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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底，周大爷打来电话，说他有点事要我帮忙，希望我能在北京找记者帮着解决一下。我问具体啥事，他说等我去时再当面说，也不是很着急。两周后，我忙完手头活，于11月18日去了大爷家。这才得知是跟后院那家关于房前屋后的地界之争：多年来，大爷家每年都为屋后那块地向村委会缴纳承包费，土地使用权也无人争;但是去年，村委会不知如何盘算的，又把这块地划给后院那家。两家都手执合同，为此地屡起争执，大爷去村委会反映多次，却总是被推三阻四地拖延。一年过去了，老人家得到的答复多是“再等等”、“过几天给解决”之类的话。对村官的推诿扯皮实在无望了，他才想起从电视上看到的类似法治节目，于是想到要我帮这个忙。 我生长在农村，虽然一直不事稼穑，但我清楚地知道农民对半垅地、一分田的珍视。我再不食人间烟火再书卷气，也没“洒脱”到劝大爷“让他三尺”的地步。明眼人一看便知症结在于村官的 “一女嫁二夫”，但因何至此?为何村官认知到有错却不能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问题呢?为利所熏?为势所逼?无快刀可用?还是在熟人社会中投鼠忌器?……不得而知，我只无端地感觉到这团麻中有数不清难解的小疙瘩，非我力所能逮。 那么，找官方媒体吗?这确实是大爷家的大事，但在记者们那里似乎是小事，向媒体讨“说法”会有望吗?我悲观。也不妨做个积极点的设想，即在媒体干预下大爷家最终如愿收回了“失地”，可在到“最终”之前，谁能耗得起这持久战呢?能指望被整治的村官被理所服吗?在这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稳定社区中，谁能保证这样的对峙就一次性终结了而不上演续集呢?我依旧悲观。 我非官，亦不通为官之术。但我知道，我如果能跟“上面”的人通上话，那所有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深谙世事的周大爷找我也是出于这一考虑。说简单就这么简单，但前提是另一家和村官都无“上面”撑持，否则更悲观。我把这些利害关系和后顾之忧都明示给大爷之后，建议他继续找村官求解。大爷颔首，并故做轻松状，嘱我别有负担。 可我心中真的不安：当初我为完成博士论文，来到这希望的 “田野”上，“田野”倾其所有，成就了我的希望;可现在，当“田野”发出的呼唤时，我却两手空空，无以为报。 我希望能找到一件帮得上忙的事情来做，减轻我的负疚感。当我再次看到他家东厢房里乱陈的约上百件的瓷器时，我想可以试试吧。4年前我来调查时，那些瓷器就杂放在那里。听大爷讲，这些瓷器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走外贸的，后来交易中断，就被积压在家了。农村人用不起这些工艺品，20多年了一直未联系买家。说实话，我第一眼见到那些很“民俗”的图案就喜欢上这些瓶瓶罐罐了。大爷指着一个有牡丹花和白头鸟图案的高颈花瓶顺口就说出：这叫“富贵绵绵到白头”。他告诉我另一个直筒状的是 “箭筒”，上面画的是正月十五舞龙灯的场面，名为“百子送灯”……我问大爷这要卖多少钱一个，他说七八十块钱就卖吧，留着没用。见我喜欢，大爷就让我挑一个，说是送给我。我心领大爷的真诚，知道给钱他们也不能收，当然不能空手取物，就想下次以代为别人买的名义带两个喜欢的回去吧。 (责任编辑：admin) |