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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在這次會議上談這個題目，應該説是“命題作文”。夏含夷教授在設計會議時，要求周鳳五教授和我談談建立簡帛學的方法論問題。對于方法和理論，我缺乏足够的思考和把握。爲了不過于偏離夏教授的設想，我選擇現在這個題目，作一些粗淺的討論。 所謂簡帛解讀，涉及文本復原和内涵探求兩個層面的工作，包括釋字、句讀、編連、分章以及人物事件、名物制度、思想觀念等等比較寬泛的目標。在進行這項工作的時候，依托的知識背景呈現什麽樣的形態或者特徵呢，我們嘗試作一些考察。 一、簡帛解讀的知識系統 簡帛行用的年代，據出土資料而言，大致始于戰國，迄于魏晋。雖然歷經兩千年左右的淘洗，那時形成或留存的文獻仍然有一部分傳世，并且得到歷代學者的推敲、詮釋，構成解讀簡帛的知識背景。我們使用“系統”一詞，首先是指這些知識溝通古今，一脉相承。 在橫向方面，這些知識涉及相關的多個層面，比如文字、詞彙、語句、篇章。它們往往相互影響，彼此關聯。這是我們使用“系統”一詞的又一個原因。 古文字的考釋方法，已有多位學者作過討論。以高明先生歸納的四項爲例，[1]“辭例推勘”和“據禮俗制度釋字”大致是基于傳世文獻的記載；而對于“因襲比較”和“偏旁分析”這兩種字形分析方法而言，《説文》早先被視作經典，現今也還是重要的參考書。由于簡帛文獻的迅速積累，由文句反過來推定文字的情形愈來愈多。所以李零先生要説：“簡帛文字的大量出土使我們進入了一個‘大規模識字’的階段。”[2]作爲哲學家的龐朴先生通過郭店竹書《性自命出》34～35號簡與《禮記·檀弓下》子游之語對讀而使簡文得到通釋，[3]可以説是一個突出的例證。 在文本層面，簡帛文獻與傳世典籍更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簡帛古書中的語句以至篇章往往與傳世典籍相合或相當。郭店竹書與馬王堆帛書《老子》、郭店竹書與上博竹書《緇衣》，是篇章相當的顯著例證。郭店竹書《語叢一》31+97號簡“禮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之與《禮記·坊記》等古書，[4]《語叢四》“竊鈎者誅，竊邦者爲諸侯”之與《莊子·胠篋》，以及剛才提到龐朴先生的發現等等，則是我們熟悉的語句方面的例證。 狹義書籍以外的資料，例如文書、卜筮記録和喪葬記録，這種對應沒有那麽多，但通過細心比勘，也還能發現不少。比如包山131+136號簡中的“聽獄”，[5]包山267號簡中的“用車”，[6]楚卜筮簡中“以其故説之”的“説”，[7]等等。 這種古今傳承的知識系統，奠定了解讀簡帛文獻的認知基礎。因而我們經過適當的專業訓練，通過一定的努力，就能步入這個看似高深的學術領域，作出或多或少的成績。 二、缺環與局限 雖然用“系統”稱呼解讀簡帛的知識背景，我們也還清楚地知道，由于歷史缺環和資料本身的局限，這個“系統”并不完善，也不是那麽可靠。 所謂“缺環”，是説作爲歷史知識的載體，書籍在流傳過程中長期遭受“水火兵蟲”之灾。[8]《隋書·經籍志》記述的幾場大灾就有：秦挾書之令，王莽之亂，董卓之亂，西晋惠、懷之亂，南齊末兵火，梁元帝焚書，北魏爾朱之亂。能歷經劫難而流傳至今的先秦、秦漢古籍，大概不過萬一。 在歷代流傳中的毀損之外，古書也還有其他問題。比如，在印刷術行用之前，書籍靠抄寫流傳，豕亥之訛在所難免。又如，歷代注家在作詮釋時，也可能郢書燕説，疑誤後學。[9]更有甚者，一般看作某一古書原初或確切形態的“底本”、“定本”，其實并不容易確定。對此，夏含夷教授曾引述羅西尼劇本的例子，作了生動的説明。[10] 上面説到的問題，其實都只是圍繞書籍而言的。在簡帛時代，還大量存在其他類型的文獻，比如文書、檔案、卜筮與喪葬記録。書籍寫出來，一般是要給儘量多的人閲讀。而文書、檔案等一類文獻的閲讀者却十分有限，流傳不廣，傳世的可能性也非常小。這意味着，它們在傳世文獻構成的知識系統中，更難找到參照物。 三、立場與目標 與簡帛文獻相關的知識背景略如上述。作爲解讀者，我們的立場、目標應該與此相適應。 