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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太炎这里，尽管表述尚不清晰，但经学其实已经同时得到了四个定位：作为史学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经学，作为宗教神学的西汉经学，以及作为哲学的义理之学。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定位都是站在经学以外的立场上，从功能角度进行的。重新清理章太炎与近代经学的关系，对于试图从知识体系角度接续传统文化的新的经学形态而言，无疑是学术上的应有之义。 经学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基石。清代以前，尽管不同学派对经学的理解存在很大分歧，但有一个方面却是共同的，经学作为“常道”被广泛视作真理之源。但是，随着晚清西学东渐的加深，原有知识体系迅速被西方学术体系所取代，经学也被肢解为文史哲等不同学科的对象，对经学的界定则因为视角的不同，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局面。 经不单指六经六艺，而属于工艺学概念 在《国故论衡·原经》中，章太炎曾专门探讨经学概念的起源与变化。章氏指出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经并不单指主要被儒家所推崇的六经或六艺，而是本来属于工艺学的概念，即织布时在织机上用来起纵向维系作用的经线。战国以降，不仅儒家把自身经典称作“经”，诸子百家也同样可以把自己认同的经典称作“经”，譬如墨子有《经上》《经下》，《老子》被称作《道德经》，《国语》所谓“挟经秉枹”，把兵书称作“经”，等等。《白虎通》所谓“经者，常也”，尽管诸子百家各有其对常道的理解，但都把自身学派的经典称作“经”，本身便是承认了常道的意义。换句话说，诸子百家虽然观点不同，但都是在同一个知识体系中相互理解，这个知识体系即是渊源于上古三代的王官学。所谓“礼崩乐坏”，便是指这个以王官学为内核的周代礼乐文明的崩解。假如给这个过程一个抽象的表达，便是《庄子·天下篇》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道术分裂之后产生了不同进路的“方术”，或者说“一曲之术”，其典型形态分别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诗》《书》礼乐之学、“散于天下，之于中国”的百家之学、以方技术数为中心的“旧法世传”之史学。 《诗》《书》礼乐之学即周代早期的“乐正”四教，这是春秋以前贵族人文教育的共同基础。士人入仕以后，“宦学事师”（《礼记·曲礼》），由此学习各种“师傅曹习之学”，这就是所谓“旧法世传”的史学。这种史学也就是经世致用的外王之学，相当于时下的自然与社会科学，与后世的历史研究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周代早期的世官畴人制度，技术之学往往在家族之内传承，因此常常表现出“家学”的面貌。东周以后，王纲失序，各地诸侯趁机独立发展，政教人才流散四方，这是私学兴起的基本原因，先秦诸子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先秦诸子共同分有了以周代人文教育（乐师）与技术教育（史官）为内容的同一个知识体系，并予以新的变化，这就是经子之学。其中，以孔子为代表，试图通过“具体而微”的整全方式接续传统学术的便是经学，而“各得其一体”的便是子学。经学属于广义上的子学，子学也可以看作广义上的经学。 广义上经学对应着整个华夏文明，作为经典编订者的孔子，则是狭义上的经学创立者。孔子的贡献是在原有乐正四教的基础上，抽取原属于史官之学的《周易》与《春秋》，重新加以删削，并赋予新义，此即战国人所见到的六艺或六经。司马迁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这就是西汉末年刘歆《七略》中的六艺之学。汉代以后，史学由六艺春秋略分出，方技术数并入诸子，最后加上诗赋略，在魏晋以降正式定型为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尽管佛教道教崛起之后，都在知识体系上产生新的变化，但四部分类方法直到清代也还依然是传统学术的基本形态。 每一个知识体系都有它的内圣与外王之学，这个外王之学在中国古代便表现为“数度”与“治法”。佛教入华尽管带来知识体系上的新变，但治法在规模与广度上并没有超出先秦两汉时期的经学。无论是魏晋玄学还是宋明理学，所长都只是在义理的精微，前者流于清谈，后者热衷于道德淑世，“所以政治失其自省，而权力日趋卑陋”，宋以后的政治规模较汉唐时代尚远远不如。（拙撰《〈孟子·离娄上〉讲疏》）晚明以后，流行了近百年的王学还是未能挽救王朝的危局，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倡导经世致用，因此不仅子、史之学复兴，在经学上，则是回归以数度及治法为重心的经学文本研究，有代表性的则是顾炎武的“舍经学则无理学”之说。顾氏此说并不是否定理学作为经宋学的属性，但把理学与经学在形式上对立起来，无形中把经学的内涵狭隘化了。乾嘉以后清代学者所艳称的“国朝经学复振”，这里的经学便是指经典文本之学。但即便如此，清修《四库总目提要》在“经部总序”中仍然把经学分为汉宋两系，无疑是从知识体系角度承认不同的经学形态。近代以后，这两种关于经学的定位在学术界同时并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