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学观念嬗变起关键作用的是章太炎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以后以科学派新史学代表的主流经学观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改变的结果，是不仅知识体系意义上的经学被民国以后的学术体系完全肢解，成为文史哲等学科分别研究的对象，而且在许多人那里，经学概念逐渐获得了一个完全超越其具体文化形态的定位。不仅古代的儒家学说，而且包括所有宗教信仰、政治意识形态在内的观念形态都可以被泛称作经学。 首先提出经学已死，试图以超经学的经学史研究自任的是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与胡适、顾颉刚可以说是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几员主将。其中胡适初期主要用力于禅宗与小说，用他自己的话说，主要关心的是研究方法。顾颉刚、傅斯年等主要致力于史学，钱玄同、周予同则关注经学。钱氏不仅在研究路数上尊奉乾嘉，更重要的是作为康、章今古文经学两大系统的亲炙者，最终打破家法观念，提出“超经学研究”，主张“六经皆史料”，成为近代由经入史的关键人物之一。早期的钱玄同所着力抨击的是历代打着孔子旗号的所谓孔教或经学，因此1923年专门提出六经与孔子无关论。经学在他那里被称作“粪学”，属于完全被否定的对象。即便30年代他在否定经学的立场上有所退却，却也仍然认为汉代经学并非一种知识体系，只承认今古文经学的差异出于篇卷文字与政治分歧。稍显另类的是周予同，尽管同意经学已死，视研究经学如“医生研究粪便”，但依然是从学派史的角度研究经学。 其次值得一提的是冯友兰1930年代初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所提出的“经学时代”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董仲舒以前，或者说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前，中国学术处于子学时代，而由武帝直至晚清的康有为，属于经学时代。这里隐含的观点是，经学之为经学并不是因为其具有真理性，而是在政治或宗教等外在权威的干预下所形成的不容质疑的独断学说。冯友兰因此把经学类比为西洋中世纪的天主教神学，认为只有摆脱了经学，才有可能进入中国意义上的近代。此外，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也直接把董仲舒春秋学称作神学。 另外必须一提的是范文澜。作为黄侃的学生，章太炎的再传弟子，范文澜在训诂及文学上也颇有建树，早年曾撰写《文心雕龙讲疏》。其1926年撰写的《群经概论》也是比较早的经学入门书。但范文澜在经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是1941年在延安哲学年会的演讲，即《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一文，更不用说其《中国通史简编》在1949年以后甚至成为整个史学领域的权威著作。在前述文章中，经学被视作为封建统治工具，说穿了也就是汉武帝以后直到清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历数传统意识形态的演变之后，范文澜提出，鸦片战争以后，经学早已“山穷水尽”，逐渐被新的意识形态所取代。这种观念几乎笼罩一时，影响所及，甚至在普通知识界那里，“经学”逐渐成为不同时代所有不容置疑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代名词。1970年代末期，黎澍、程千帆等学者不约而同否定此前所流行的某种“新经学”，由此可见一斑。 经学完全被否定了知识体系的意义，为1980年代以后的经学史研究带来了某种新的争议，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但假如回顾经学观念嬗变的这一历史，便无法不承认，在两种观念之间其实有一个起过转折作用的人物，这便是章太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