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民间叙事的目的看，所叙写的关羽的小缺点，刻画的关羽的负面形象，都是笑着讲给听众听的，演给观众看的，旨在博人一笑，娱乐民众。它不是要写出这个人物形象的深度，也不是要对人物进行有意识的批判以体现叙事主体的思想深度。可以说，民间叙事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故事是在嘲讽、调侃关羽，是在亵渎关圣。 与之相对，文人叙事在故事重构、形象塑造之前，对关羽先有一个认识，对关羽形象先定有一个基调。这种认识和基调显然是有文化意蕴的，既来源于史传关羽和信仰关羽，又不完全同于史传关羽和信仰关羽；既不脱离史传关羽，又有所侧重和提升。文人叙事在塑造关羽形象的过程中，以这种认识和基调去选取故事、编织故事，类似于“因文生事”。可见，文人叙事中关羽形象塑造是一种有意识行为，因而关羽形象统一，形象关羽与信仰关羽一致。相对说来，民间叙事在故事重构、形象塑造之前，对关羽并非先有一个认识，先定一个基调。民间叙事在塑造关羽形象时，以故事为主，以娱乐为主，类似于“以文运事”，只是把 头脑中储存和想象的关羽故事讲述出来，而没有取舍和过滤的过程。民间叙事中关羽形象塑造是一种无意识行为或弱意识行为。民间叙事在塑造关羽形象的过程中，虽然整体上也企图美化关羽，但在故事性为主的原则下，经常出现偏差，以致关羽形象出现分裂，自相矛盾，以致叙写了关羽的极富民间色彩的故事，塑造了多种面目的关羽形象。民间叙事中故事要不要讲，该不该讲，主要取决于故事性和趣味性，而较少受关羽信仰的牵制。因为一个是有（强）意识行为，一个是无（弱）意识行为，一个重意义，一个重娱乐，所以文人叙事中的关羽形象儒雅、神圣，具有悲剧意蕴；民间叙事中的关羽形象世俗、平凡，具有喜剧色彩。前者感人，后者娱人。前者虽体现出壮美，却是离我们很远的英雄；后者虽体现出平凡，却是离我们很 近的英雄。 第二，就接受群体来看，文人叙事和民间叙事塑造的关羽形象各有特点，各有自己的受众群。 《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的关羽形象几乎成为文人叙事形象塑造的典范，要创造新的关羽故事，又不背离史传关羽和信仰关羽，显然并非易事。明代文人传奇几乎没有关戏的创作，或许与上述原因有关。既如此，为什么民间关羽故事在小说之后，还能继续创造，继续存在？应该说，《三国志演义》并没有成为民间关羽故事创造的障碍，小说之前也好，小说之后也罢，关羽故事同样多姿多彩。民间叙事并不以小说中的关羽形象为准绳，也并不以史传关羽和信仰关羽为准绳，民间任凭想象随意编造关羽故事，虽然被文人斥为鄙俚，但它依然有市场，能够满足下层受众的审美需求。而下层受众也并不以此为怪，市井小民、村翁俚妇依然听着，看着。民众没有那么高的文学素养，不懂得怎样去挑剔故事，不懂得关羽形象如何出现了分裂。接受主体没有意识到其所看所听的关羽故事正在亵渎关圣。台上关羽的喜剧形象、负面形象并不防碍台下人们对关羽的顶礼膜拜，并不影响关庙里的人来人往、香火不断，只要那个赤面长髯、持青龙刀、骑赤兔马的神威凛凛的关羽出现，人们就非常感兴趣，就非常喜欢看。民众在看戏、听故事之前和之后，都铭记关公是神，丝毫亵慢不得，但看戏、听故事之中，则以故事为主，以娱乐为主。 第三，从关戏演出的文化功能来说，不同阶层演出关羽的目的相差很大。上层关戏演出的情况，由于资料欠缺，难以了解真实面目。明代戏曲家屠隆（1543－1605）的《昙花记》为文人家宴或贵族官长家常 演的戏曲，其中关羽以真君的身份在剧中出现了三场。王安祈在《明代的关公戏》一文中，通过《昙花记》天绘楼刊本所制凡例，推断关戏演出时的慎重是显然的，观众与演员的肃穆心境、恭谨态度也是必备的①［注：参见王安祈《明代的关公戏》，载其《明代戏曲五论》，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200页。］。可见，上层关戏的演出是非常严肃、慎重的，与信仰关羽 相一致。可以想见，关戏在上层的演出，注重的是其教化功能和艺术功能。 民间关戏的演出，可以说是借神娱乐，大众狂欢，即使是高高在上的关帝，也是毫不例外的。山西潞城万历二年抄本《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记载了民间关戏演出的一些情况。其队戏《五关 斩将》一目，至今潞城农民还能够演出。非常奇特的是，关公骑马过五关斩六将，不是在一个舞台上演出，而是骑马奔驰在村巷中，过一关换一个舞台，连续登上五个舞台才演完此剧。过五关途中，“关羽”还可随意与观众谈笑，甚至取吃街上小贩的食物②［注：参见张之中《队戏、院本与杂剧的兴起》、黄竹三《我国戏曲史 料的重大发现——山西潞城明代〈礼节传簿〉考述》，载《中华戏曲》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145－146页。］。民间关戏的演出，虽是为了迎神，实际上是一种群众性的游街走巷闹社火，旨在自娱娱人，正如黄竹三所云：“酬神只是形式，娱人才是目的。”［2］142关戏在民间的演出，宗教功能越来越淡，而娱乐功能则越来越强，体现的是民间游乐传统。 以上就是关羽形象塑造存在两种叙事差异的浅层原因分析，即民间叙事的创作和接受都以娱乐为主，而文人叙事的创作和接受则注重意义和艺术。这既是原因分析，同时又是 两种叙事各自特点的表征。 ［参考文献］ ［1］ 陈曦钟，等．三国演义会评本：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黄竹三．我国戏曲史料的重大发现——山西潞城明代《礼节传簿》考述［M］∥中华 戏曲（三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