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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12—117页 基金项目：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元明清笔记中的西藏史料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3YJAZH03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韩殿栋（1979—），男，内蒙赤峰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马元明（1976—），男（回族），西藏拉萨人，讲师，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藏族文学；蒋至群（1984—），女，湖南益阳人，讲师，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西藏大学 文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摘要: 清代笔记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记载了大量有关西藏的史料，既可与《清史稿》《清实录》等正史相互印证，也可补正史之不足。 笔记中的史料涉及清政府数次用兵西藏、驻藏大臣设置、章嘉呼图克图等内容，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鲜明的国家主权意识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也为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清代的一系列政策治藏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清廷治藏的成功经验对解决西藏现实问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中清代；笔记；西藏；驻藏大臣 纵观元明清三朝对西藏的治理，虽各有所长，但总体来说，清朝对西藏的经营是最成功的，也是最全面的，即使鸦片战争以后，国运多艰，内忧外患，清政府对西藏的主权意识仍没有丝毫的减弱，而是竭力周旋，千方百计地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使其内向中央，这在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文治武功之盛一向为后人称道，在其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中，战争从来都没有缺席过，不是对内平叛乱，就是对外抗侵略，康乾的盛世之音也不是纯粹的升平景象，因此，清朝的历代皇帝普遍能励精图治，且具有忧患意识，文武大臣也不乏栋梁之才。 只是到了近代，老迈的大清帝国再也追不上欧美、日本诸列强前进的步伐，频遭侵略，屡战屡败，战败则求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晚清重臣如李鸿章之流也回天乏术，终致各地蜂起，民国建元。 在大清的历史舞台上，“西藏”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它像一面镜子，映照了数百年的风云变幻、兴衰荣辱。 有关清代西藏的史料，多见于《清史稿》《清实录》《东华录》《东华绿录》等正史，徐珂编撰并汇辑野史笔记及当时新闻报刊所载的《清稗类钞》也有 25000 余字的西藏史料，另有后人整理、点校的数十本清代笔记，也将西藏纳入关注的对象。 受乾嘉学风的影响，清代笔记作者的创作态度也是非常严谨的。《旧典备征》“自序”：“余性甘淡静，自庚寅官中书后，公退多暇，惟以文史自娱，凡夫艺苑遗闻、中朝故事，涉猎所及，辄裁矮纸漫笔记之。 岁月侵寻，忽忽廿载，聚书稍富，闻见日增，箧中丛稿所积遂亦尺许厚矣。 年来蒿目时艰，百事废懒，久不复留意於斯。 兄子联沅与小儿辈惧其日久散佚也，尝窃窃偶语，议付手民为梓行计。余谓此记问之学，只可自怡，一旦流布士林，恐宿儒病其浮疏，新学且嗤其陈腐也耳。 