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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阿祥（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 国号者，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前，自来就是家天下的标志，且逐渐成为天命所钟、历数所在、万民拥戴的象征，乃至国家政治文化的符号。本文阐释大元、大清国号①的来源与取义，分析这两个国号定立的政治思想背景与历史文化传统。大元、大清国号的地位既高，影响也相当广泛、持久，它们是中国封建时代晚期的典型国号与代表国号。 一、关于忽必烈所颁《建国号诏》 1279年二月，随着残宋国祚的断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非汉族作为统治民族的全国性政权，由此建立，“大元”即这一政权的国号。“大元”国号起用于1271年十一月②，宣布这一国号的是忽必烈所颁发的《建国号诏》（详见《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八年十一月乙亥条）。 这一篇煌煌文献，列举了以“大元”为国号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与大略的过程，据以分析，并参证其它史料，可得如下认识： 其一，蒙古此次建国号的基本思路，是“以义而制称”，以“美名”来接续历代中原王朝的正统。按以美名为国号，本是东汉《白虎通德论·号》以来所主张的正统思想，所谓“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号以表功，自克明易姓为子孙制也”，便是这层意思，唐为荡、虞为乐、夏为大、殷为中，也都是《白虎通德论·号》所作出的附会解释。以忽必烈《建国号诏》与《白虎通德论·号》对读，其理论上的承续关系一目了然；然则大元国号的定立，正表明了蒙古大汗政权接受“古制”———汉文化的一个方面，及其通过采用汉式国号、以赢取中原正统的政治与文化企图。 “以义而制称”的大元国号，还有着现实的作用。朱希祖指出：“蒙古崛起沙漠，而其统一中国，乃定国号曰元，消除地方及种族之色彩，使异国异族之人，失其外族并吞之观念，此最为当时之妙用也。”（朱希祖《后金国汗姓氏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上册，1933年版） 其二，忽必烈定国号大元，与他所宠任的刘秉忠、王恽等“耆宿诣庭，奏章申请”分不开。王恽《乌台笔补》“建国号事状”条云： 伏见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首建国号，以明肇基之始。方今元虽纪而号未立，盖未有举行之者，是大阙然。钦惟圣朝统接三五，以堂堂数万里之区宇，垂六十年大号未建，何以威仰万方，昭示后世？愚以谓国之称宜下公卿大臣及五品以上官集议阙下，则天下幸甚！ 按“方今元虽纪而号未立”者，“元虽纪”指1260年三月忽必烈即汗位后，随即于五月建元“中统”（1264年八月又改元“至元”）。虽然在汉族的历史上，建元也是开国的头等大事，但对于蒙古民族而言，更为前所未有的创举。至于“号未立”，盖王恽视“大蒙古国”、“大朝”为非正式国号，恽所希望集议建立者，乃是符合历代中原王朝传统的汉式国号以冀使“圣朝统接”三皇五帝一类的中国“有天下之君”。又“公卿大臣及五品以上官集议”之情形，虽难详考，而据《元史·刘秉忠传》至元“八年，奏建国号曰大元”，则忽必烈最早信用的汉人幕僚刘秉忠，是献议以“大元”为国号的关键人物。 在建国号这件事上，不可不提者还有徒单公履。公履女真族，获嘉人。金末登进士第，仕元至翰林侍讲学士。公履秉性纯孝，博学多闻，善于辩论忽必烈所颁发的《建国号诏》，即出自公履之手。 要之，汉臣王恽请建国号，汉臣刘秉忠奏号大元，汉化女真人徒单公履受命拟诏，于是乃有新的汉式国号“大元”。 其三，《建国号诏》“体仁之要”、“道协天人”云云，反映了蒙古从“马上取天下”的游牧国家到“不可以马上治”的中原王朝的转变；大元国号的确立则可以认作此种转变完成的标志之一。按1260年四月，忽必烈颁布了即位诏。诏书指出：成吉思汗创业以来的%$余年，“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建极体元，与民更始。”以此为指导，早在继承汗位前即长驻汉地、主管漠南汉地军政诸事的忽必烈遂更加激进地推行汉法。