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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山王陵， 位于良渚古城内的西北部，1986 年反山发掘，出土大琮、大玉钺、豪华权杖的M12 是核心墓葬。M12：98 大琮，四个直槽上首次发现四组八幅完整的神人与神兽复合像，王明达在反山简报中称之为“神徽”，解开了琮以转角为中轴线向两侧展开的节面图案的含义，原来是简化的“神徽”（下文原“兽面像”改称“神兽像”，神兽像和神人与神兽复合像称为“神像”）。 瑶山祭坛遗址，位于良渚古城外东北约5公里，1987 年发掘，被盗掘的核心墓葬M12 出土了迄今为止唯一一件琮节面弦纹组部位雕琢神人冠冕的琮（M12-2789），琮节面的弦纹原来是神像冠冕的简约表现。 反山M17：8 冠状器、反山M14：135 三叉形器等神兽像，没有神人的形象。反山M12：87 柱形器，圆柱形的外壁错落旋转地雕琢神人与神兽复合像、神兽像总十二幅。说明神像可以分为独立的神兽像和复合的神像。 反山、瑶山发掘，还首次确认了龙首纹玉器，尤其以瑶山M1：30 龙首纹环镯最为典型，瑶山简报关注到龙首短角后方的浅浮雕是近方形的两耳。 除此，通过反山、瑶山发掘，还发现原来冠状器造型的本质是神像的介字形冠帽，玉钺组装件瑁的外形犹如纵向对折的神像冠冕。琮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简化神像的节面和琮形体的组合自始至终。在良渚文化中，几乎所有的玉器都有神像的影子，神像完全主宰了良渚玉器。 2010 年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M207，出土了2 件通体雕琢十幅神像的象牙权杖，其形制与反山M12 豪华玉瑁镦权杖完全一致，说明神像贯穿了良渚文化千年发展的始终，神像也成为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良渚区域社会稳定和认同的标识。 反山M12：98 大琮的完整神像，神人的脸和冠帽、神兽的大眼和鼻嘴部位用减地浅浮雕，神人上肢和神兽下肢用阴线刻划。浅浮雕是强调，在神像图案化的琮节面上，就简化形成所谓神人的“小眼纹面”和神兽的“大眼面纹”（邓淑苹：《考古出土新石器时代玉石琮研究》）。神人脸面作倒梯形，显然不是一幅正常人的脸面，是一幅假脸或者覆面。重圈为眼，眼角两侧有尖角形刻划，是流行于崧泽文化晚期陶器上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的移植。宽鼻，内卷弧线勾划鼻翼阔嘴，内以横长线再加直短线分割来表示牙齿。神人佩戴介字形冠帽，外层是顶部为尖突的介字形冠，接近双臂平展的宽度。内层为帽，填刻螺旋线。冠帽上刻划放射状羽线。神人耸肩，平臂弯肘，五指平张位于神兽大眼的斜上侧。神兽重圈大眼，填刻“线束”，大眼的斜上部位刻划小尖喙样的三角，也是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的形式，大眼的斜上部位为月牙形的耳朵，这一部位在江苏武进寺墩简报中读识为“眼睑”，实际上是耳朵的蜕化。下肢做蹲踞状，鸟形爪。 关于神像，介字形冠帽象征天、神像和神兽复合的形式等，在学界已达成一定的共识，但是神兽像的原型和源起，仍众说纷纭。神像的含义涉及良渚社会信仰的本质，是讨论良渚社会结构和性质的基础。笔者在《神人神兽的真相》（杭州出版社，2014 年） 对此进行了梳理和阐述，本文再作补充。 神兽像有崧泽文化玉龙的重要因子——延续 玉龙（又名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箍形器、璧环是红山文化晚期的重要玉器，距今5500-5000年，红山文化晚期早段和晚段大致以距今5300 年为界（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也恰是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分界节点。距今七八千年，兴隆洼文化以玦、弯条形器为代表的玉器组合向长江下游传播之后，距今五千年左右，红山文化又开始了向长江下游扩散第二波的玉文化，玉龙就是其中的最典型代表。除了凌家滩墓地，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太湖流域多处地点出土小玉龙，个体虽小，但形制完全相同。如果说第一波的传播从兴隆洼到河姆渡，耗时近四五百年，那么这一波的扩散几乎及时抵达。 在良渚文化早期，玉龙还发展为正面和两侧面的龙首纹、图案化的二方连续的龙首纹，它们分别被雕琢在如璜、圆牌、环镯的外缘，以及管、柱形器的外壁。良渚文化早期之后，玉龙和龙首纹就不见了，完全被神像所取代，成为平面展示和以琮折角为两侧整体展开法的展示。 玉龙，除了蜷曲的身体，重圈凸眼和耳朵是重要的特征，神兽像的重圈大眼和原先以为眼睑的月牙形耳朵在形式和结构上与玉龙极为吻合，两者图像之间明显存在着演进的关系。无独有偶，红山文化的玉龙也发生了从圆雕到平面化展示的演进过程，牛河梁第二地点Z1M21：14 神兽玉牌，两侧尖角耳朵，下端还有卯销孔的镶插榫头。早在1988 年7 月，马承源就注意到了良渚神兽纹与红山玉龙之间基本因素的相似性，如果单体的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小玉龙早出土，认识可能更早（马承源：《从刚卯到玉琮的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