顾念雪钞露纂，寒暑迭更，每当一灯荧然，罗书满几，潜心探讨，触类引申，往往因一事之搜求，检阅群编，钩稽累月，眼昏手茧，心力交疲，享帚之珍，良有不能自已者。 爰勉徇其请，复取所录，手自整理，薙厥烦芜（原稿於说经考史诸条采摭最富，第经史本为专门之学，条举细故，不免挂漏贻讥，因汰去十之七八），掇拾所存，尚辑成为四十卷。 ”［1］而笔记随笔而记的特性，相比正史，虽难免庞杂，但经过详细鉴别、比对，还是可补正史之阙，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一、用兵西藏 西藏的安宁关乎国家的稳定，但凡其地有事，清廷上下都非常重视，屡次派重臣统兵入藏，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进一步密切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维护了西藏的安宁，促进了西藏的繁荣。 福康安、海兰察、岳锺琪等名将皆为一时之选，都曾入藏作战，战功赫赫。 皇十四子允禵、福康安更因远征西藏而授“大将军”衔，这是极高的荣誉。《旧典备征·卷一·大将军》载：“（康熙）五十七年十月，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征西藏）。 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福康安为大将军（征廓尔喀。 原授将军，征文则加‘大’字）。 ”［2］ 乾隆后期驱逐廓尔喀之战，使清中央政府更好地对藏行使主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称得上是毕其功于一役。 笔记所记也很翔实。《啸亭杂录·卷六·廓尔喀之降》载：“廓尔喀自古不通中国，乌斯藏以西一大部也。 ……有丹津班珠尔者，本班禅部下头人，以罪被黥，窜入廓尔喀，结其酋喇特木巴珠尔。 复以通商事，后藏人倚班禅势不与其值，遂相结怨，其人突入后藏据之，此乾隆五十三年事也。 纯皇帝命川督鄂辉、成都将军成德统兵剿之，又以理藩院侍郎巴忠通谙番人语，遂命监其军。 巴忠自恃为近臣，不复为鄂、成二人所统属，遂自遣番人与廓尔喀讲和，愿岁纳元宝一千锭以赎其地。 廓尔喀欲立券约以为凭信，时达赖喇嘛以为不可，而巴忠欲速了其局，遂如约而归。 逾年，廓尔喀头人索岁币，达赖喇嘛吝不与，其有呈进表文，语不恭顺，复为驻藏大臣普福匿不以闻。 廓尔喀头人遂劫藏中头目玛尔沁以为质，复构兵入后藏，掳掠而归。 驻藏大臣保泰拥兵不救，并欲弃前藏归，赖达赖喇嘛不肯轻弃重器以免。 事闻，上震怒，巴忠畏罪，投河自毙，乃命褫保泰爵，改名俘习浑，国语所谓贱役也。 乃命粤督福康安、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为大将军，统索伦、吉林及川、陕诸路兵入讨之。 其粮饷则命大学士孙士毅主藏东路，驻藏大臣和琳主藏西路，济陇以外则惠龄主之。 五十七年春，福康安由青海路进兵。 时青草未茂，马皆瘠疲，粮饷屡绝，运粮布政使受和珅指，欲绝其饷以令其自毙。 赖福康安行走速疾，於四旬至前藏，以四月乙未出师。 先遣领队大臣成德、岱森保由聂拉木进，总兵诸神保驻绒辖，防其抄袭后路。 福康安、海兰察二人与贼战於擦木，战於玛尔辖直抵济陇，成德亦由聂拉木转战而入，凡贼所侵后藏地悉复。 六月庚子，遂入贼境，贼举国来，据於噶多溥。 福康安分前队为三，令海兰察统之，又分前队为二，福自统之。 遣护军统领台斐英阿在木古拉山与贼争持，福康安由间道冲贼营，海兰察又绕山出贼营后，与福相合势。 共克木城、石卡数十，追奔至雍雅，俘其头人某。 成德亦克铁索桥，进至利底。福康安又檄诸神保亦至利底，以壮军威。於是举国洶惧，遣人乞降。福康安曰：‘是缓我兵也！弗可听。 ’严檄斥之。 七月庚子，裹粮再进，历噶勒拉、堆补木、特帕朗古桥、甲尔古拉、集木集等处七百餘里，凡六战皆捷，所杀四千餘人。 至热索桥，福康安以为势如破竹，旦夕可奏功，甚骄满，拥肩舆挥羽扇以战，自比武侯也。 我兵皆解橐鞬负火枪以休息，贼乘间入，我兵狼狈而退，台斐英阿死之，武弁亦多阵亡者。贼复遣人乞和，福康安遂允其请。 贼献所掠金瓦宝器等物，令大头人噶木第马达特塔巴等赍表恭进驯象、番马及乐工一部，上鉴其诚，乃许受降。 八月丁亥班师。 是役也，巴忠既辱国於前，福康安复偾师於后，犹赖夷人畏葸，为国家威德所慑，故尔献表投诚，以结其局。 后之用兵绝域者，应引以为戒欤。 ”［３］ 此次驱廓之战的起因、经过、结果，《清史稿》《清史录》中均有详细记载。