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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生]从自然瓜果到人文瓜果(2)

http://www.newdu.com 2017-11-06 中国民俗学网 赵明生 参加讨论

    根据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这里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有距今170万年的云南元谋猿人等古人类遗址,是最早栽培人工稻的地区之一。根据云南考古学者李昆声研究,云南新石器文化有八大类型,[6](P275~282)也就是说,这里不仅有堪称发达的新石器文化,而且还有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楚雄万家坝辉煌的青铜文化。显然,这里有着人类古老的远古文明,有过辉煌的历史。
    这样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地区,为佤族“司岗里”文化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人文环境。从考古发掘看,在云南昭通鲁马厂新石器遗址中有葫芦形的陶器的发现,[7](P23)江川李家山青铜器中也有葫芦笙的出土。[7]从历史文献看,东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有“沙壶”、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夷》有“沙壹”等记载。刘尧汉先生认为,“沙壶”和“沙壹”其实为同一物,“就是成熟的葫芦”。[8](P64)这就充分说明,几千以前云南就有了葫芦的种植。
    当然,我们无法找到佤族种植葫芦历史的直接资料,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既然佤族在云南这块历史舞台上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云南悠久的葫芦种植历史,自然是佤族“司岗里”文化得以产生和形成的人文环境。
    (三)内部因素
    显然,佤族“司岗里”文化产生和形成的内部因素必然是佤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本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由生殖崇拜又衍生出生殖崇拜文化,它是当今世界人类多方面灿烂文化的萌芽”。[9](P389),而“司岗里”隐喻的是人类是由“洞”出来的,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司岗里”文化无疑是女性生殖崇拜文化的范畴,这已经是大多数学者的共同看法。由此,可以肯定地说,佤族“司岗里”文化的产生,是佤族原有的民族文化特质决定的,也就是以佤族古老的生殖崇拜文化为基础而产生。
    二、佤族“司岗里”文化产生的时代分析
    佤族“司岗里”文化何时产生?这是一个很难回答、但却饶有意味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无疑对于进一步认识佤族“司岗里”文化是有帮助的。
    我们认为,既然佤族“司岗里”文化是从佤族女性生殖崇拜文化发展演变产生的,就一定有非常古老的历史。
    前已提到,东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就已经有葫芦的记载,摘文如下:“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曰沙壶,靠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前已提到,“沙壶”,指的是“成熟了的葫芦”。把人类之母称为“沙壶”,说明“哀牢”是一个有着葫芦崇拜的古族群,或者说是一个有着女性生殖崇拜文化的先民。
    关于“司岗里”即“葫芦(器)生人”的说法。尽管近现代佤族的说法因地方不同而稍有不同,但一些基本的内容是相同的,那就是先有一对特殊的夫妻,即人和牛的夫妻关系,母牛产下葫芦籽,然后有了葫芦的果实,各民族就从葫芦的果实出来……。另外,佤语中的“司岗”,指的是葫芦制作而成的器皿,也可以理解为“成熟了的葫芦”。
    由此不难看出,《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与近现代佤族流行的葫芦(器)出人的说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也许它原本就是佤族民间流行的人类起源在汉文献中的最早记载。
    云南沧源崖画是佤族先民的杰作,距今3000多年。根据专家学者研究,在它的许多画面中,“葫芦(器)生人”这一内容非常丰富。[10](P212~214)这也可以作为佤族“司岗里”文化历史十分久远的一个最有力的佐证。其实,佤族有历史悠久、极其浓厚的石崇拜。[11]而沧源崖画就是它的最早、最生动的体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沧源崖画也就是佤族石崇拜和葫芦崇拜有机结合的一部绘画杰作。
    佤族称谓在汉文献中的记载也值得注意。在唐朝人樊绰《蛮书》卷四中有:“望蛮外喻部落,在永昌西北”、“望苴子蛮在澜沧江以西,是盛罗皮所讨定也。……南诏及诸城镇大将出兵,则望苴子为前驱”、“自澜沧江以西越赕朴子,其种并是望苴子。……”等等。文中的“望”其实就是“佤”的同音异写而已。很明显,搞清楚“佤”的含义对于进一步认识佤族“司岗里”文化产生的时代也是有帮助的。
    “佤”在佤语中,其实指的是“门”。之所以有如此自称,是因为在“司岗里”史诗中,佤族自称是第一个从“人类之门”走出来的民族,他们是“司岗”的“果艾”,即长子。
    应当说,“望”或者“佤”不但是佤族的古老自称,而且也是与佤族同一个语支的布朗族、德昂族的古老自称。佤族“本人”支系,自称“日佤”,佤族“巴饶”支系有时则自称“果佤”,意为“佤的后代”。布朗族、德昂族,有的也自称“依佤”、“阿卧”等。“日佤”、“依佤”、“阿卧”都是一个含义,即“佤”是核心词。非常明显,“佤”应当是佤德语支各民族最早的自称之一,与这一古老的族群关于人类从“司岗”出来的说法有着必然的联系。
    当然,关于佤族与葫芦直接联系起来的最早记载,根据所看到的是清朝时期的《东华全录》乾隆“葫芦酋长”卷23这一文献资料。该文献记载:“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壬辰,裕亲王广录等议复;云南总督张允随奏:永顺东南徼外,卡佤葫芦酋长蚌筑禀称,其地有茂隆山厂,矿砂大旺,内地民人吴尚贤赴厂开采,议给山水租银,不敢收受,情愿纳课作贡等语。”[12](P82)之后很多汉文资料就不断出现“葫芦王”、“葫芦国”、“葫芦酋长”、“葫芦王地”等记载。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完稿的《清朝文献通考》卷296“四裔考”就进一步明确记载:“葫芦国,一名卡瓦,界接永昌府东南徼外。”从这些所谓的“葫芦王地”或者“葫芦国”指的就是阿佤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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