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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诗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学者之间的往复论辩，是推动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重要途径。所以当我看到胡铁球教授的回应文章时，非常高兴。不过拜读之后，原有疑惑并未消失，不揣谫陋，再提出来讨论一下。 针对我关于“准确把握历史的细节和碎片”的说法，胡教授补充说：“但细节或‘碎片’的理解与解读，需放在史料体系中去，仅依靠一段单独文字来理解，往往会误读。”对此我很赞同，但也想进一步说明两点：一是所谓“史料体系”，本就是由细节和碎片拼成，如果对细节或碎片的理解原本有误，恐怕也不易构成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史料体系”；二是即使要放在“史料体系”中理解，也应以文本自身为基础。解读史料最基本的原则，恐怕是要根据文本所处的具体语境，认真分析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将来源不同的史料联系缀合，或是给史料增添其本身并未呈现的意义时，一定要格外谨慎小心。 这里首先针对我在上篇文章中提到、而胡先生着力辨析的两段关键史料，再多啰嗦几句。 一是作者为证明“解户歇家”而引用的于成龙的一段话：“省会府县歇家，最为作奸犯法之薮，故定例，歇家与衙蠹同罪，法至严也。其在省会府城者，外府州县解钱粮，则包揽投纳使费，更有洗批挪移之弊；解人犯，则包揽打点行贿，更有主唆扛帮之弊。”胡教授指出，要理解这段话，就必须参考于成龙另一段话：“嗣后原告上控，即发江夏县押，歇家解本犯回籍，查实取收管回报，另行起解候审。”他认为，将两段史料相对照，“‘解人犯’的主语无疑是歇家，但高先生隐掉这一史料，所以出现了歧义”。需要说明，我绝非有意隐掉这一史料，而是确实看不出出自于成龙不同文章的两段话之间有何关联。后一段话见于《于清端政书》卷2《请禁健讼条议》，是让某个具体的歇家押解由其担保的某个具体的犯人，这正是歇保的职责之一，对此我毫无异议；但我认为，这与“解户歇家”，即类似“防夫”那样专门负责押解人犯的角色，恐怕并不是一回事。于成龙所说前一段话，见于同书卷7《兴利除弊条约》，是整体谈论省会府城的歇家，并不涉及某个歇家与犯人之间的对应关系，与后一段话语境不同，我觉得似无必要放在一起相互参证。而且于成龙所说前一段话，我觉得语义自足，“解钱粮”与“解人犯”是两个并列的分句，而“外府州县”是二者的共同主语，实在不明白“歇家”从何而来。此外，回应文章将这段话录为：“省会府县歇家最为作奸犯法之薮，故定例，歇家与衙蠹同罪，法至严也……解人犯，则包揽打点行贿，更有主唆扛帮之弊。”由于把“其在省会府城者，外府州县解钱粮，则包揽投纳使费，更有洗批挪移之弊”这个重要语句“隐掉”了，“解人犯”的主语便由“外府州县”变为“省会府县歇家”，容易造成“歧义”。 二是胡教授为证明“兵歇家”而引用的戚继光的一段话：“传谕口令、抄誊文字，仍要一字一言，不许增减及别添祸福之说。每传毕，差巡视旗于街上，或歇家，唤二三个军来问之，照不知条内，查治所由。”胡教授指出：“按明代以前的书写方式，若是‘巡视旗’在‘街上’‘歇家’抽查问责，则断不会出现‘或’这个字，这个‘或’字，就表明了‘歇家’与‘巡视旗’同样具有抽查问责的职能，高先生的解读违背了古代的书写方式。”对这句话反复参详，我觉得分歧似乎与“书写方式”并无关系，关键区别在于：我把这句话中的“歇家”理解为场所，即士兵居住的客店或人家；而他把“歇家”理解为人物，即士兵居住的客店的老板。这两种含义的“歇家”，在当时文献中都可见到，要视上下文而定。以这句话所出的《练兵实纪》为例，共六次提到“歇家”，本句出自《练胆气第二》之“信口耳”，该卷“辨真操”还提到一次：“殊不知教场操练，不过明金鼓号金……此等事不是在人家房门院墙内做得，故设教场操练之。平时在各歇家之时，若肯心心在当兵……何尝不是操练也。”其他四次集中见于《练营阵第六》之“拟驻宿”一段，此处只节录一次：“所至地方，如系安野营，另见‘野营’款下。如当入人家安插，各兵前行至城外空所……各队总起身执旗进城，寻讨歇家。”我以为，这六次提到的“歇家”，皆当解作“居住场所”。 此外，作者在文章开始指出，拙文所选的几个问题，他“并没有深挖，只是作为现象提出，加起来不足2000字，不到《明清歇家研究》篇幅的千分之三”。我不太明白这2000字的确切所指，可能是指书中论述歇家在各衙门设置情况的部分吧。若如此，我想做一点解释：关于歇家担任歇保、揽纳钱粮等等，前贤或多或少皆曾论及，似乎也无异议，而“职役”性歇家、“解户歇家”等则是胡教授的独到见解，故针对这些稍作辨析，绝非故意挑选其“没有深挖”的部分来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