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生何必太意气——向王曾瑜先生进一言 向若虚 -------------------------------------------------------------------------------- 近读王曾瑜先生《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一文及其接受媒体采访的文章，深深感受到王先生的“愤慨”，诸如“丑闻”“趋炎附势”“世风日下”“学术垃圾”“学术腐败”“可耻”“骗子”“不知羞耻”一类非常情绪化的词句不绝于眼。王先生大有堂吉柯德遇到风车时的那种冲动，似乎杀死风车是“正义的战争”，“消灭地球上的这种坏东西是为上帝立大功”，不出一口“恶气”决不罢休。不知情的读者读完此文，以为又遇上了穿戴着金盔金甲的骑士，断不会相信这是出自一名历史学家之口。 姑且不论王先生与想象中一派温文尔雅的儒者形象相去多远。还是让我们先看看王先生为什么愤慨？ 第一，让王先生生气的是，戴逸、龚书铎二先生竟然敢担任该书主编。以王先生的看法，目前七十上下到六十上下年龄段史学家，任何人也不具备贯通古史的实力。“他们怎么能够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专史等的主编？”这种看法带有双重错误。 其一是逻辑错误。贯通一切然后才能任通史、专史主编，这恐怕是任何人也做不到的。大而言之，谁能将全世界数千年的历史贯通？这是否意味以后将没有人能主编《世界通史》？小而言之，谁敢声称能将中国一个朝代的历史（譬如宋朝）贯通？一个岳飞就已经耗费了王先生半生的精力，而宋朝有多少文臣武将君王百姓需要“贯通”啊？这是不是意味以后也没有人能主编《宋史》？古人云，从来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无论是谁，知识中都会有诸多缺陷。即便如汤因比这样的历史学家，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甚至也会有许多常识性错误，但这并不妨碍他写出煌煌巨著《历史研究》。斯坦夫里阿诺斯的宋史知识，断断赶不上王先生十之一二，更谈不上“贯通”，这丝毫也不影响《全球通史》成为一部世界名著。做历史研究要提倡较真，但不能拘泥，更不能教条。 其二是概念错误。《中国通史（彩图版）》的重心是“彩图”，这是王先生一定也接受的。可王先生总是不知不觉中忘记这一点，动不动就说“学术垃圾”“学术腐败”“学术道德”。王先生是做学问的，有学术的职业敏锐性，这是好事。但把遇到的一切都贴上学术标签，这就有点草木皆兵，太堂吉柯德了。历史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学者研究历史，可以查阅二十四史；老百姓对历史感兴趣，可以看看通史演义；识字不多的孩童喜欢历史，可以看看通史彩图。不同层面的人各取所需，没有什么不好。事实上，该书的相当销量正是来自于家长买给“穿开裆裤”的孩童翻阅的。王先生认为满足孩子们的需求是“丑事”么？譬如一个人喜欢吃肉，固然希望天底下的田地都长肉，但是对别人长蔬菜就横加指责，这就是专制主义作风了。 在我看来，通俗彩图版《中国通史》，原本用不着戴、龚二先生出面，一名历史专业的研究生足矣。但是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戴逸、龚书铎先生之所以接受中国历史协会给他们的任务，愿意担任此书的主编，是“因为想作一点历史普及工作，使青少年更多了解历史知识，更加热爱祖国，绝不是图名图利。”这是一个多么高的思想境界啊！ 第二，王先生愤慨《中国通史（彩图版）》“动用堂堂中国史学会的名义”。问题反过来问也许更合适，为什么不能动用中国历史学会的名义？ 受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新中国历史学在八十年代后才又重新走上正轨。二十年多年来，历史学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当前仍然存在相当“危机”：其一，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在整合社会学、人类学等邻近学科以及国际历史学界的新近成果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二，公众对历史学的认知存在“危机”。公众并不缺乏阅读历史的热情，各种历史剧的热播很能说明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各大高校历史专业招生过程中普遍遭遇到门庭冷落的尴尬状况。人们为什么喜好历史却又同时对历史学心存畏惧之心？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历史学过分“学术化”，甚至“学究化”了，忽略了所处历史时代的社会需求。 中国史学会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其第一个任务为“组织和推动历史科学的研究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研究和普及，可以说是历史学复兴不可偏废的两足。忽略任何一点都不会推动历史学的长久发展。中国史学会过去在历史知识的普及方面做过不少工作，但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读图时代”，紧张的生活节奏使得大多数人没有太多闲暇去阅读大部头的深奥文字著作，图文并茂的通俗书籍因此得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宠儿。中国史学会正、副会长及时地主编彩图版《中国通史》，推广普及历史知识，可以说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价格不菲的彩图版《中国通史》所以能取得十多万册销量的佳绩，绝非仅仅是“瞎起哄”或者“虚假广告”的蛊惑这般简单，而在于它满足了一部分的市场需求。这一点王先生应当正视而不是回避或狡辩。中国史学会编通俗读物就成了“丑闻”？王先生是过于耸人听闻了。渲染和夸张是艺术家的工作，但绝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 第三，更让王先生接受不了的是，《中国通史（彩图版）》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王先生认为“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中，本来应被人们嗤之以鼻，而视同弃物者，反而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并将之上升到“学术腐败”的高度加以抨击。按照王先生的逻辑，获得国家图书奖的书应当都是学术精品了，否则就是“学术腐败”。这只是王先生个人的理解。 中国图书奖由中国出版者协会主办，创办于1987年。其宗旨是“既要评选出能体现和代表近两年出版水平的高质量学术著作，又要产生广大群众欢迎的喜闻乐见的各类读物。”请王先生细细品味这后半句话。中国图书奖自创办以来就一直特别关注“广大群众欢迎的喜闻乐见的各类读物”，这也是“中国图书奖”与“国家图书奖”的一大差别。自创办以来，不少这类著作获得“中国图书奖”，如《快速养猪法》（金盾出版社）获得第九届中国图书奖，《余纯顺孤身徒步走西藏》（上海文艺出版社）获得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彩图少年儿童环境知识丛书》（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获得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图文科普·现代战争与兵器》（北京科普出版社）获得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与阳春白雪的学术著作相比，这些书充其量只能算是下里巴人的通俗读物。王先生不要端起“清高”的架子，用“正常的学术环境”对之“嗤之以鼻”，这些书籍的社会影响力未见得就比居庙堂之高的学术著作差。 王先生不了解中国图书奖的评奖标准也罢，但是动辄给戴上“学术腐败”的高帽子，无限上纲上线，并进行人身攻击，说什么“唯利是视，唯实惠是捞”，实在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这种做法要不得。 第四，王先生认为书中有不少错误，并列举出他认为是“硬伤”的一些例子。这种做法很好，属于积极健康的学术交流了。戴逸先生、吴大兵先生已经对此作出回应，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王先生也应当平心静气地接下去，将问题的探讨推进到一个新的深度。这才是学者的风范。如果不顾事实，仅仅说几句“无中生有”“信口雌黄”“信口胡诌”，就免不了将来被人归为“骂街”的村妇末流，也辜负了公众的一片期待。 最后，要向王先生进一言：历史研究需冷静，书生何必太意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