建立年号、国号，为皇室先人奉上庙号，也是忽必烈以汉法治中原的重要措施：寓有“中原正统”之意的“中统”年号创立于1260年五月，1264年八月，又改年号“至元”；1265年为成吉思汗奉上庙号太祖，次年又上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及生父睿宗（拖雷）庙号；1271年建国号大元。至此，蒙古大汗政权全面采取了汉族的建号模式，“反映着蒙古从游牧国家到中原王朝转变的完成”（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汉学研究》1985年第3卷第1期）。 二、“大哉乾元”：大元国号释义 关于大元国号的“以义而制称”，上引《建国号诏》有明确的说明：“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考《易·乾卦》： 乾，元亨利贞。……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 是“元”为乾卦“元亨利贞”四德之首，万物的生长都藉“元”开始，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然则元的这层意思，与蒙古民族敬天的习俗十分吻合!，又与忽必烈《建国号诏》所宣称的“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协调一致。取义如此，“大元”国号就不仅能为敬天的蒙古民族所接受，也成为忽必烈实行汉化的文化标志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元”字还有其它诸多美意。如由元字本义为人头（首）引申，元有“开始”的意思，《说文解字》：“元，始也；”由《易·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元有“善良”的意思；《易·乾卦》“大哉乾元”云云，元又有“大”的意思，甚至可以认为本义就是“大”；然则本来就精习《易经》的刘秉忠建议国号时，当考虑到了“元”字此义。“元”有“大”义，据忽必烈《建国号诏》也可看出：“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振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的确，当1271年定立国号大元时，蒙古大汗之国，已有蒙古本部、西夏、金、大理、吐蕃等五大区域及西辽、南宋部分地。而以此等泱泱大国，“称义”而定“鸿名”，“大元”可谓名副其实。取义于“大”的“元”，与此前的“大蒙古国”、“大朝”又有联系，能够衔接。《经世大典·序录》： 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盖闻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号而为“大元”也，以为昔之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 是则蒙古大汗的三个汉文国号，竟一脉相承，且做的都是“大”字的文章！“元”也是“大”，只不过较“大”更富文彩，更加有典有据而已。 其实还不独“大元”国号，若世祖忽必烈之年号至元，成宗铁穆耳之年号元贞、大德，武宗海山之年号至大，也都与《易·乾卦》“元亨利贞”四德及“大”之意义有关。这样看来，立国中原后的蒙古大汗政权，不仅国家建号制度（如年号、庙号、国号）全面采取了汉族的模式、汉语的称谓，其年号、国号的取义，还多与汉民族传统儒家经典《易》有关。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列《易》为《六经》第一，宋代理学家又以《易》居《十三经》之首；又《易经》开卷，便是“乾，元亨利贞”。蒙古自忽必烈时代起，便不再是草原游牧国家，而是中原正统王朝，由此也可见一斑。 三、由“金”而“大清” “大清”是继“大元”之后又一个由非汉族作为统治民族的全国性政权。这一政权的前身，是出现在大明东北地区的“金”国。金国的创建者努尔哈赤，1616年正月初一，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国号“aisin”，汉译“金”。作为全女真的英主，努尔哈赤定国号为“金”，无疑与历史上的女真金国有关。早在500年前的1115年，统领女真族的完颜部酋长阿骨打立国号为“金”。