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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弹：动物叙事型民族文学作品的原生态写法 从横向的地域跨度来看，时代精神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取向；而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风俗即民族文化是文学作品得以产生的底蕴，规定着作品的话语体系。重弹是指动物叙事型的民族文学作品以原生态的创作方法对这种风俗影响的回应与再书写，而原生态写法就是指回归动物与人类生活的本真世界，回归本民族的传统精神，以此来对抗当代小说媚俗与平板的写作趋势，抵抗现代人精神世界的空虚与堕落。 首先，动物叙事中的动物都有着久远的神话传说和深厚的民间文学给养。《黑骏马》中所诗意讴歌的骏马就常常出现在蒙古史诗、神话中，如在史诗《阿尔泰孙本夫》中，英雄阿尔泰孙本夫来到未婚妻家乡后，姑娘的父亲巴德玛散布汉要求英雄给他们抓来腾格里的三匹金黄色骏马，英雄排除种种险难，终于抓回来那三匹骏马，才娶回了姑娘。乌热尔图所钟爱的鹿也不例外，段成式《酉阳杂俎·镜异》就记载了一则关于鹿的神话：“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异，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十年……”而在鄂温克族中，鹿是他们的图腾，也是他们生活的帮手和生活资料的来源之一，而藏獒是由一千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巨型古鬣犬演变而成的高原犬种，是犬类古老的活化石，六千多年前才被驯化，在青藏高原一直占据着神的位置。“在藏传英雄格萨尔的口传故事里，那些披坚执锐的战神很多都是藏獒……二郎神的哮天犬，也是一只孔武有力的喜马拉雅藏獒。”（《藏獒·序》）狼的传说更是汗牛充栋，难以计算，狼一直就是游牧民族的崇拜对象，在《狼图腾》一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关于狼的故事传说，深刻地指出了狼在游牧民族心中的神圣地位。可见，动物叙事型的民族文学作品受哺于民族文化，又担负了繁衍、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 其次，动物叙事的拟母语言说方式。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作家的身份已经由单一走向复杂，张承志是回族，乌热尔图是鄂温克族，而杨志军是汉族，姜戎不愿透露身份。身份的复杂导致了民族边界的模糊，民族不再是闭合的地域群体，而是开放的、不断相互渗透与相互糅合的文化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母语言说。二是全球化的进程要求社会的一体化，文学的生产也离不开时代要求的制约，文化消费的普泛化在客观化促进了母语文化的大众言说趋势。三是很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如鄂温克族，这导致了纯粹的母语创作的艰难。因此，动物叙事只能在文化底蕴上寻找母族之根，在言说方式上呈现出拟母语的特点：从故事的发生语境来说，在空间上，动物叙事力求在动物生长栖居地展开，《黑骏马》、《狼图腾》都发生在碧草茵茵的草原上，《藏獒》发生在白雪皑皑的高原上，而《七岔犄角的公鹿》发生在丛木森森的林海里。在时间上，动物叙事不是盲目地跟随世俗走向，姜戎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明显表示讨厌将《狼图腾》当作“趣味的故事”来对待（《新京报》，2004年4月27日）。他是在对现实反思的基础上向后看，期望回到母族文化中去，维护、延续着与母族文化的血缘关系。这种拟母语的言说方式在语境上确保了叙事的原生与本真。从作品选取的语言来看，动物叙事尽可能多地采用母语的音译汉字，如《黑骏马》中的我称为“白音宝力格”，骏马称为“钢嘎·哈拉”；《藏獒》中几只狗的名字也都是极富有藏族母语意义，“冈日森格是雪山狮子的意思，果日是草原人对月亮为表征的勇健神母的称呼，那日是他们对以乌云为表征的狮面黑金护法的称呼，另外，果日还是圆蛋，那日还是黑蛋，都是藏民给最亲昵的孩子起乳名时常用的名字”（《藏獒·序》）。从故事所包含的事件来说，它们也是与民族生活、生长地域、民族文化指向息息相关的。《七岔犄角的公鹿》通过我去打猎、公鹿抗狼、解救公鹿等一系列事件来反映鄂温克族在莽莽林海中狩猎的生活习惯，人对鹿的依靠、敬仰和神化的崇拜等复杂感情，鹿富有人化的善良、纯朴、骁勇、坚毅等美好品质，是鄂温克族人传统文化历经千百年积淀而形成的看法，寄寓着鄂温克族的文化精髓。因此，动物叙事不是纯粹的母语写作，而是采取仿拟母语的言说方式来回应民族神话和传说的文化传统，重视作家和生活的直接交感关系，维系着作家与民族的无法割舍的血缘联系，从而营造了其作品的原生性氛围。 再次，动物叙事型的民族文学作品蕴含了丰富的环境伦理学意义。《黑骏马》、《七岔犄角的公鹿》、《狼图腾》、《藏獒》都涉及了人类、动物界、自然界三者的多元关系，以人来凸显动物，以动物来反观人类是此类作品交替使用的手法。这在《狼图腾》中极为明显：狼一方面要吃家畜，威胁人类宁静的生活，与人类存在着敌对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类的老师，草原生态平衡的维护者，蒙古族人灵魂升天的引导者，更是蒙古族文化精神的象征。相对来说，在《狼图腾》中人类不再占据着绝对的中心地位，作品的价值取向也不再以人类的利益为唯一的、终极的判断尺度，这表达了作者的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理想，对人类世界的发展作了有别于经济价值原则的猜想和预测，同时，人类、动物界、自然界消泯了主从的地位差异，动物价值尺度和人类价值尺度成为对峙的二元并立体，又相互比照、相互谐调，同归于整个自然价值尺度。这不仅归复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人“参天地之化育”的传统思想，也从善待动物和自然界来反省自身，从伦理学上实现共存而互助、进步而协和、竞争而平等的合理社会。 因此，动物叙事的意义在于其原生性的实现：其一，确定作家与生活的、本真的、生命形态的联系；其二，确定了作品与母体民族受哺与传承的血缘关系；其三，提出了新的价值尺度，极大限度地摆脱了经济一体化控制，较大程度地实现了反现代性的“元叙事”话语权力，呈现出回归古典、民族本体的诗性言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