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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文化人类学中的祭祀圈理论出发，以福建寮村民俗中的“张公信仰”为切入点，结合当前中国东南宗族重建的农村社会背景，描述了作为祭祀对象的“张公”从“私家神”到“角头神”再到“村落神”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张公信仰”祭祀圈的扩大和巡神仪式中村落轮值制度的研究，提出了“现代宗族”的核心概念和“现代宗族家族化”的分析模式，讨论了在村落范围内公社集体主义体制解体以后，宗族集体主义和村落集体主义的共生共变所呈现的村落文化形态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尝试展望村落集体主义文化整合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祭祀圈；东南宗族重建；村落文化整合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象征的宗族，因不同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差别，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及其内涵。在中国东南地区广泛存在的宗族组织，是这些地区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沉淀的产物。宗族组织作为社会文化变迁的载体，本身就蕴涵着特有的社会文化信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当前东南部一些地区的宗族组织的重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充分重视。但纵观近来学界的相关研究，无论是对宗族重建持一种乐观的态度，还是持一种悲观的态度，笔者认为，在宗族重建的理想类型分析中，大多数的研究者过于关注作为整体的宗族认同，以集体象征性仪式如宗祠、族谱、祭祖、扫墓等传统文化残留物作为切入点，而忽视了宗族成员在日常交往中所培养起来的、以共神信仰为表面形式的、具有地域特点的跨宗族村落文化认同。本文尝试以祭祀圈的理论视野来考察以村落文化整合为背景的当前中国东南部地区宗族重建过程出现的新特点，尝试弥补以往宗族研究中的这一缺憾。 “祭祀圈”理论是由日本学者冈田谦在1938年提出的。冈田谦为祭祀圈所下的定义是：“共同奉祀一个主神的民众所居住之地域”。冈田谦也是最早运用“祭祀圈”理论对我国台湾地区祭祀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他认为祭祀圈是了解台湾地区村落地域团体或家族团体的重要方法。其后台湾地区的学者刘枝万、王世庆、许嘉明、施振明、庄英章和温振华等都曾涉入这一研究领域，但所使用的名称并不一致。其中，除了许嘉明和施振明外，一般皆未对祭祀圈下明确的定义。施振明（1975）结合自身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他自己关于祭祀圈的定义，他认为“祭祀圈是以主神为经而以宗教为纬建立在地域组织上的模式”。而许嘉明（1978）对“祭祀圈”重新作了界定，他认为，祭祀圈是“以一个主神为中心，信徒共同举行祭祀所属的地域单位，其成员则以主祭神名义之下财产所属的地域范围内之原住民为限”。再后，林美容检讨了以往研究的成果，以祭祀圈为研究重点，将祭祀圈视为研究传统汉人社会组织所不可忽视的主题，并从祭祀圈的概念，发展出信仰圈的概念。在林美容（1988）的定义中，祭祀圈是指“为了共神信仰而共同举行祭祀的居民所属的地域单位”，而信仰圈是指“以某一神明或（和）其分身之信仰为中心，信徒所形成的志愿性宗教组织”。本文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祭祀圈范围内，祭祀圈本质上是一种地域组织。具体而言，“祭祀圈是一种地方性的民间宗教组织，居民以居住关系有义务参与地方性的共同祭祀，其祭祀对象含盖天地神鬼等多种神灵，但有一个主祭神：祭祀有一定的范围，依其范围的大小，有部落性、村落性、超村落性与全镇性等不同层次，它与汉人的村庄组织与村庄联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同上） 本文以寮村民俗中的“张公信仰”作为切入点，结合寮村在改革开放前后宗族重建过程这一背景，通过考察“张公信仰”祭祀圈的仪式过程和扩大过程，来研究一个原本属于某一宗族所特有的信仰体系和祭祀地域如何与跨宗族的非正式交往圈相结合，并发展成为寮村跨宗族的信仰体系和跨宗族聚集地的祭祀圈；同时结合当前中国东南地区村落体制改革以来宗族重建的过程分析，讨论曾在村民中普遍存在的公社时期的集体主义信仰消退的同时，在村落集体主义与宗族主义的共生共变过程中村落文化形态的新变化。此外，本文通过仔细考察“张公信仰”祭祀圈扩大过程中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运用祭祀圈理论和共生共变分析方法来讨论解决当前村民村落文化形态及其整合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可能性。 一、寮村的地理生态和人文社会概况 （一） 寮村的地理生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