金1125年灭辽，1127年灭宋（北宋），成就了女真族前所未有的一番伟业，“金”立国且120年。然则是时的努尔哈赤，正自视为其族的先世伟人阿骨打，其国也正可视作女真金国的复兴。在《旧满洲档》中，即多次称呼12至13世纪的金朝为“我们金国”、“我们先朝金国”，并尊完颜金国诸帝为先帝。又“金”作为女真族文化传统与政治认同的象征，努尔哈赤重新启用，意图自然十分明显：对内，“金”是女真政治与民族共同体的鲜明标帜，足以团结与安抚被征服的女真各部；对外，则向大明宣示了努尔哈赤振兴祖业、独立建国的追求与目标。 以对外的这种追求与目标为出发点，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兴兵反明。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逝世。九月，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登上金国汗位，尊号淑勒汗（sure han），汉译天聪汗。 天聪汗皇太极雄才大略，力求开创崭新的局面。经过十年的努力，1636年四月十一日，在满、汉、蒙文臣武将的“合辞劝进”下，皇太极在盛京举行登极大典，“建国号曰大清”。皇太极定立国号“大清”，同时意味着摒弃了“金”国号；而“金”国号的摒弃，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皇太极之采纳汉文明。 如上所述，在努尔哈赤创业的过程中，金国号应该发挥过作用。然而，随着金国所征服领地的扩大，所统治民族的增多，金国号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暴露了出来；这种负面影响的不断扩大，甚至会妨碍到皇太极的事业。皇太极时期的金国，已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女真、蒙古、汉则是其中的三大民族；以象征女真复兴的金为国号，民族意义太窄。又皇太极时期的金国，最大威胁来自大明，大明同时也是皇太极施展最大抱负的对象。大明亿兆斯民，邦土万里，设或真有那么一天，能征而取之，那该是何等的奇勋伟业！而这样的奇勋伟业，仅有半壁河山的往昔金国，是无法与之比拟的。再者，由于文化晚进，聚散分合，世系缅邈，努尔哈赤、皇太极所从出的建州女真，到底和500年前的女真完颜部有无瓜葛，或有什么样的瓜葛，根本无法说清；在现实政治的需要面前，皇太极也并无非用“金”为国号的必要。 皇太极时期的现实政治需要之一，是赢取尽量多的汉将、汉兵、汉臣、汉民的支持，或至少争取他们抱持观望的态度；而在这方面，“金”国号无疑是一个障碍。汉人是不会忘记“靖康之耻”及其造祸者“金”的。还是在努尔哈赤金国时期，大明朝臣已纷纷上本指出：努尔哈赤“自称后金，例我衰宋”，“妖称后金天祐，辱我皇上以徽钦”；而迁延至皇太极!时期，由于金国势更强，境土更广，“金”国号对大明臣民的刺激，对归顺金国的汉人心理的压迫，更加显著与严重。如皇太极出于政治与军事需要，曾前后十多次与明议和，明即以宋金前事为鉴，大体不予答复。 1636年时的“金”，较之努尔哈赤的“金”，已有了多方面的非同寻常的变化；具有强烈进取意识的金国汗皇太极，也有了与关内的主要敌人大明皇帝一争高下的雄心，而皇太极由金国汗一变成为大清皇帝，正是此一雄心指导下的伟大行动。皇太极的这一伟大行动，起码对于汉人的影响是广泛的：汉人禁忌的女真“金”国号的摒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来已久、沉淀至深的民族矛盾；更定国号为“大清”及一系列的相关名号，显示了取代大明的意向，又诱使那些已效忠、待效忠、尚观望的汉人，更效忠、去效忠、不再观望这个以全新面貌出现的新政权。因为这个新政权也得了传国玺（详后），传国玺之意外地落入皇太极之手，实是天命新主的吉兆；也有了皇帝，而且是以汉文化为标准的“宽温仁圣皇帝”；也定了年号，取义高于大明“崇祯”（崇尚祯祥）的“崇德”（崇尚道德）年号；更建了国号，那见仁见智、解释起来含义胜过“大明”的“大清”国号！然则凡此种种，又皆可成为有文化的汉人效忠非汉族新政权的理由：固然，在“忠君”的原则下，他们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力撑现政权的危局，但是，他们也能够以“识天命”为由，心安理得地去拥戴新主；固然，蛮夷戎狄为“封豕豺狼”，但是，“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本非一成不变。