“巴忠畏罪自杀”一事，笔记与《清史录》略有出入。《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丙子谕：“前因廓尔喀侵扰后藏，派令鄂辉、成德、巴忠前往办理。 巴忠自恃御前侍卫，率意专擅，欲图草率完事，且因通晓唐古忒语言，辄向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私自计议，与廓尔喀说和，令其退回侵占之聂拉木、济咙、宗喀三处，每岁议给元宝三百个作为地租。 嗣因丹津班珠尔以事已完毕，未照前议给银，致廓尔喀复行滋扰。去年起事之时，巴忠自知罪重，即投河自尽。”［４］这与《啸亭杂录》中“愿岁纳元宝一千锭以赎其地”在数量上不一致。 丁实存的《驻藏大臣考》载：“十二月清廷命将军福康安由青海抵藏督兵进讨，五十七年正月，福康安奏廓尔喀起衅情由，因上次巴忠阴许藏给廓番银元宝三百枚，退还藏地，后唐古忒不能如数给付。 廓尔喀犯边界之前，曾寄禀保泰等恳给付所许银两，并于藏地行用廓尔喀钱，保泰等徇隐不奏，致生事端，高宗命将保泰枷责示从，以示惩戒。”［５］这则材料出自李桓所辑的《国朝耆献类徵初编·卷二百八十六·将帅二十六》，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且与《清实录》所记基本一致，笔记所载可能有误。 关于台斐英阿的死因，正史与笔记所载相差很大。 正史中台斐英阿是在进攻甲尔古拉、集木集时阵亡，而在进攻这两个地方之前，清军早已拿下热索桥，笔记所言有误，但问题的关键是台斐英阿之死与富康安的指挥到底有没有关联。《清史稿·福康安》只是轻描淡写：“福康安恃胜，军稍怠，督兵冒雨进；贼为伏以待，台斐英阿战死。 ”［6］而《清实录》所记皆为福康安所奏，只字未提指挥不当。 魏源的《圣武记·外藩·乾隆征廓尔喀记》中只说：“海兰察欲扼河立营，福康安不可，踰桥攻之，冒雨上山二十餘里，至斗绝处，贼乘高木石雨下，隔河隔山之贼三路来犯，我兵且战且卻，死伤甚众，赖海兰察隔河接应，而额勒登保扼桥力战，乃退贼。”［7］因无明确佐证，不知从何说。但福康安恃功自傲、行事刚愎自用却是不争的事实。《清史稿·福康安》中有这样一段话：“福康安受高宗殊宠，师有功。 在军中习奢侈，犒军金币辄巨万，治饷吏承意指，糜滥滋甚。 仁宗既亲政，屡下诏戒诸将帅毋滥赏，必斥福康安。”［8］这可与《郎潜纪闻三笔·福康安威福自恣》相印证：“……又绵州李观察调元《童山诗集》有《清江行》，为福公出征后藏过绵而作。 其述当时供张之盛，声势之赫，亦复穷极奢丽，尊若帝天。 可见福公虽有功边疆，未免威福自恣，宜仁宗皇帝谕旨，每诫臣工，多以福康安与和珅并举欤。 今之身非勋戚，进由武功，国寄锁钥，家对旌节者，幸无忘满盈之戒，开货赂之萌，而使蛮酋獠长，笑中朝宰相之非人也。”［9］ 至于“和珅指使运粮布政使欲绝福康安大军饷以令其自毙，幸未得逞”这一说法，恐不实。 一方面，他的弟弟被乾隆皇帝委以重任，督办前藏以东台站乌拉等事，并因恪尽职守而得皇帝的褒奖；另外据《清史稿·阿桂》定廓尔喀十五人：“大学士福康安、阿桂、和坤、王杰、孙士毅、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尚书福长安、董诰、庆桂、和琳、总督惠龄、护军统领台斐英阿、额勒登保、副都统阿满泰、成德。 ”［10］和珅也名列其中，仅在福康安、阿桂之后，作为朝廷重臣，应该不会如此不识大体，道听途说的可能性比较大。 二、驻藏大臣 驻藏大臣是研究清史，尤其是研究清代西藏史的学者无法忽视的重要关节，这方面的专著、论文不胜枚举，笔记中同样也有零星片断的记载，虽不成系统，但仍有参考价值。 《清史稿·藩部八·西藏》记载：“（五十七年）八月，廓尔喀遣使进贡。 福康安以廓尔喀屡请投诚奏入，奉旨受降。 时以廓境益险，八月后即雪大封山，因允所请。 於是福康安率大兵凯旋，撤回藏。 议定善后章程：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等；噶卜伦以下由驻藏大臣选授；前后藏番归我设之游击、都司节制训谏；自行设炉鼓铸银币；设粮务一员监督之。 至是，我国在藏始具完全之主权。”［１１］驻藏大臣虽不是设于乾隆时期，但其权力的扩大却是在廓尔喀纳降之后。 黄奋生撰写的《清代设置驻藏大臣考》一文，刊载于《边政公论》①第一卷第二期，材料可靠，考证谨严。 全文共分六个部分：1.引言；2.驻藏大臣之创始时期———康熙；3.驻藏大臣之明定时期———雍正；4.驻藏大臣职权之确定与扩大时期———乾隆；5.