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矛盾之处终其一生未得到真正解决 假如从经学角度理解章太炎的学术光谱，章太炎一生学术可以大概划分为3个时期，即光绪十六年（1890）23岁入诂经精舍时代的纯粹考据家时期，光绪二十一年（1895）28岁以后小学家、史学家及子学家一身三任的时期，以及民国元年（1912）以后逐渐复归经学的时期。光绪十六年，章太炎进入杭州诂经精舍，开始师从俞樾。章氏后来总结俞樾的学术，说他“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深疾守家法、违实录者。”（《俞先生传》）虽然俞樾治《春秋》倾向公羊之学，但按照章氏《自定年谱》，章太炎24岁以后“始分别古今文诗说”，私淑刘歆，可知此时的章太炎虽然从学俞樾，遵守皖派研究路数，但却并未接受其倾向公羊的立场。其另一位老师谭献“好称阳湖庄氏（即庄存与），余侍坐，但问文章，初不及经义”（《自定年谱》）。而其私淑刘歆的立场说明，尽管章氏从俞樾这里继承了戴段一系的考据方法，但对于刘歆那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方法也有了根本的认同。章太炎后来极力表彰同样主张“辨章学术”的章学诚，应该说就是基于这一认同。也正是因此，对于廖平的《今古学考》，章太炎也能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他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倡导诸子学的基础。 这样，作为近代语言学与训诂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章太炎既娴熟掌握皖派汉学的考据方法，也与吴派及章学诚“辨章学术”的大旨相通，其学术路数可谓对乾嘉两派及浙东学术“一身兼祧”。这是章太炎对20世纪相关学术流派都有影响的关键原因。但也正是因此，对于以德性统摄知性的传统经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章太炎一直无法有根本的接契。这种局面直到其学术的第二个时期，由于宋恕影响，努力研习佛学以后，才逐渐发生改变。加上这一时期他对政治活动的涉入之深，使得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章太炎的学术见解呈现出极为矛盾的一面。例证便是不仅《訄书》再版时有过极大更动，而且在1912年重新定名为《检论》，对以往见解重新检讨，推翻了此前的不少关键论断。总的来说，章太炎学术的矛盾之处终其一生并未得到真正解决，这决定了他尽管在小学、史学、文学、诸子学、佛学等专门领域方面都有重要成就，但却并没有提供真正贯通诸学的义理架构，而只是一般地回到了《庄子·齐物论》的所谓“一往平等之谈”（《齐物论释》），这与晚清民初斑驳陆离的思想局面是相应的。 如所周知，在晚清思想家中，章太炎早年是以批孔著称的。1904年在《訄书》重订本中发表《订孔》一文，援引日本学者远藤隆吉、白河次郎尖锐批孔的言论，对孔子大张挞伐，认为孔子除了颇具“才美”以外，其学问不惟不如荀、孟，只可比诸刘歆。据说“余杭章氏《訄书》，至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稍后，章太炎在1906年发表的《论诸子学》一文，更批评“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并泛引《庄》、《墨》之说，来证实孔子的“巧伪”。这个形象被其弟子鲁迅在《出关》等作品中用生花妙笔表现出来，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巨大效应。 不过，同样是《订孔》，在《检论·订孔》篇中则对孔子的评价有了一百八十度转变，对孔子极表尊崇。个中原因当然很复杂，有论者认为，《訄书·订孔》的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打击以接续孔子自任的康有为，所做的“擒贼擒王”之举。揆诸当时康章作为论敌的现实处境，章氏批孔或许不无含沙射影之嫌，但假如这一逻辑成立，考虑到1912年康有为开始创立孔教会，绸缪复辟之际，为什么章氏反而要对孔子予以高度评价，不能不令人生疑。几年以前，我曾受此观点影响，批评章太炎“虽未阿世，却未免曲学”，现在看来也是大有可商的。 一个可能的解释其实是这一时期史学在章太炎心目中的地位发生变化，史学不仅作为“保存国粹”的载体，传承中国文化精神的使命，而且本身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证据便是《訄书·订孔》篇虽然肯定了编订六经的重要性，但之所以由“孔氏擅其威”，是因为当时“老、墨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言下之意，述史乃是老、墨诸人所不屑为之事。作为哲学的诸子显然高于作为史籍的六经。章太炎第二期学术是以专门名家的诸子学为中心，这一观点与之是相应的。此时章太炎所从事的史学，也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在梁启超倡导“新史学”的同时，章太炎也在计划撰写《中国通史》（《訄书·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都是在类似的意义上进行的。而在《检论·订孔》篇中，章太炎对孔子的推崇则是基于如下理由：自孔子作六艺之后，“民以昭苏，不为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堕，朝命不擅威于肉食，国史不聚歼于故府”，民众因此自由，思想因之解放，私学因之兴起，功劳如此之大，“不曰‘贤于尧舜’，岂可得哉？”六艺作为先秦时代的“修己治人”之法，固然无法令后世“永守旧章”，但“政不骤革”，任何“旧章”都有延续性，斟酌古今，“未有不借资于史”。在这里章太炎把史由历史学的史恢复到了“旧法世传”的那个古义，所谓“旧章”也就相当于章学诚所谓“政典”，史学因此也就是数度与治法之学，即清儒所说的经济之学。这是章太炎第三期学术的重心所在。民国以后，作为共和元老的章太炎内心常以唐代宰相陆贽的功业自期，积极参与现实政治事务，未尝不是这样的心态在起作用。我们把这一时期的章氏学术视作经学，并非章太炎已经回到“常道”意义上的经学，但在学术上他毕竟回到了作为“旧法世传之史”的先秦古义，并同时保持着对孔子的认同。 当然，把六经理解为史籍，把孔子视作“良史”，在两篇《订孔》中都是一致的。这表明，两种史学观念在晚期章太炎那里是并存的，这因此也成为章氏学说常常费解的一面。在章太炎这里，研究历史是为了保存国粹，建功立业，而在继起的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的整理国故运动中，研究历史是为了打倒旧有的文化，对史学的看重以及研究路数虽然有着高度一致，但其初衷竟截然相反，正是历史本身的吊诡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