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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1期，第160—163页。 作者简介：陈春萍（１９６７－）女，吉林长春人，伪满皇宫博物馆陈列研究部研究员。伪满皇宫博物院 陈列研究部，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２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１２ＣＷＷ０１３）。 摘要: 几百年来，日本从其自身生存需要出发，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觊觎和侵略，并用理论为其侵略行为提供支持。幕末时期，吉田松阴即提出补偿论，１９世纪末，吉田松阴的弟子木户孝允、山下有朋等又提出了满蒙为日本的“利益线”；九一八事变前，“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论调又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指导思想。这些理论一脉相承，与之相伴的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践。 关键词：补偿论；生命线；侵略；九一八事变 近代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从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即多次进犯东北，并在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扶植了伪满洲国。纵观日本的每次入侵，相伴地有补偿论、征韩论、利益线、“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等理论作为支撑。本文旨在探讨这些理论产生背景、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日本大陆政策的影响。 一、补偿论的提出与入侵朝鲜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发端，可以追踪到丰臣秀吉时代。丰臣秀吉统一列岛不久，即于１５９２年和１５９７年两次入侵朝鲜，企图通过朝鲜这个跳板，实现其“图朝鲜，窥视中华”，“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１］的愿意。在明朝军队的抗击下，其野心虽未得逞，但其谋求向外扩张的理念和行动，影响并引领着后来日本对外扩张的思想和行动。 1８２３年，日本著名布衣学者佐藤信渊撰写了《宇内混同秘策》，他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出发，提出“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本”，宣扬日本征服亚洲各邻国是上天赋予的使命，而要达此目标，其首要在于先取中国满洲。他指出，如得满洲，则支那全国之衰败必当从此始，“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２］。佐藤信渊由此成为日本喧嚣武力入侵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始作俑者。在此基础上，１８５５年，幕末时期思想家吉田松阴，在狱中在致其兄德尔《狱是帖》一文中，将佐藤信渊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第一次提出了“补偿论”，即通过“侵略弱小邻国来寻求它屈服于欧美的经济、政治和精神上的补偿”、“政府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以满洲和朝鲜之土地补偿之。”［３］吉田松阴的“补偿论”影响着近代日本的领导者，被后来的明治政府奉为最高国策，成为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思想渊源。明治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都是吉田松阴的得意弟子，他们也是该理论的忠实践行者和发扬者。日本理论界曾称吉田松阴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先驱者”［４］１０６，甚至日本某些学者将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视为“是继承他的未竟遗愿”［４］１０６，足见补偿论与发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指导思想的联系。 二、“征韩论”的出笼与明治政府渗入朝鲜 国家富强、海外扩张，是明治政府确定的目标，明治天皇执政之始，即以《安抚忆兆宣布国威辰翰》（亲笔信）的形式，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安抚尔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５］，强烈表达了日本明治政府海外扩张的意图。依托这一国策，１８６９年，“征韩论”顺势而出，其首倡者是被称为“明治三杰”的人物之一，吉田松阴的弟子木户孝允。他向明治政府的副总裁、议定、大纳言岩仓具视建议：“速定天下，遣使节赴朝鲜，问彼无礼，彼若不服，则鸣罪攻击其土，祈能大显神州之威。然后，立即一变天下陋习，确定远大之海外目标……”［６］１７由此，明治政府掀起了一股力主征韩的政论高潮。１８７０年７月，日本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亦致函岩仓具视：“朝鲜国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绥服此地，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成为今后经略万国之基石。”［６］１７日本政府即按这一理论尝试挑战并打破统辖亚洲已久的“华夷秩序”。