驻藏大臣职权之衰微时期———光绪；6.後论。 将驻藏大臣的职权归纳为六点：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等；文武官吏任免与指挥、监督权；大喇嘛转世监定权；财政监管审核权；通信检查权；交通统制权。 这样，政治、军事、宗教、财政、交通诸种大权统摄的驻藏大臣，与康雍两朝的驻藏大臣相比，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了。 魏源在《圣武记·外藩·国朝抚绥西藏记下》一文中盛赞：“自唐以来，未有以郡县治卫藏如今日者。 ……自元明以来，未有以齐民治番僧如今日者。”［１2］将乾隆朝作为驻藏大臣职权的确定与扩大时期，是比较准确的。 ___________________ ①《边政公论》，1941 年 8 月 10 日创刊于四川巴县，由南京中国边政学会边政公论社编行，初为月刊，后于 1946 年 7 月第 5 卷第 1 期起在南京出版，改为季刊。 该刊主要栏目有：论著、译述、文艺、书评、纪行、专载、读者通讯、边地通讯、边政资料、考古调查报告等，以“专著”栏为主体，同时随时增开各种专栏。 成书于乾隆朝后期的笔记也有类似的表述。《啸亭杂录·卷二·活佛掣签》记载：“西藏喇嘛自宗卡卜兴扬黄教，其徒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呢率言永远转生以嗣其教。 行之日久，其徒众稍有道行为人推许者，亦必踵其转生之说，以致呼毕尔罕多如牛毛。 蒙古王公有利其寺之赀产者，乃请托达赖喇嘛指其子侄为的乳，互相承授，与中国世爵无异。 纯皇帝习知其弊，因其陋习已久，难以遽革，因命制金奔巴瓶，设於吉祥天母前。 遇有呼毕尔罕圆寂者，即拣其岁所生产子之聪慧者数人，书名於签，令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封名掣之，贿请之弊始绝。 时谓之活佛掣签云。 ”［１3］《枢垣记略·西藏设官》记载：“西藏地分前后，相距千餘里。后藏西南毗连巴勒布（即科尔喀）番界，距后藏千数百里。 乾隆五十三年侵犯后藏边境，经官兵申讨，畏威服罪，始移驻唐古忒兵丁防守。 其设官如名‘噶布伦’者，总理全藏事务；‘戴绷’管理番兵之职；‘第巴’为守土之官；均由驻藏大臣会商达赖喇嘛酌定奏补。 外有理藩院司员（即章京），由京简放，专司达木额鲁特及三十九族番子事务。 其管理刑法头人，番语呼为‘朗仔辖’，凡唐古忒番人犯罪者，分别轻重，罚以金、银、牛、羊，即行减免。 此国例也。 ”［１4］《听雨丛谈·西藏蒙古藩封》记载：“辅国公二人，一等台吉一人，噶布伦四人（内一人用辅国公兼之）。 戴琫五人，第巴三人，堪布一人，听驻藏大臣节制。 ”［１5］ 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的事迹，也见于笔记。《啸亭杂录·卷九·拉傅二公》记载：“拉忠襄公布敦，姓董鄂氏。 以世荫起家，仕至古北口提督。 公多巧思，每剪制衣服，修理洋钟表，皆称绝伎。 乾隆戊辰，奉命同傅襄烈公清同为驻藏大臣。 傅为孝贤纯皇后之兄，性甚忠鲠，其弟文忠公贵，公尚於人前呵叱之。 时藏王颇罗鼐新故，其子朱尔墨特札布性凶悍，与准夷勾通，诬其兄某谋逆，手剚其胸，计日举事。 二公密劾，上命岳襄勤公锺琪率兵讨之。 道里辽远，岳公不时至，而贼逆谋益日炽，二公计曰：语云‘千里裹粮，土有饥色’，况兵行万里乎？ 今贼谋日甚，吾侪若不矫诏诛之，使其羽翼已成，吾二人亦必为其屠害，而岳公不获进讨。 非惟徒死无益，而是弃二藏地也。 不若先发制人，虽死犹生，亦可使继之者易为功也。 二公因矫诏召朱至楼上宣诏，预去其梯，朱跪拜际，傅公自后挥刃立断其首。 贼众围楼数重，二公知事不济，傅襄烈先自刎死，拉忠襄挥泪久之，挟刃跳楼下，杀数十人，肠出，委蛇於地，然后死。 事闻，上震悼，封二公为一等伯，建双忠祠於石大人胡同以祀之。 ”［１6］这与《清史稿》中傅清传、拉布敦传所载的基本一致，只是叙述得更加详细，更加生动。 驻藏大臣纪山也因对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姑息养奸而被赐自尽，《清史稿》中无纪山传，有关他的结局也只有一句话：“（乾隆十六年三月）乙丑，赐纪山自裁。 ”［１7］而笔记所述却可补其不足。《旧典备征·卷五·大臣罹法》记载：“驻藏副都统、前四川巡抚纪山（以事事顺从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纵令恣肆妄行，致珠逆被诛后，都统傅清等为乱党所害，十六年三月令自尽）。 ”［１8］《蕉轩随录·朱尔墨特那木札尔》记载“:……初，纪山之在藏也，性怯懦，惟知顺从朱尔墨特那木札尔，任其妄为，并与之盟誓。 令兵丁演戏，名自乐班，时与朱尔墨特那木札尔宴会观剧。 又送八轿一乘，派轿夫前往教演番奴抬轿。 迨傅清、拉布敦至，示以体制，朱尔墨特那木札尔不遵，积成嫌衅，遂自立名号，潜遣其心腹坚参札锡等通欵准噶尔，称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尔为汗，求其发兵至拉达克地方，以为声援。 值准夷内溃，所遣使人回藏被获，得其逆书及馈献诸物，其事遂败。该逆就擒后，将军策楞等据实入奏，而纪山先已挐交刑部治罪，上怒甚，念其父曾经出师阵亡优恤，不忍肆诸市，命刑部尚书阿克敦、内大臣嵩春赍旨往狱中，令其自尽。 ”［１9］ 满、蒙八旗大臣多因军功或祖荫授官，但也有出身科甲的，有的曾任驻藏大臣（驻藏办事大臣、驻藏帮办大臣）。《旧典备征·卷四·八旗大臣起家科甲者（摘录）》记载：“本朝八旗子弟，专重骑射，风尚质朴，不以文事争能，故起家科第、驰声艺苑诸人，大都不甚贵显（如纳兰性德、法式善、盛昱皆是）。 嘉庆甲戌科庆禄（驻藏办事大臣）；道光癸未科赫果威特贺①（驻藏办事大臣），丙申科毓检（驻藏办事大臣）；咸丰丙辰科锡缜（驻藏办事大臣）；光绪丁丑科讷钦（驻藏帮办大臣）；乾隆癸酉科嵩濂②（驻藏大臣）；同治壬戌科文海（驻 藏办事大臣）。 ”［20］ 三、章嘉呼图克图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章嘉呼图克图并为清代四大活佛，达赖喇嘛驻前藏、班禅额尔 ___________________ ①据《清史稿》，即“赫特贺”。 ②嵩濂为驻藏帮办大臣。 参见顾祖成等编的《清实录藏族史料·清代驻藏大臣年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 德尼驻后藏、哲布尊丹巴驻蒙古，章嘉呼图克图的本寺是青海互助县的佑宁寺，几次入藏，并曾长驻京师。李德成的《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述略》载：“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康熙皇帝赐予二世章嘉活佛‘呼图克图’封号，又封其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赐金印，任命其为驻京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掌管北京的藏传佛教事务，意在以其加强与蒙藏地区的联系。 这是章嘉呼图克图任驻京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之始，也确立了章嘉呼图克图在驻京呼图克图中的领袖地位。 整个清代，只有章嘉活佛系统一直被任命为国师。 ”［21］章嘉活 佛在青海、蒙藏地区都有崇高的地位和深广的影响，为清政府管理藏传佛教和有效治理蒙藏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① 无独有偶，笔记中对章嘉活佛的事迹也有关注。《啸亭杂录·卷十·章嘉喇嘛》记载：“国家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 祗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仗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正《王制》所谓‘易其政不易其俗’之道也。 然亦有聪慧之士生其间者，如章嘉国师者，西宁人，俗姓张。 少聪悟，熟悉佛教经卷，纯皇帝最优待之。 性直鲠，上尝以法司案卷令师判决，师合掌曰：‘此国之大政，皇上当与大臣讨论，非方外之人所敢预也。 ’又寺与某相国邻，师恶其为人，卒不与之往来。 其尤著者，为折服哲敦番僧叛谋之事，故详载之。 乾隆乙亥，阿逆之谋既露。 诚勇公命喀尔喀亲王额林沁伴之入觐。 额中途泄其谋，故纵阿去，上震怒，赐额自缢。故事，元太祖裔从无正法者。诸部蠢动，曰：‘成吉斯汗后从无正法之理。’因推其兄哲敦国师为主，势多叵测。 师时扈从木兰，上以其事告之，师曰：‘皇上勿虑，老僧请折简以消逆谋。 ’因夜作札，备言：‘国家抚绥外藩，恩为至厚。 