首先，由傳世文獻構成的知識背景作爲解讀簡帛文獻的基礎，在文字考釋、文句推敲以及内涵探究上，都應該從中尋找綫索。考釋、研究中的引經據典不僅無可避免，而且應該儘量充分和精確。 其次，由于古書形成、流傳中的問題，以及非書籍類文獻的不易傳世，解讀簡帛文獻時需要留心通過已知知識推測、獲取未知知識，特别要注意簡帛文獻自身信息的梳理、比勘和内在規律的體悟和勾稽，不斷拓展認知，完善知識系統。[11]在整理非書籍類簡帛的時候尤須如此。這需要付出艱辛而浩繁的勞動。正是對于未知領域的不斷探求，才使我們的工作充滿興趣和激情。 我們在解讀簡帛文獻時應該通過最大的努力，儘量去接近古人文本和文義的本來面貌。然而，由于知識背景的局限，文本的完全復原和文義的完整詮釋，通常不大能够作到。必須强調的是，這并不是要給我們自己尋找懈怠的理由，而是要求我們更加謙恭和勤勉。 附記：這是在由武漢大學、臺灣大學、芝加哥大學共同主辦，芝加哥大學顧立雅古文字研究中心承辦的“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08”（芝加哥2008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上的發言。 （編者按： [1]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67-172頁。 [2]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三聯書店2004年，第170頁。 [3]龐樸：《初讀郭店楚簡》，《歷史研究》1998年第4期。 [4]參看李天虹《釋楚簡文字“  ”》，《華學》第4輯，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5]二簡連讀，參看拙著《包山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2頁。 [6]“用”簡文作“甬”，參看前揭小書182頁。 [7]參看李學勤《竹簡卜辭與商周甲骨》，《鄭州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李家浩《包山竹簡“𥳆”字及其相關之字》，《第三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7年。 [8]魯迅説：明人刻書、清人修四庫和今人標點古書，是“古書水火兵蟲之外的三大厄”（《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91頁）。 [9]作爲我個人深有感受的一個例證是，《國語·吳語》記云：“乃令左軍銜枚溯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韋昭注：“踰，度也。”其實，這裏“踰”與“溯”相對而言，指順水流方向行走的動作。歷代辭書中皆未給出“逾”字的這一義項，韋昭的這一疏忽難辭其咎。參看于鬯《香草校書》，中華書局2000年，第932-933頁；陳偉《郭店竹書别釋》，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9-21頁。于鬯對韋昭注的訂正，由李家浩教授指出，見所撰《包山卜筮簡218～219號研究》，《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05年，第203頁注71。 [10]《〈重寫中國古代文獻〉結論》，《簡帛》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09-514頁。李若暉教授也以中國的資料作過論證。見所撰《郭店竹書老子論考》，齊魯書社2004年，第74-80頁。 [11]這裏可以舉胡平生教授的一個發現。青川《爲田律》“田廣一步、袤八則爲畛”的“則”，一般以爲連詞，胡平生《青川秦墓木牘“爲田律”所反映的田畝制度》（《文史》19輯，中華書局1983年）參照阜陽雙古堆漢簡“三十歩爲則”，始知其爲量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