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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敦福/魏泉]解析都市传说的理论视角(2)

http://www.newdu.com 2017-11-06 学苑出版社网站 张敦福/魏泉 参加讨论

    语言学的解析
    语言是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不少学者尝试从语言学的角度去分析和解释都市传说。语言学的视角(linguistic approach),有时被称为语言-结构分析(linguistic-structural analysis)。对传说的语言-结构分析来说,完整的叙事文本,或至少“可作为叙事的”文本,是必不可少的。
    按照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William Labov)的说法,一个完整的叙事具有六个结构性要素:点题(abstract),叙述者叙述前对故事的简要概括;缘起(orientation),叙述者对故事时间、地点、人物及其活动和环境等外部因素的描述;进展(complicating action),故事本身发生发展的过程,是叙事结构的核心;评议(evaluation),叙述者的看法、态度和观点;结局(resolution),事件的结束、人物命运等;回应(coda),与主题的前后照应。按照这个思路,民俗学家W.F.H.Nicolaisen研究了《吓唬人的人反倒被吓着了》传说{4}的28个异文,结果发现只有三个因素构成了传说的叙事核心,它们分别是缘起、进展和结局。他还发现,作为都市传说的叙事,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即讲述者知晓的某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在缘起部分被省略或隐藏了,只是到了说完“进展”的时候,才告诉听者。例如,在“吓唬人的人反倒被吓着了”传说中,听众只是到故事的结尾才被告知,人们为一对男女安排了一个晚会,打算给他们来个惊喜,结果却发现他俩一丝不挂。Nicolaisen认为,缘起部分在讲述中被推延,这是很多都市传说相当重要的结构特征。而且,故事讲得成功与否,明显地依赖于故事讲述人怎么聪明机智地操纵。也就是说,“这个故事讲的是Reggie Jackson乘电梯的故事”,或者“你知道有条都卜曼狗嗓子被手指头卡住的故事吗”?{1}或者“故事中的这个女人想把他风流成性的丈夫的保时捷贱卖”。{2}这样的结局或解释只有出现在故事结尾才有感染力,听起来才更有效果。
    此后,Nicolaisen继续研究该方向,撰文解析了“消失的搭车客”的叙事结构。该论文还批评了布鲁范德等著名学者,认为这些作者的著作只是传说的缩略本而已。这种批评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对语言-结构的分析来说,录音机放出来的传说讲述过程,远比那些从录音机转化成的可视材料更受欢迎。尽管后者可能是精心制作,也为不少学者所偏爱,认为是个简便易行的方法,但这样获得的资料暴露有重大的缺陷:在场的味道、氛围和感觉已经被过滤掉了许多。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文本非常重要,但它保留下来的是一种缺乏背景的非生活的东西……故事起源于原始生活之中而不是纸上。当一位专家草率地记下故事,而不能显示它发生发展的具体氛围时,他给人们的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真实。
    文学的解读
    跟其他学科相比,文学与民俗学有着更深远、丰厚的亲和性关系。从文学的视角研究都市传说,相关资料的搜集和辑录是进一步分析的最基本的、最必要的工作。在收集和辑录资料的同时或以后,研究者需要在已经发表的文学作品中鉴别出“传说”的因素,如传说的主题和结构。这对传说的文学研究工作来说,还仅仅是个开始。深入的比较、分析更为难以达成。
    1991年,民俗学家Daniel R. Barnes提议,有些文学作品会间接提到、暗示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一些故事、情节等,不管这些文学作品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流行的还是严肃的,小说体还是纪实体,只要这些故事或情节让人很容易辨别出与当代传说相关,民俗学家就应当进行识别、分析和研究。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规划,但Barnes胆识与行动能力兼备,收集和鉴别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后来,在Paul Smith加入进来后,Barnes编录了大约20多本参考资料。这些文学作品的引证范围相当广阔,从童话书到现代侦探小说等等不一而足。一些著名的作家也被囊括其中,如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愤怒的葡萄》和海明威(Ernest Hemmingway)的作品。他们分别曾经使用过“人间蒸发的祖母”{3}和“妓院里的窥淫狂”两个都市传说。事实上,文学与传说之间的联系还可以在以下传说中见到端倪:《下水道里的鳄鱼》、《窒息的都卜曼犬》、《被压碎的猫》和《包裹有个死猫》等等。
    显然,在这个跨学科的领域中,那些民俗、文学双修的学者占据优势。Bruce A. Rosenberg既是民俗学家,也在文学方面修养深厚。他仔细分析了几个都市传说,比如《后排座位上的杀手》{4}和《消失的搭车客》。同样地,他分析了文学作品有类似情节或结构的故事,如Elizabeth Jane Howard1979年发表的作品《找错了男人》(Mr. Wrong)。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它表明文学与民俗学之间存在着持久的联系。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作为“平常人”的故事讲述者与作为说书人、讲故事能手的故事家之间的关系,更是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核心话题。
    都市传说的文学研究还有另外一个发展方向,即识别当代传说的传播与流行跟以往作家之间的关系。目前已经得到确认的是,乔叟(Geoffrey Chaucer)、笛福(Daniel Defoe)、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霍桑(Natheniel Hawthorne)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作品都曾经对某些或某个传说的产生和传播做出过贡献。比如,中世纪曾流传《被阉割的男孩》的故事,后来成为同名传说的原型。乔叟对这个原型做了加工再创作,在他的经典著作《坎特伯雷故事》(Canterbury Tales)写出了“女修道院院长的故事”。稍后的英国作家笛福和狄更斯,参考过他们那个时代口头传承的传说。{1}美国作家霍桑的作品也显示出作者对民间传说的熟悉。杰克·伦敦曾把“玩火自焚”或“动物的报复”之类传说的情节写进了1902年的短篇小说《月亮的脸》(Moon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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