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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研究变成历史研究，产生广泛影响 作为俞樾的弟子，章太炎早年可谓深得乾嘉汉学的真传。在诂经精舍期间所撰写的《诂经札记》与《膏兰室札记》，继承了清代汉学的基本路数，对经史子多种文献典籍做了深入探讨。尽管对宋儒的观点也偶有引用，但着眼点仍然意在考据。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的诸子研究仍然像王念孙《读书杂志》与俞樾《诸子平议》一样，乃是“从旁窥伺”，尚非“专门”名家（《太炎文录续编·菿汉闲话》），也就是说，还没有真正进入某一学术内部，变成活的学问。清代古文经学所从事的经学与其说是探讨真理意义上的经学，还不如说是文献学、训诂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更像西洋学术中的语文学（philology）。也正是因此，乾嘉学术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国近代学术中的知性理解方式。知性把事物对象化，依循逻辑分析方法，用归纳方式为事物化分类例，由此得出一些规律性认识。胡适、梁启超早就指出，这种理解方式与西洋科学方法是相通的，二者也正是因此致力于发掘乾嘉汉学中的科学精神。 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湖湘一派兼采汉宋的新宋学，还是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经学。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心性（内圣）与治法（外王）尚成两截；后者则急于把西学塞入今文经学的古典形式之内，因而造成一种扭曲汗漫的学术形态。 从学术路数来看，清代今文经学实际存在两个线索，两条线索分别与乾嘉汉学的吴、皖两派有关。我曾经指出，吴派始于惠栋，其所做的工作，虽名为汉学，但实际上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讲究“师法”、“家法”的汉代学术史。除了惠氏门人江声、余萧客、江藩、黄奭等人之外，福建的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也应该在这一脉络之下理解，而廖平则是此派的殿军（参拙撰《新文化运动百年祭》）。廖平的意义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从“考镜源流”的具体学术史研究中超拔出来，对汉代经学予以系统反思，他在《今古学考》中所做的以礼制来“平分今古”的工作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一是由学术史研究转向对经学自身的认同，并试图通过经学的视域融摄西学，廖平经学六变的后几变意义在此。 相比较而言，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代表的皖派学术，以文字、音韵之学为武器，用知性方法对经典文本进行重新考察，其学术以求真为目的，主张实事求是，对于原有的学术脉络却并不轻易认同。在晚清今文经学家中，康有为继承了此派的研究路数，这一点钱玄同曾专门撰文予以指出。所不同的，则是康有为对西汉今文经学的认同与戴段二王有着根本的区别。章太炎在《訄书·清儒》中对二家学术皆有评价，但把惠学理解为“好博而尊闻”，把戴学理解为“综形名，任裁断”，仍然是有所轩轾的。 早期章太炎主要是从史学角度来理解经学的。尽管在晚清以前，这种研究还没有完全脱离原有的四部知识体系，但章太炎的史学立场却无疑有助他摆脱经学传统羁绊，广泛接受西学，并和梁启超一起深刻影响了以胡适、顾颉刚等为代表的整理国故运动。只不过，当新文化运动以后，整理国故运动发生之时，章太炎已经回到“修己治人”的经学立场，被认为是时代所抛弃的人物，其在近代经学观念转折中的作用被忽视了。 由于从史学角度理解经学，此前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尽管本义是指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在章太炎这里却被理解成历史记录，即《訄书·清儒》所谓“六艺，史也”。这样，经学研究也就变成历史研究，或历史文献研究。这一观点在20世纪产生了广泛影响，在钱玄同、周予同等人那里甚至进一步变成了“六经皆史料”，后者直到1960年代才重新撰文，辨析“史”在章学诚那里作为“政典”的本来含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