从１８７５年开始，日本策划或利用“江华岛事件”、“壬午兵变”、“甲申事变”等事件，逐步将朝鲜变成了它的半殖民地，实现了征韩论的目标，为侵略中国奠定了基地。 三、“利益线”理论的诞生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 到１９世纪末，明治维新已经取得成功，此时日本产生了影响国家对外政策极为深远的历史性人物，即出身于长州藩（今山口县）下级武士之家的山县有朋。作为日本军界独一无二的人物，山县有朋曾在事关讨幕维新运动成败的戊辰战争中立下卓越战功；他亲自建立了掌管日本军令权的参 谋 本 部，自 己 担 任 第 一 任 参 谋 本 部 长；１８９０年晋升为陆军大将，１８９８年晋升为元帅。在山县有朋的倡议和筹建下，日本建立了旨在适应于大陆平原作战能力的近代新式陆军—“皇军”。 １８８２年８月，山县有朋的《意见书》认为，目前不存在欧洲各国入侵日本的可能性，“我之欲以力一较强弱者”，正在“紧邻之处”［７］２８。就在这一时期，俄国将其对外政策的重心从西方移到远东，准备修建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企图“控制太平洋上一切国际商业活动”［７］３３，这当然引起了日本的警觉。１８８９年１２月山县有朋组阁，他出任首相不久，向内阁提出了《外交政略论》和他在１８８８年写成的《军事意见书》。《外交政略论》以明治政权海外扩张的基本国策为基础，明确地提出影响日本对 外政 策的重大理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他强调：“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域。所谓主权线乃国家之疆域，利益线系与主权线紧密相关之邻近区域是也。凡能保全主权线及利益线者，方成为国家。当今列国并立，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防卫利益线。”［８］山县有朋这一主张，已公然将当时视中国为其宗主国的朝鲜和中国划入其利益线之内，防止俄国染指中国东北。为此，山县有朋大肆扩充日本海陆军；还 出台 了 《出 师 储 备 物 资 管 理 委 员 会 条例》、〈战时大本营条例〉和〈海军军令部条例〉，日本已 经 磨 刀 霍 霍，抢 先 于 俄 国，争 夺 其 利 益线———朝鲜和中国东北。 １８９４年６月，日本故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并与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朝鲜从此完全变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割取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２亿两白银巨额赔款使日本获得其极为缺乏的原始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经济得以急剧发展，迅速向帝国主义转化。 《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高涨的沙文主义式爱国浪潮，日本政府也利用这种到处蔓延的沙文情绪，进一步发展扩张主义政策和理论。１８９５年４月，山县有朋提出了一份旨在扩大日本军备力量的意见书，宣称：“我国军备从来专以维护主权线为本。但欲使此次战胜之果不致成为泡影，进而成为东亚之盟主，则必须设法扩张利益线。然而，现在之军备，今后以维护主权线尚且不足，又何以扩张利益线而称霸东亚耶？”［９］这份扩充军备意见书较之山县有朋组阁任首相时提出的意见书，在日本对外政策的历史上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即为称霸东亚，日本国防战略思想从“维护主权线”彻底转向“扩张利益线”。这种转变，完全是对佐藤信渊、吉田松阴、木户孝允对外扩张思想的完善和发展，为日本侵略者后来所叫嚣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提供了理论基础。当时俄国修建中东铁路、“三国干涉还辽”等远东“新方针”对日本的满蒙政策产生巨大威胁，“满鲜问题”这一概念由此出现在日俄两国对外扩张政策当中，加剧了双方矛盾，导致１９０４年日俄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日俄战争是日本为保护其满蒙利益线所进行的战争，战争的胜利也促使日本滋生永久占领中国东北的野心得以膨胀。 四、“满蒙生命线的喧嚣”与九一八事变 １９２９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世界，日本经济受到巨大的冲击。日本的右翼势力认为，日本只有占领“满蒙”才能化解这场经济危机，才有出路。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３日，原为“满铁”副总裁，时任政权会众议员的松冈洋右在议会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满蒙是日本生命线”。他说：“我认为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在国防上、经济上都是如此。谈论满蒙问题，如果只提及２０万日本人，或在那里拥有铁路等等，我认为这不是满蒙问题的全部意义所在。满蒙问题的全部意义在于它是我国的生命线。”［１０］松冈洋右还大言不惭地宣称“满蒙”地区是自己的国土，将在中国“满蒙”地区发生各种高涨的排日运动称为“国难”；从“立足于我国生命线这一点上，确 保 和 死 守 满 蒙，不 必 害 怕 任 何 国 家 和个人。”［１１］ 松冈洋右论调是要更一步地要把中国东北据为己有，对处于危机中的广大日本国民来说，相当具欺骗性，迅速成为一种国民意识，将那些走投无路的日本国民的希望和注意力引向中国东北。日本政商届右翼分子纷纷或从领土，或从殖民地作用的角度来强调“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重要意义。