今额自作不轨，故上不得已施之於法，乃视蒙古与内臣无异之故，非以此尽疑外藩有异心也。 如云元裔即不宜诛，若宗室犯法又若之何？ 况吾侪方外之人，久已弃骨肉於膜外，安可妄动嗔相，预人家国事也？ ’遣其徒白姓者，日驰数百里，旬日始达其境。 哲敦已整师刻日起事，闻白至，严兵以待，坐胡床上，命白匍匐而入。 白故善游说，备陈其事颠末，哲敦已折服。 更读师札，乃善谕白归，其谋乃解。 夫蒙古素称强盛，历代以全力御之，尚不能克，师乃以片纸立遏其奸，亦可嘉也。 师守戒甚严，晚年病目，能以手扪经典尽识其字，人争异之，亦彼教中笃行之士也。 或言师有奇术，因造诸怪诞不经之事以归之，则非余所敢知也。 ”［22］《檐曝杂记·蒙古尊奉喇嘛》记载“:……三十一年，喀尔喀部青滚杂卜断驿道而叛，邻部将应之，其地有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怵於定边将军之言，独不从乱，遂皆戢。 其明验也。是以上亦有国师，号章嘉胡土克图，住京师之栴檀寺。 每元旦入朝，黄幰车所过，争以手帕铺於道，伺其轮压而过，则以为有福。 其车直入东华门，盖尊宠章嘉，正所以帖服外夷，乃长驾远驭之深意。 余尝见章嘉……行步需人扶，然蒙古经及中土大藏佛经皆能背诵如瓶泻水。 汪文端尝叩一佛事，辄答以某经某卷，检之果不爽，则其人亦未可浅量矣。”［23］《清稗类钞·宗教类·高宗诏译佛经》记载：“乾隆时，高宗以旧译佛经多失本真。 诏开清字经馆，以唐古忒文译西番文，又以蒙古文译唐古忒文，再以满文译蒙古文，於是往之真面目始出。 又仿译经润文之例，董以亲王，总以章嘉国师，置翻译生若干员。《金刚经》之‘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句，原本甚冗长，凡十数句，唐人译本节之耳。 又西藏独无《楞严经》，章嘉国师乃以唐古忒文译之，俾流布於藏中。 ”［24］ 章嘉活佛以其在蒙古地区的威望，消弭兵祸，使百姓免受战争之苦；虽备受恩宠，但并不妄自尊大，擅议朝政；爱国爱教，不辞辛劳，传播经典，真是有德高僧，令人敬仰。 四、余 论 透过清代笔记中的西藏史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清代治藏政策皆以务实为本，恩威并施、剿抚并举，以国家安宁、西藏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历代王朝成功治藏的典范。 因蒙古崇奉黄教，清政府顺势而为，以绥安蒙古、屏障藩篱计，尊奉佛教、优待喇嘛，但却不像明那样一味纵容、乱封滥赏，而是因时、因地制宜，使各大活佛各得其所，各自发挥所长，可谓人尽其才。 清朝的宗教政策一直比较理性，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各种宗教流播范围有限，并一直处于可控状态，儒家思想仍牢不可破，为治国 ___________________ ①详见星全成的《章嘉活佛系统在清朝治理蒙藏地区中的作用》以及陈柏萍的《清代章嘉活佛的地位和影响》，均出自《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3 期；又参见李德成的《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述略》，《中国藏学》，2011 年第 2 期。 之本。 即使在喇嘛位高权重的元帝国，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元史·仁宗（三）》记载：“仁宗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尝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 ’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 ’”［25］《南村辍耕录·后德》记载：“今上皇太子之正位东宫也，设谕德，置端本堂，以处太子讲读。 忽一日，帝师来启太子母后曰：‘向者太子学佛法，顿觉开悟。 今乃受孔子之教，恐损太子真性。 ’母后曰：‘我虽居於深宫，不知道德。 尝闻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须用孔子之道。 舍此他求，即为异端。 佛法虽好，乃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太子不读书？’