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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5年，我在《中国民俗学》一书中论述“信仰的民俗及其特征”①时，首先提出了“俗信”这个词语，同时初步阐述了它的概念，并对它和“迷信”的密切关系及相对的区别做了分析。“简单地说，俗信原来在古代民间传承中曾经是原始信仰或迷信的事象，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人们的文化程度的提高，一些迷信事象在流传中，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神异色彩，失去了神秘力量，人们在长期生产与生活的经验中找出了一些合理性，于是把这些事象从迷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习惯。这些传统习惯，无论在行为上、口头上或心理上都保留下来，直接间接用于生活目的，这就是俗信。”②从1986年到1999年拙作《中国民俗学（新版）》增补本出版以后，一直保持着上述论述的论点。但是，这期间学术界几乎没有关于“俗信”的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即使偶尔提到“民间俗信”，也只是认为“是在人们心理活动规律上有一定根据的思想反映。”③并没有认定“民间俗信”其实是对俗民在行为上、口头上、心理上起到全面支配作用的思想观念。2002年2月，《民间俗信与科学文化》④一书出版，才比较全面地论述并具体解析了民间俗信在民间生活中的表现。这无疑是民间俗信研究的具有开拓性的成果。 但是，民俗学研究在明辨民间俗信的是是非非过程中，对俗信在中国传统的民俗生活中所起到的支配作用显然认识不足。在民间，固然有许多对天兆、物兆、动植物兆的俗信具有生产生活经验积累的科学成分，特别是许多农耕谚语、气象谚语中的俗信，本来就和迷信有较大的区别。但是，并不是一经开展扫除封建迷信的活动，马上就会把所有俗信观念从迷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也决不是在扫除封建迷信的进程中索性把一切俗信也都清扫干净。相反，经过多年扫荡封建迷信之后，仍然有许多俗信依旧带着相当浓重的神秘色彩在生活中“合理”地延续下来，而且，俗民们从来也并不把它们当作封建迷信加以排斥。在这里，民间俗信做为一种千百年传袭下来的习俗惯制和生活经验，总是以它一定的“合理性”做为传承依据的。这里的“合理性”来源于俗民们最现实的人生态度和观念，来源于他们最朴素的价值标准：是非、曲直、黑白、对错、善恶、美丑、真假、好坏、正邪、顺逆、吉凶、祸福等等。换句话说，俗民们的俗信观念都和他们的人生命运息息相关，命运是民间俗信观念最基本的主题，趋吉避凶、祈福躲灾、除恶向善是民间俗信最起码的价值取向和追求。这几乎是人类远古时期原始俗信固有的文化内涵。 在以往的民间口头叙事创作文本研究和对民间故事讲述活动的田野作业中，总是把故事母题或类型的比较、或文学的主题做为研究的着眼点，却常常忽略从民间俗信的角度进行探索。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民间故事、传说、寓言、笑话在民间的广泛传播，正是传播俗信的民间习俗化的过程，并不是什么文艺创作的过程，把经过讲故事的活动传播俗信仅仅看作是不自觉的文学创作活动，是民间文学研究者的他观结果，并不是民间传播俗信活动的本质和主观目标。在民间，讲故事活动的人生观养成功能，道德教育功能，行为管理功能和民俗信仰心理暗示功能十分鲜明。在反复进行民间故事活动的田野调查中，总是会发现一个最醒目的现象，那就是俗民对民间故事的俗信内涵的准确概括。其中一个最通俗不过的民间故事主题：“好人得好报，坏人得恶报”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正是最具有普遍性的民间俗信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