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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每逢农历二月二，我同中国民俗学会的几位朋友总要去华北老镇范庄参与“龙牌盛会”，这是范庄民众为了庆祝“龙抬头”而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庙会。据说，这个庙会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老祖宗龙一样古老，因为它所崇奉的龙是最早的“勾龙”。而我看到的“龙牌”却不是一个真龙雕像，它只是上面雕有“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神位”的一块高大的金色牌位。不过，这个龙的符号却被谨慎地守护着，它平时存放在一位庙会主持人“会首”的家中，供有问题企求龙之护佑者上香，每逢“二月二”则被一个由十九人组成的民间庙会组织团体迎到镇里的街上巡行。巡行时，来自该镇附近的民间社团都要派出仪式性的表演队伍前来助阵，数万人的锣鼓队、民间宗教颂经团等等组合成的游行团队，浩浩荡荡地通过范庄老街，引来四面八方的围观者，一时把沉寂的范庄“闹得”天翻地覆。继之，“龙牌”被抬到该地的集市中心，恭敬的农民们早已把特别为它设计的祭坛临时搭建起来，“龙牌”一到位就被供进了这个祭坛内部，安置在它的最“中央”的位置上，让远近香客来献上他们的供品。 诸如此类的仪式十分“热闹”，我看到了扮成异性角色的业余演员在游行队伍中欢跃，打破了传统农村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的性别格局;我看到了平时处于年龄等级下层的孩童，有的被给予仪式表演的尊贵角色，有的奔跑于街区之间四处燃放鞭炮;我也看到了原来沉默无言的农民一时变得热烈而奔放，给了我们耳目一新的印象。然而，庙会并不缺乏秩序。首先，与全国各地许多民间庆典一样，“龙牌盛会”是经特定的民间团体按照传统精心安排而成的。负责安排的团体就是那十九个“会首”，他们是按照祖辈留下的世袭制度选定的，在庙会组织中“轮流执政”，井然有序。其次，抬“龙牌”的游行队伍虽然包括了数万之众，但是在狭窄的街道中绝无“犯规”的表现，毫不需要现代警察的关照。列于“龙牌老爷”之后，他们顺着它“指引的路线”徐徐慢进。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仪式的进行过程中，一种我们原没有预料到的权力秩序也被人们建构起来了。在庙会期间，天、地、人三界被严格地以一种类似于帝国权力格局的体制安排得十分有序。“龙牌老爷”一时俨然成为真正的“天地三界十方真宰”，天下的万物此时都要归服于他，现实社会或“人界”中的官员，即那些充任地方官员的另一种“真宰”也要听它的调遣，平时服务于“正规文化活动”的有线电台，此时变成庙会的“发号施令”处。在祭坛内部，我更看到“万民归向”的祭龙盛况，其间无论性别、年龄、阶层、地位，所有的民众全部在“龙牌老爷”面前称臣，使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社会等级逻辑刹那间化约成“龙龙民民”的逻辑。 在乡土社会中，范庄的盛况并不孤立。诚然，我应该承认，中国地域广大，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的庙会并不能代表别的地方的情况。但是，不知出于何种缘由，“龙牌盛会”使我想起了几年前在数千里之外的闽南山区看到的一次仪式。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我前往闽南山区的安溪县重访我在两年前做过五个月社会人类学调查的溪村。当地不少人跟我说，我去得正是时候。通过通灵的“童乩”(闽南的萨满)向村神和祖先卜问，溪村决定在农历的十二月举行一次重大的盛会，庆祝他们于一九九二年重建的陈氏家族宗祠。我到达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溪村人特别忙碌，祖祠的庆典是当地最大型的，名为“观大灯”而有别于一般的村神诞辰庆典“观灯”和“作寿”。要举行这么大的仪式，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在三年前即已形成的祖祠重建委员会的主持下，陈氏家族举行了许多次会议，推举出八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作为仪式的“首人”以及几十位公认为有社会地位的家族成员为祭祖仪式的代表。经过多方探讨，仪式的规模、程序、时间、内容也得以确定。因为这是一百多年来溪村最大的庆祝活动，所以决定选本镇清代以来最有名望的一个称为“宏真坛”的道士(“法师”)团体为科仪(道教经典仪式)表演者，一个远近有名的木偶剧团为演戏团体，另选和尚等仪式专家数人参与庆祝活动。庆祝活动所需的费用，由家族成员积极捐献。同时，每家每户准备好了所需要的献祭品，他们通知远近的同宗族亲和与他们通婚的邻近村落，邀请他们来一起“热闹一阵”。到十二月初四日，“观大灯”的仪式准备就绪，在当日深夜(实为十二月五日凌晨)开幕。 整个仪式共延续整整二十四小时，是一个传统的家族祭仪，包括我在内的异姓外来人是来看热闹的和作客的，而对姓陈的族人而言，它却是一个严肃的聚会，据说这是一百多年来溪村规模最大的一次仪式活动。在家族祭仪开始前两个小时，建造祖祠的木匠已依据传统的“鲁班经”为祖祠的中梁点灵，“法师”依据他们祖传的科仪赋予管理祖祠的“土地公”灵性，和尚则通过不断地颂经替陈氏家族的祖先“招魂”，最后木偶戏的表演者在祖祠内外搬演他们的戏神“相公爷”为祖祠“镇宅”。紧接着，祖先的牌位由族中一位近年升为副县长的成员“点主”，有家族代表按次序逐一从祠堂外捧入祠堂内，安置在已经按等级安排好的祖先位上。经过这一系列的巫术处理，宗祠俨然变成一个神圣的场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