帝师赧服而退。”［26］笔记中的史料大多符合史实，但也有虚妄荒诞之说，张冠李戴之处，需要与其他史书详加比对才能使用。 但清代笔记中的史料仍为我们打开了了解清代西藏的另一扇“窗子”，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恰如岳锺琪将军在《西藏口号》中的诗句“天连塞草迷征马，云拥沙场冷战袍。 ”在今天乃至未来，笔记中仍有许多很有价值的东西等待我们去挖掘、去欣赏，这又是何等的幸事。 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献： ［1］［2］［18］［20］［清］朱彭寿.旧典备征［M］.何双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17，17-18，124，116-119. ［3］［13］［16］［22］［清］昭梿.啸亭杂录［M］.何英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173-176， 54-55，307，361-362. ［4］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十八）［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2008.27641. ［5］丁实存.清代驻藏大臣考［M］.蒙藏委员会印行（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版）. 38. ［6］［8］［清］赵尔巽.清史稿·卷三百三十·列传一百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921，10924. ［7］［12］魏源.圣武记（卷五）［M］.上海:世界书局印行，1936.159，146. ［9］［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五）［M］.晋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739-740. ［10］［清］赵尔巽.清史稿·卷三百十八·列传一百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747. ［11］［清］赵尔巽.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五·列传三百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7.14545. ［14］赵慎畛.榆巢杂识(下卷［)M］.徐怀宝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217. ［15］福格.听雨丛谈（卷二）［M］.汪北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36. ［17］［清］赵尔巽.清史稿·卷十一·本纪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7.411. ［19］［清］方濬师.蕉轩随录［M］.盛冬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472. ［21］李德成.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述略［J］.中国藏学，2011，（S2）:67. ［23］［清］赵翼.檐曝杂记（卷一）［M］.李解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17. ［24］徐珂编.清稗类钞（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942. ［25］［明］宋濂撰.元史·卷二十六·本纪二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6.594. ［26］［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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