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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良学者的学术骂街 yuhua -------------------------------------------------------------------------------- 7月1日，《新京报》刊载了标题为《“中国图书奖”获奖书被指为学术垃圾》的评论文章，王曾瑜、余世存就海燕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彩图版）》（以下简称《通史》）的编纂、出版、评奖人员提出强烈的指责，言辞颇为过分。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令人惊诧莫名：超出学术争鸣范围的人身攻击，暴露了王、余等人的学术道德之无良。 学者无良表现之一是无知，即对图书选题策划知识的严重匮乏。某位学者指责“该书文字内容有些薄弱，未能充分地体现出历史的深度，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制度阐述失之简略。例如周朝宗法制、国野制，汉朝察举、征辟，隋唐租庸调……或寥寥数语，或竟未言及。相反，却述及一些较为次要的人物（如五代友裕）、事件（如隋太子喊冤），有轻重失衡之感”。很显然，评论者根本不懂图书策划中的读者定位，自以为是地顺着自己的惯性思维信口开河。在出版界，出版人策划某种图书时，首先考虑的读者面是什么人？吸引哪些人来阅读这本书？其次是依据前者的市场定位，确定图书的编纂体例、内容框架；再次是价格评定和市场营销手段。多种因素共同把图书推向市场去赢得读者的认同。 很明显，编纂体例、内容框架只不过是图书出版的一个方面而已。《通史》在前言里已经开宗明义地申明：本书是一种大众普及读物。试想，大众普及读物里参杂艰涩难懂的专业研究内容，会是一种“四不象”的图书怪物。不要以为自己研究的那些历史事物就是阳春白雪，普通读者就应该拜读三日！其实，普通读者看过一本书，了解中国历史的大概也就足矣，有什么必要强迫大众读者也去啃故纸堆？ 无良之二表现在由无知导致的 “无畏”。评论者如欲批评他人，必须把涉及到的问题弄清楚，修补好自己的毛病。如果自己的所谓研究漏洞百出，却要站出来对他人指指点点，岂不是贻笑大方！ 王某指责“儒将曹彬”之“儒字何来？”我想借鉴王氏的评论手法：你知道“儒”字在古代社会里运用时的宽泛含义吗？如果只认定“有喜读儒经的记录”的古人才可以配上“儒”字，未免太狭隘了。王氏指责“岳母刺字”“全不见于宋代史籍”，翻开《宋史》就会看到白纸黑字，明明确确载在史籍。宋史会长不看《宋史》吗？咄咄怪事！ 最可笑的是，在王氏出任编委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中，清清楚楚地写着恩荫制度始自宋代。但今天他却指责别人错了。倘真如此，王氏就没有资格以卫道的姿态评论他人，而应该是痛哭流涕地忏悔自己误人子弟！如果王氏当年疏于审稿，那他就是货真价实的空头编委。 《通史》并不是没有缺点，在一部3000幅图版、100万字的大部头里面，搜刮点错误也不是什么难事。何况，评论者不能深刻领会该书的策划宗旨，导致某些指责文不对题。王氏指责《通史》叙述“关云长刮骨疗毒”、“杨家将故事”不该纳入。这没有丝毫的道理。“关云长刮骨疗毒”、“杨家将故事”在中国民间家喻户晓、流传广泛，作为一本普及图书，略而不述才是令人费解的。《通史》在叙述这两段事情时已经明确标明这是“故事”，并用版式设计时的色块特殊标注出来。王氏根本就没有弄明白编纂者、出版者的版式思路，轻率地横加指责，显得非常急躁、轻率。 如此看来，王氏对《通史》的史实许多指责都是站不住脚的。作为一名宋史学者连基本的《宋史》都没有读过吗？无法理解。 学者无良之三是“无畏”导引出的狂妄。王氏说：“凭我对学术界的了解，六七十岁上下的学者中没有一个人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能力。”王氏的话用来自谦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历史研究有一个普遍的规律：研究后期历史的学者要对前段历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王氏作为一名宋史研究者，可以对元明清的历史一无所知，但如果因此否认他人也不具备贯通能力，就是一种井底之蛙的肤浅见识。说自己不行是一种民族传统之谦逊的美德，断定他人也不行就是一种嫉妒了。王氏的思维定式是：他一人胜过无数人——编者错，史学会错，出版者也错，评奖者更错，只有他自己独掌“真理”！其实一本拥有15万套发行量的图书赢得了数十万读者的认可，岂是王氏靠惑乱、炒作就能够一棍子打死的！亿万读者会给出公正的评价。 《通史》从出版至今，已经修订过数次，期间组织过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的相关断代史专家提出修正意见。非常“有趣”的是，《新京报》披露的批评者中，有一些人参与了修订。如果具备责任感，当时就应该认定此书是“学术垃圾”。为什么5年过去了，才“幡然醒悟”开始口诛笔伐？对编者、出版者、评奖者的肆意谩骂，其目的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已不再是学术争鸣。 报刊本应该刊登正常有序的学术批评，倡导崇高向上的学术评论氛围，而《新京报》配发的余氏评论与王氏言辞随声附和，极其恶毒。有学者不愿就此发表意见，就被目为“外交辞令”，“犬儒、乡愿”，“废话”。这是典型的学霸作风！某些研究人员使用三级片演员的手法自我炒作，惑乱学术。规范的传媒不应该受其蒙蔽，《新京报》不应该推波助澜。 上个世纪80年代史学界发生一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学术大讨论，黎澍、刘大年等前辈的争鸣文章推动了历史学研究的发展。而《历史研究》等学术期刊也为繁荣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通史》的评论者及刊载媒体应该重温那一阶段的历史研究氛围，不要再犯学术骂街的低级错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