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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民国时期，在盘瑶所有的石牌文字中，均找不到落实《过山榜》中有关汉瑶禁婚律条的具体措施，盘瑶与汉人、壮人在通婚方面的禁忌主要是强调“不嫁女出山”。 《过山榜》中的有关规定虽然可能在其制定的早期对盘瑶人有约束作用，但到了民国时期，这个榜文更多地只是作为盘瑶族系传承的一个文本，是盘瑶人进行族群认同的一种文字依据，并无具体的操作措施。至少在大瑶山盘瑶制定的所有石牌文字中，没有一处禁止汉瑶通婚的规定。 当然，也可能是盘瑶人已经自觉地遵守了《过山榜》的相关“精神”，并不需要再通过订立石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因此，石牌文字中没有相关的规定，并不能排除盘瑶中存在与汉人、壮人不通婚的约定俗成的禁忌。但是，从有关资料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小。 1934—1939年间曾在大瑶山从事田野工作的学者唐兆民认为，除了某些“长毛瑶”或“过山瑶”集团仍较少与汉、壮通婚外，占人口多数的“板瑶”（盘瑶）实际上与汉、壮的通婚已经非常普遍。他写道：“时至今日，过山瑶尤其是板瑶（盘瑶），事实上他们与汉人通婚，已经是极其平常的事。不过他们只许招入赘婿，而不把女嫁出瑶山之外的汉人罢了。正因为板瑶在事实上需要大量的招入汉人赘婿，故在限制条件上，不能不特别宽容，就连入赘后须随女家改姓一事，如在赘婿入赘时，不受女家的‘身价银’反把一些‘身价银’送给女家的情况下，亦不一定要照办。至大量吸收汉人成为赘婿的结果，板瑶倾向汉化的程度，亦较大藤瑶山中任何一种瑶族为高”。⑦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成员曾于1956年10月和1957年9月两次进入大瑶山进行调查，对族际通婚现象也有过一些零星的记载。从后来编辑出版的资料看，早在明朝初年，有些地方的盘瑶就已经有纳汉人入赘的习惯。该调查组发现，当时金秀区共和乡六仁村（现金秀镇共和村六仁屯）的庞姓便是“汉族庞姓到盘瑶家上门的赘婿。根据盘瑶的风俗，上门赘婿，如果接受了妻家的财礼（或称‘身价钱’）为‘卖断’的，则须改为妻族的姓氏；如果不接受或减收妻家的财礼，称为‘顶两头’或称‘后代留一根须’的，则不改为妻族的姓氏。庞姓盘瑶的祖先，当属于后者”。⑧庞成府家收藏的“宗支簿”，说明从庞法龙到盘瑶家上门为赘婿开始到建国初期，六仁屯的庞姓家族已有十三代人，这一家族虽然将自己归属于盘瑶，却并不排斥或忌讳取汉族的姓氏。可见，一些地方的盘瑶认同族人与汉人通婚、纳汉人为赘婿的传统由来已久，对这种做法早已习以为常。 盘瑶与汉人、壮人通婚的禁忌主要是强调“不嫁女出山”。《金秀大瑶山全瑶石牌律法》被认为是整个大瑶山历史上最大的石牌制度，据推测，这一石牌制度可能制定于1918年或1940年召开的三十六瑶七十二村大会。虽然盘瑶、山子瑶并无资格参加民国时期的这两次大会，但这一石牌法律的约束范围也应包含盘瑶和山子瑶，因为当时盘瑶、山子瑶等作为地位低下的“山丁”，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山主”的管理。从其中的条文可以看出，该石牌法律虽主要由茶山瑶主持制定，但实际上主要是要限制瑶族女性嫁出山外。应该说，这一石牌法律条文对盘瑶的制约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不嫁女出山”的传统在盘瑶当中已经约定俗成，不需要通过石牌制度加以强化。 尽管盘瑶人有“不嫁女出山”的习惯，但在民国时期，在瑶族的五个族系中，盘瑶却可能是与汉、壮通婚最多的一个族系。笔者曾于2002年到金秀瑶族自治县进行调查（以第五次人口普查各乡镇政府所在地户口底册为抽样框），虽然1949年以前已婚人员的样本量过少（仅37个样本），但仍可从中大致地了解到，盘瑶在民国时期与汉、壮通婚的实际比例可能比其他瑶族族系（除坳瑶外）要高，例如，在5个已婚的盘瑶中，就有2人与汉人通婚。因此可以说，在民国时期，盘瑶在婚姻方面受《过山榜》有关汉瑶通婚禁令制约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与唐兆民的认识是一致的。 第二，坳瑶、花蓝瑶和山子瑶并不限制与汉人、壮人通婚。在这几个族系的石牌文字、地方文献以及学者们的调查资料中，均未发现他们限制本族人与汉、壮通婚的事例。 花蓝瑶主要聚居于六巷乡的门头、王钳两村以及长垌乡的镇冲、桂田两村，由于地处偏僻，与汉人、壮人交往的机会并不多，与他们通婚的情况也极为少见。但一些地方的花蓝瑶不仅允许汉人入村定居，还准许其与本族人通婚，不过，这种通婚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即入村定居的汉人必须与本村人有亲密的朋友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