、国家不具备军事力量垄断权等。在疆域上的表现是国家只有边陲而无疆界。(2)绝对主义国家。16—17世纪出现于欧洲，是由大型帝国蜕变的分立国家，如英、法、德等帝国。主要特征是主权观念出现、法律成为全民规范及国与国之间的“自然边陲”被定义为疆界等。(3)现代民族国家。19世纪初出现，以工业化为基础和特征，全部社会资源均由国家掌控。主要特征是高度统一、主权型、全民型国家。领土边界明确，国界作为主权的分割线，必须获得与之相关的所有国家的一致同意。在这一理论中，中华帝国被划入传统国家形态。无疑，这一理论是基于欧洲的历史经验，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已有学者指出，在18世纪以前，中国的“现代性”已有显著增长，远高于同期欧洲的国家，是最为接近前现代化的国家。[4]按照这一理论，至迟，明清时代中国与邻国已经确立了以“自然边陲”为基础的疆界，不过国家统治者的领土和主权意识并不强。但不容怀疑，这一理论已经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影响。应该说，这一理论给予了我们新的启发。 第一，提示我们注意国家形态(类型)变化对疆域演变的意义。至少，唐以前的帝国边疆确实具有浓厚的“边陲”特征，处于“治”与“不治”之间的羁縻状态。第二，对我们理解从传统疆域的“自然边陲”到近代的主权明晰边界的转变有重要意义。对我们进一步研究传统习惯边界的特征，如重视边界的自然属性、处理边界争议时重视人而轻视地等，都有启发作用。 其次，应该关注美国学者开创的人类学视角的边疆研究，他们试图通过研究游牧社会来弥补中国边疆史研究中“中国性”过多的缺陷。巴菲尔德(Thomas J·Barfield)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5]一书是其中代表性作品。“此书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内游牧帝国和中国的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国与这些帝国的关系做了贯通性的研究。”[6]作者讨论的是两个社会全景式的互动，当然不仅限于边界问题，但边界仍然是核心问题之一。虽然我不同意作者将“中国”与“蒙古帝国”简单加以对立和过于强调游牧社会的独特性、抹杀其与中原之间“物质依赖”之外的联系的看法，但在重视两个社会互动对疆域发展的影响上并无异议。此书已经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认为此书是美国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7] [1] 详见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2]《清世宗实录》,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条。 [3] 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4] 参见[美]罗兹曼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5]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B. Blackwell，1989。 [6] 袁剑:《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读书》2009年第4期。 [7] 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年5月25日。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