中夏传统儒家文化之妙处在此，进之，不仅濡染、且已深通这种文化妙处的皇太极，定立国号为“大清”的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四、胜过“大明”的“大清”国号 按大清国号的取义，《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以及当时及稍后的明、清文献，都没有任何说明。不过，联系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形势，考虑到皇太极建大清为国号的同时，复受汉式尊号、用汉式年号、上汉式谥号，以及制定汉式皇帝仪仗、冠服，甚至祭祀孔庙等等的情况，则汉式国号“大清”，取义本乎汉族经典，合乎汉族传统文化，顺乎汉人一般的思想观念，当是肯定无疑的。而由这一思路出发，“大清”在气势、含义等方面，的确压住了“大明”。 其一，也是最易见出的，“明”属火，明国姓“朱”色赤，赤为火色；而“清”、“满洲”三字都带水。此符合五行相克说之水克火，寓清灭明的吉祥之兆。又原国号“金”，以五行论，犯火克金的忌讳，皇太极之废“金”，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 其二，后来的大清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在《钦定满洲源流考》中的御制韵诗里，有“天造皇清，发祥大东”之句。按《说文解字》：“皇，大也。”又《释名·释言语》：“清，青也。去浊远秽，色如青也。”清叶德炯注：“青、清古通。”是“皇清”即“大青”。青为五色之一，五色配五方，东方色青；又“东”为四方之首。如此，天造东方的大清，是可以“去浊远秽”、扫清廓清南方的大明的。 其三，由“天造皇清”一句引申，“天”与“清”之间也有着关联。汉语常见词有青天（天色青）、清妙（天体）、清汉（天河）、清浮（天空）、清穹（天）、清都（天帝所居的宫阙）等等；满洲人又视“天”为至高的存在，宗教上既显示出绝对的尊崇与敬畏，政治上亦重天命以护佑国家!。而“明”字分开为日、月。日、月在天，天包容日、月，这样，“大清”气势复在“大明”之上。 其四，就为政而言，“清”可以表示王者的风范，王政的理想。“清平”即太平，“清时”即太平盛世，“清晏”即清静安宁，“永清四海”即天下永远安宁。又有“清明”一词，尤其值得注意。《诗·大雅·大明》“肆伐大商，会朝清明，”《礼记·孔子闲居》：“清明在躬，气志如神，”《礼记·玉藻》：“色容厉肃，视容清明，”《礼记·乐记》：“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清明”，也是“清”在“明”前，“清”居“明”上。反之，“明”在“清”前、“明”居“清”上的“明清”一词，皇太极建“大清”之前，不见于文献。 然则综上所作间接的推测，可以断言：就汉文化系统而言，皇太极所以定国号“大清”，在于“大清”的气势、含义压住了“大明”。进之，在女真或满洲方面，“大清”是否也有讲究呢？依据众多学者的研究，答案是肯定的"。 如：日人市村瓒次郎指出：“金与清在北京音稍有相近，金为Chin之上平，清为Ching之去声。北京人可明确区别开，然外国人则颇易混同。女真民族当时不可能正确区别汉字之发音，因而改金之国号为清，乃取音声之近似耶？”孟森坐实此说曰：“清即金之谐音，盖女真语未变，特改书音近之汉字耳。……满人金息侯梁，撰有《光宣小纪》，亦称清即金之谐音，并举沈阳抚近门额，汉文称大金天聪年，其满文即终清世之大清字样。是可知金之为清，改汉不改满。” 还有可以指出的是，归服皇太极的蒙古各部，也必赞成皇太极易“金”为“大清”。 首先，女真、蒙古本来族类相近，久通婚姻；明正统年间，女真诸部又曾在蒙古统治之下。其后，喇嘛教还成为蒙古、女真共同的宗教信仰。然而，历史上女真完颜金国灭于蒙古与宋之联军，这样的旧事，既使得女真雄主皇太极不愿再用“金”国号以取辱于蒙古，又使得已归服金国汗皇太极的蒙古王公自然地感到尴尬。在满蒙关系中，“金”由此成为一个不适宜的国号，“大清”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其次，蒙古民族最壮丽辉煌的功业，是成吉思汗大蒙古国的创立；在中土，则为继承蒙古大汗之位的大元。1634年十二月，蒙古墨尔根喇嘛带着嘛哈噶喇投靠皇太极；又1635年六月，皇太极得历代传国玉玺于蒙古察哈尔部。按嘛哈噶喇是大元帝师八思巴为元世祖忽必烈铸造的金佛像，也是大元皇帝和蒙古大汗的象征；传国玉玺则是全中国正统皇帝的象征#。这两件宝物之归皇太极，可能会被蒙古王公认作皇太极足以继承大元皇帝兼蒙古大汗之位的有力凭证。