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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的神话与现实 一般认为，中美关系始于1784年。该年2月22日，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美国商船从纽约港起航满载人参、毛皮、铅和棉花等北美特产，绕过好望角，于8月28日抵达广州黄埔港，揭开了美国与中国直接交往的序幕。“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盈利达3万多美元，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商人对中国市场的兴趣。从此大量美国土产和工业品输往中国，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也大量输往美国，成为美国人喜爱的商品。进入20世纪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国，中国的市场显得更加重要，美孚石油、英美烟草、花旗银行都是1949年前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美国大公司的名字。但是在20世纪前半期，由于中国社会动荡，积贫积弱，加上日本不断蚕食中国领土，中国市场始终是神话代替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中美商约，中国大门向美国全面洞开，以至时人谴责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独占，国民政府已是美国的傀儡。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对抗，贸易断绝，美国实际上失去了中国的巨大市场。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峰回路转，贸易得以恢复，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构成1978年卡特政府决定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因之一。一直到今天，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额已使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纵观历史，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兴趣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一直中美关系最强大的驱动力之一，越来越紧密的贸易关系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 文化输入与改变中国 1830年首批传教士裨治文和雅裨理来华宣教，开启了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如果说商人来华是追求经济利益的话，传教士来华则代表了美国开展对华关系的另一个、也许意义更为深远的动力，即按照美国的形象改造中国。传教士抱着传布基督教，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而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不仅在中国建立教堂，深入最偏远的地区布道，同时还出版报刊，创办学校，从事慈善和社会改良等活动。在1951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前，美国传教士兴办的燕京、圣约翰、金陵、岭南等大学均位居中国最好的大学之列。19世纪60年代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蒲安臣抱有同样的理想，他在华期间支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把国际法引进中国，奉行与清政府的合作政策，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颇得清廷好感，以至于1868年作为清政府的代表，率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使西方的外交使团访问美欧，颇能为清政府据理力争，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做出贡献，最后病死任上。清廷特追加蒲安臣一品衔，赏恤银一万两。美国政府的高官们也企图通过输入美国文化来影响、塑造和控制中国的发展方向，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于是有1908年美国国会退还庚子赔款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之举。1949年后，美国人要改变中国的冲动和对中国的发展取向的深刻不信任共同催生了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一直到今天，一种要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望依然萦绕在美国人的心头。与早年美国传教士劝说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努力不同，当代美国人试图在四个方面改变中国：经济上促进中国市场化，政治上向中国输出民主，在文化领域传播以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在战略上影响中国的国际行为取向。这四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是要把中国改造成――用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话说――一个“稳定、开放、没有侵略性，接受自由市场、政治多元化和法治，并与我们（美国）一起建立安全的国际秩序”的国家，因为这样的中国既能促进美国的利益，又符合美国的价值观。这是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最深刻的体现，也是中国同美国发生磨擦的最深层原因。中美交往中一个值得瞩目的一个关系模式，就是美国试图改变中国而中国谴责和反对这种改变，由此引发的中美之间的冲突远比利益冲突更加剧烈和持久。 在战略盟友与安全威胁之间 在从1784年至19世纪末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美关系主要是在私人层面进行的，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大关注中国，中国在美国外交格局中处于极其边缘的位置。1898年的美西战争以及随后对菲律宾的占领使美国一跃而为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强国，美国开始从战略角度思考中国问题。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使中国大有被瓜分之危险，远东的均势也会被打破。于是美国在1899－1900年间提出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给列强的照会中一方面表示不反对列强在中国已有的特权和利益，同时又提出各国要保证在华商业机会均等和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的完整。该政策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中侵略性的一面，同时也表明美国反对瓜分中国，而后一点无疑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在20世纪上半期，对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威胁主要来自日本，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美国逐渐意识到中国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遏制日本在东亚的霸权和维护中国的完整为美国安全所必需。主要是在这一战略考虑下，同时加上美国舆论对中国的同情，美国在1938年之后开始向中国提供援助。