而所有的喧嚣中，最为激进并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人物当属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 石原莞尔作为日本军界的代表，１９２８年１０月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后，他就宣扬“满洲领有”论调，这一论调的核心即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他在《满蒙问题私见》一文中，首先着重强调满洲经济对日本国力发展的重要性：满蒙的农产品足以解决日本的粮食问题；鞍山之铁、抚顺之煤足以确立目前我国日本的重工业；满蒙的各种企业足以救济日本目前的失业者，并可开拓景气。满蒙的资源足以支持日本作为东方的代表，雄飞世界［１２］９５。其次，石原为了给其侵略东北寻找更多的理论借口，又在政治版图上大做文章。他说：满蒙非汉民族领土，其关系毋宁说与我国（日本）更为密切［１２］９６。第三，满蒙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只要据守了满蒙这块宝地，就占领了统治朝鲜、支配中国的根据地；而且，它可以扼制俄国的东进，免除日本的北方威胁，为日本向南谋取中国全境和南洋提供战略基地。同时，石原还以日本千百年来形成的武士道所谓的“使命感”狂言道：４亿中国人，偌大中国领土的统一需要日本进兵中国方能“拯救”。“而进占‘满蒙’则当然是一种正常的正义行为。”［１２］９７通过其所阐述的“满蒙”对日本的重要意义，他最后得出结论就是：“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的惟一活路”，为此“纵以世界为敌亦决不足惧”［１３］综上，石原论调的实质，就是日本与中国东北之间的关系，是有之则无，无之则亡，是对“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鼓噪和宣扬。 石原的理论深得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被石原称为其前辈的板垣征四郎的赏识。板垣视石原为其肱骨，并从军事的角度上进一步强调占领中国东北地域对日本的重要意义。１９３１年３月，板垣征四郎组织教官视察团赴满鲜视察，其间作了题为“从军事上看满蒙”的讲演，指出：“满蒙在地理上具有战略地位，由于帝国掌握着满蒙战略的关键 据 点，在 这 里 形 成 了 帝 国 国 防 的 第 一线。”［１４］１３４－１３５板垣进一步强调：“满蒙的资源很丰富，几乎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须的一切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的绝对必要的地区。”另一次演讲中，他更露骨地指出：“若解决了满蒙问题，控制了中国本土，日本的国力就会顿然增强，完成将来争霸战争的一切准备。”因此，“完全解决满蒙问 题，并 将 其 作 为 日 本 领 土，实 为 当 务 之急。”［１４］１３４－１３５板垣的演讲，已经将中国东北上升到事关日本能否称霸全亚洲的高度，是武装占领东北前的思想总动员，处处体现着“满蒙生命线”理论的影子。这种理论，加大了日本对占有中国东北的预想，并视为日本摆脱经济危机，开始新生活的希望，并成为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国内煽动侵略战争狂热的根源所在。 为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着手制定侵占东北的战略和战术性方案，其总体方案———《关于满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第一部分，即占领“满蒙”的目的，其理论支撑点依然是“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翌年５月，板垣以关东军司令部名义，进一步整理了“满蒙问题”处理案，使之成为武力侵占东北的实行方案。在日本国内，也形成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这份大纲与关东军的论调如出一辙，最终，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终于迈出占领中国的第一步。历史证明：日本全面侵华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过程中，也确实将中国东北作为其生命线和大后方。至此，“生命线”理论战胜了中国晚清以前延续二千多年的统领亚洲的“华夷秩序”论；中国所建立的东亚政治生态圈自甲午战争始被冲击，到九一八事变东北的沦陷而彻底崩塌。 余论：从丰臣秀吉的大日本版图的构想，到补偿论、征韩论、利益线理论，最后再到九一八事变前夕“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理论，每一个理论的产生，都是对上一个理论的继承、延伸和提升，是一脉相承的链条体系，其核心理念只有一个即：“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东北，而欲征服世界就必须征服中国”［１５］。“征服满蒙”，侵占东北是日本实现 其 征 服 中 国，称 霸 世 界 的 首 要 而 先 决条件。 理论与实践从来是互相促进的。与日本扩张理论相呼应的侵略活动，也不断发生：从渗入朝鲜，到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每次行动的成功，都使日本从中国取得更多的利益，也更促使日本军方对其理论的鼓噪和升级，日本军政界就越发狂妄自大，野心愈加膨胀［１６］。发展到最后，导致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进而诱发了太平洋战争，其最终结果是日本战败，成为被占领国。历史的规律再次证明：侵略者的理论和实践终将在正义列车的碾压下而破产、碎灭。 ［参 考 文 献］ ［１］［美］詹姆斯·Ｌ．麦克莱恩（Ｊａｍｅｓ Ｌ．ＭｃＣｌａｉｎ）．日本史［Ｍ］．海口：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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