皇太极得玉玺的次年四月，即建国号大清。而大清既建，蒙古各部除承认清帝为中国皇帝以外，更承认皇太极继承了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汗统（金启肒《从满洲族名看皇太极文治》，《满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再次，就国号取义言，满洲大清与蒙古大元，也存在着亲缘联系。朱希祖《后金国汗姓氏考》指出： 自元入主中原，始以抽象之名词为建国之名号。……清太宗之称“清”，实为有意识之摹仿，盖彼欲师蒙古之统一中国，而泯灭外族并吞之色彩也。 此“泯灭外族并吞之色彩”的大清国号，蒙古王公是能够接受的；而且，“大元”、“大清”不仅都是“以义而制称”的“美名”，“元”之为天德的主宰，“元”之寓王政善良的意义，“元”之为“大哉乾元”，都与“清”之为天、为太平、为广大吻合无间，如此，蒙古王公对于“大清”，甚或还会产生相当的好感。 要之，1636年皇太极之易“金”为“大清”，可谓各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主要的内部因素言，“金”国号已不足以范围其未来的发展，更不利于安抚其已统辖的汉、蒙民族；以关键的外部因素论，“大清”国号合乎“大元”、“大明”取号的传统，气势、取义更胜过“大明”。然则金国天聪汗皇太极之成为大清宽温仁圣皇帝，绝非简单的名号改易，其借鉴于历史，取典于文化，服务于现实，作用于未来，并且兼顾了本民族的传统与利益，处处都显示出皇太极及其身边的满、汉、蒙大臣心思之细密，考虑之周到，以及雄图之远大。 注： ①元的国号，“大元”是全称，“元”是简称；又“明”、“清”也是简称，“大明”、“大清”才是正式的全称。按国号加“大”字，始于元朝；以前各朝的“大”字，则系尊称。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国号”条：“国号上加大字，始于胡元，我朝因之。……其言大汉、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称之词。” ②据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汉学研究》第3卷第1期，1985年，台北），1206年成吉思汗帖木真在草原上建国，时以族名称国家，号Yeke Mongghol Ulus，汉译“大蒙古国”；1271年，名义上的蒙古大汗忽必烈在汉地定国号“大元”。又有“大朝”，为习用的简称，非正式的大汗国号。 ③乾为八卦之首，代表着天；乾又为六十四卦之一，象征阳性或刚健。蒙古民族是个敬天的民族，无一事不归于天，成吉思汗本人就始终信仰萨满教宣扬的“长生天”———永恒的天神；如此，与乾相联系的“元”，实体现了“长生天”的意思。 ④对此，皇太极曾一再解释，如1631年其致大明锦州守将祖大寿书：“我兵至北京，淳淳致书，欲图和好。尔国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尔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详见王先谦《东华录》六《天聪六》天聪五年八月。又“后金”者，蔡美彪《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正确地指出：“‘后金’一名，既不是努尔哈赤自建的国号，也非出于后世史家的追称。它初见于朝鲜，又由朝鲜传到了明朝。金国草拟文书的汉人也不无可能偶用‘后金’之称，但并非正式的国名。” ⑤努尔哈赤汗印有“天命”之文，汗号有“天授”之文，皇太极汗号“天聪”，其意义，类似汉族所谓“受命于天”。 ⑥分别详见市村瓒次郎《清朝国号考》（《支那史研究》，1909年。转引自松村润《大清国号考》，白寿彝编《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第四编第一章第二节（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⑦《旧满洲档·天聪九年档》：“此玺相传为历代传国之宝，后为蒙古大元国所获”；又大明降将孔有德奏曰：“此宝非比寻常，乃汉时所传，至今已有二千余年矣！他人未得而独为汗所获者，盖汗爱民如子，顺时应天，故上天置千里之遥于不顾，赐汗九重至尊，造福于天下无疑矣！……尧舜之一统天下，今日再现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