珍珠港事变后，中美更是结成同盟，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美国空军志愿人员赴华作战，组成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即“飞虎队”，为抗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其中不少人战死在中国战场。还在二战后期，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即预见到战后亲美的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特别是维护亚洲稳定、牵制苏联影响的作用，遂苦口婆心地说服战时主要盟国领袖邱吉尔和斯大林同意给予中国大国地位，让中国充当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中国在美国的扶植下成为联合国创始国。但是很快中国江山易主，亲美的国民党政权逃往台湾，新中国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罗斯福对中国的战略设想遂成泡影。在冷战时代，美国继续从战略角度思考中国问题，只是这种考虑从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盟友变为战略敌人，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孤立和封锁，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70年代美国寻求改善中美关系的主要目的就是战略考虑，中国重新成为美国战略设想中抗衡苏联的筹码，一直代冷战的结束。冷战后，美国仍然需要中国在合作反恐、维护亚太安全和全球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遂有美国前国务卿佐立克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人的“利益攸关方”之说。 “美丽的帝国主义者” 自近代以来开，中国人对美国抱有非常复杂的感情，用美国学者沈大伟的话说，美国在中国人心中是“美丽的帝国主义者”。1844年中美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望厦条约》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与列强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之一，美国人在中国享有各种特权并肆意干涉中国内战和反对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更是成为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最大威胁，毛泽东把近代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称为“赤裸裸的侵略”政策。因此，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美国是与其他列强没有什么不同的帝国主义者。时至今日，中国仍担心美国对台湾的图谋、遏制中国崛起的企图和“西化”、“分化”中国的阴谋以及谴责美国“好战”和干涉别国内政。但另一方面，中国人，特别是寻求现代化和富强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都把美国视为可以依靠和效仿的对象，是“美丽”的国度。鸦片战争后魏源称美国为“不桀骛中国”，“有益无损”的“谊”国，徐继畬则将美国社会比附成士大夫理想的政治模式――中国的“三代之治”，称华盛顿为践行“天下为公”的“人杰”。进入20世纪之后，知识分子更是把美国视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来源地，杜威20年代在中国演讲所产生的巨大轰动效应、数以千记的青年赴美留学都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期望从美国那里找到救国的良方。不仅如此，一些人还试图利用美国来维护中国的主权与安全。清末袁世凯和唐绍仪等人曾试图借助美国的资本和支持牵制在东北实力急剧扩大的沙俄和日本。威尔逊在一战结束前夕提出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十四点”计划后，中国知识分子曾天真地认为这是中国摆脱不平等地位的希望，以至于连一向激进的陈独秀都称威尔逊为“世界第一大好人”。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时，袁政府唯一的依靠就是美国，参与对日谈判的顾维钧日出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官邸，与其商讨对策。抗战爆发后，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就是获得美国的援助。但是，虽然中国人对美国寄予极大希望，但美国的政策却常常让中国人失望，美国不愿为中国火中取栗，因中国与日本发生冲突，甚至有时以中国利益为代价与日本达成交易。于是有巴黎和会后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幻灭，“第一大好人”威尔逊成为空言欺人的“威大炮”。但也不可否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确实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国家富强的国度。这一幻想在1949－1979年长达30年的时间里虽几经批判，却仍然顽强地保留下来，我们看一看从8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的留美热潮，就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时至今日，美国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体制和治理社会的经验，乃至其宪政模式仍是某些人津津乐道甚至决意效仿的对象。 范式的改变？ 纵观200多年两国关系的历史，应该说虽然有美国对中国的干涉、威胁甚至侵略，但在两国交往的大部分时间里，双方的共同利益还是大于矛盾和冲突。近代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虽然有剥削的成分，也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的文化传播与渗透固然旨在影响和和控制中国，但也满足了近代中国人输入西学的愿望；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一方面维护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体系，同时也有抑制列强特别是日本瓜分中国的客观效果。毫无疑问，美国会继续从市场、民主化和战略安全的三个维度来思考对华关系。但是当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美国对华关系的一个根本基础似乎正在发生改变：自近代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是建立在认为中国弱小，不足以挑战其实力与地位基础上的，因此也才有克林顿之前的多位总统关于一个稳定、繁荣和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宣示；但在新世纪，美国似乎不那么自信，因为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正在崛起，并似乎正在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是否还符合美国的利益遂成为萦绕在一些美国人心中的疑问，加上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深刻不信任，所以在一些战略家的思想中，“强大中国”的范式正在取代“弱小中国”的范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思想的基础，于是有“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和如何“防范”中国的热议。关于“强大中国”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思维，因此必将极大地影响未来的中美关系。 (此为作者接受《观察与思考》杂志社记者采访的记录，原载于该刊2007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